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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科学是一门覆盖许多学科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需要各方面的学者积极参与，各自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分别予以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交叉、综合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深化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学科发展过程，并不是结合现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就可以充分建立起来并相对固定为一个文化遗产科学，而是要伴随着各个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文化遗产研究，而且文化遗产研究的现实需要也会反过来促进各个相关基础学科自身的深化和发展。

我是一名历史地理学工作者，鉴于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文化遗迹的研究密切相关，而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是文化遗产这门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在中国比较迫切的研究课题。所以，下面我想主要围绕这方面的内容，就文化遗产科学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谈一点粗浅想法，不妥之处，请大家予以指教。

首先,历史地理学研究是认识历史文化遗迹形成和分布规律的一项重要基础。这里所讲的历史文化遗迹，是指存留至今的地上地下固定的有形历史文化遗存。

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产生并存留下来的，而每一处遗存都带有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独特地理背景。只有充分了解这些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知识，我们才能够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形成与分布的地理规律具有清楚的认识，从而也才能够合理地规划和开发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产。

仅仅从历史文化遗迹这一方面内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历史地理学是文化遗产科学的重要学科基础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假如没有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支撑，文化遗产科学就会成为跛足的畸形学科。

一般说来，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以及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造就的人文和经济地理事物的发生原理与分布规律的科学，在它的研究活动中，尤其注重对历史时期各种地理景观的探索。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地理景观内容十分广泛，它几乎可以涵盖存留到今天的所有历史遗存，所以才会成为当今保护与开发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学术基础。

历史地理学对于文化遗产科学的基础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即：对于认识文化遗产资源历史价值的指导作用，对于追寻文化遗产资源的指导导作用，以及对于保护与规划、开发利用文化遗产资源的指导作用。

历史地理学从大的部门划分来说，可以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三大领域。下面我就分别从这三大分支学科领域，谈谈它们对于文化遗产科学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人类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以及在人类活动影响下自然环境所发生的变化。

一方面，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人文景观的形成与形态，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变迁也造就着经济和人文景观。

前者亦即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对经济、人文景观的影响，比如长城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尽管它的走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屡有变迁，但基本上是一直受到半干旱草原地带与半湿润森林草原地带这一大的地理界限的制约，而这一界限是随着历史时期的干湿冷暖波动而不断有所变化，长城的走向也随之有所变动。

不了解历史时期中国北方气候生物带的推移变迁规律，自然不能够很好地理解由此形成的长城在表面的军事防线背后所潜存的这种的农牧分界线意义；而且进一步推演，还可以看到，在由农牧分界线所制约的农业民族与牧业民族的分界线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流、融合或冲突、战争，等等。这样，便可以由此追寻到一系列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的存在状况及其分布规律，制定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

又比如黄河的堤坝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而历史时期的黄河河道变化频繁，几乎从北到南横扫过整个黄淮海平原，因此也随处都留下了古黄河河堤。不了解黄河河道变迁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无从掌握和了解这些古黄河河道的性质及其分布规律。

还有像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它背面的城墙在始建时受到渭河河道的严重限制，所以才顺着河岸修成了曲曲折折的形状。可是今天的渭河河道早已北离汉长安城北墙很远，若是不了解渭河河道在历史时期的摆动情况，对于长安城的城市平面形态就会感到十分困惑。

后者亦即自然环境变迁所造就的经济和人文景观，如开封的繁塔，现今其绝大部分塔身都已深埋地下，只有塔顶一小部分，还留在地面以上。其实这种看似形状奇特的梵塔景观，正是宋代以后黄河在这一代频繁决口泛滥致使泥沙在地表大量淤积的结果。了解到相关的知识，在开发利用黄河泛滥区内历史文化遗迹时，就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被黄河掩埋了的遗迹，这里面甚至有一夜之间完全被黄河埋没的宋代巨鹿古城。

又比如陕北的统万城遗址，现在是处于黄沙包裹之中，可是当年在十六国时期贺连勃勃在这里兴建都城的时候，当地的自然环境要远比现今优越，正是由于沙漠化的不断加剧，才使它成为沙丘中一座的荒城。在充分了解历史时期沙漠扩展过程的前提下，就可以按照当时的自然环境，把相关的古城遗址连成一线，整体规划并开发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深刻揭示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

类似的情况，还有塔克拉玛干等沙漠地区诸如楼兰古城这样一些古代曾经兴盛一时的废弃城址，它们的废弃也都与沙漠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

社会公众、新闻舆论和相当一部分没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现在一般都简单地认为古城的废弃是气候日趋高温干燥，造成降水减少，加之河流上游农业灌溉截留河水过多，造成河流和绿洲萎缩，从而导致沙漠化严重加剧，才会使这里的许多古城成为废墟。

其实南疆地区降水稀少，当地的水源自古以来一直以高山多年积雪为主，高温干燥的气候，实际上更有利于融化高山积雪，增加沙漠河流的水流量，所以不可能因温度的升高而造成河流和绿洲萎缩，并导致城邑废弃。造成沙漠中城邑废弃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沙漠河流河道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如果没有人为的强制作用，在一定时期后，这些河流往往会自行改道。河流改道致使旧的绿洲废弃，但是新的绿洲也会伴随着新河道的流向而生成，同时人们也会建造新的城邑。

所以，从总体上看，这里绿洲的面积并没有缩小，城邑同样没有减少，人们在沙漠中还保持着大体相当的生存空间。不了解南疆绿洲河流的水源和水道特点，就很难体味到这些古城的兴废缘由，从而也会在制定保护和开发规划时，不必要地过多考虑气温升高的因素。

历史经济地理涉及到所有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问题，包括许多具体的经济部门和领域，诸如产业分布、商业、交通、城镇等等。

比如在历史时期的交通道路方面，像举世闻名的大运河，现在还留有很多遗迹，要想了解大运河的布局、走向及其变迁，就要对于当时全国的整个经济地理格局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解唐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在黄河下游平原，唐代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平原逐渐取而代之，从而才能明白大运河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相脱离的产物。与此相关的是，还要了解运河各段不同的水文情况，认识到虽然花费巨大人工开凿了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等几大水系的大运河，但是淮河以北的河水径流量实际上很难承负大型运输船只的顺利航行，从而才会明白何以会在沿途修建那么多的相关航运设施和粮食中转设施，比如早已系统发掘的洛阳含嘉仓遗址等。

还有像川陕交通中的秦岭通道，只有我们从全国地理格局出发，了解到关中地区和四川盆地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军事地理位置，从而了解到这些通道对于全国的重要战略意义之后，才能搞明白褒斜道上那些壮观的石门石刻所蕴涵的重大历史信息，在开发利用和进一步发掘历史文化遗迹时，不是孤立地看待石门，而是把它作为褒斜道这一重大历史文化遗迹的一部分即把褒斜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再比如在城市、聚落地理方面，不论是一个聚落、城邑的平面布局形态，还是它的位置选择，都要到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和需要之中去寻求解释。

像最显著的历代都城，有许多古都或多或少地留存有一些历史遗迹，它们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都离不开相应的历史地理知识。在这一方面，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就曾对北京城的合理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保护了一批重要的历史遗迹，像积水潭、莲花池等等。

還有像古城西安附近，现在保存着西周沣镐、秦都咸阳、汉都长安、隋唐大兴与长安、宋永兴军、明清西安等多处城址。这些城址能够大致保持在一个小区域内相互承接，是由关中地区在全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特别是其军事地位，还有这一区域在关中内部的核心地位以及交通枢纽地位所决定的；而各个城址在不同朝代之间的小范围移动，则又是由于河流、地势、交通位置、水源情况等一系列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要想深入认识这些历史遗迹，就需要历史地理工作者提供出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

又比如在商业方面，晋商和徽商是明清以来中国的两大地域商帮，二者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是这两大商帮的商人都很注重住宅和乡镇建筑的建设，至今仍留下许多华美壮观的建筑遗存。探析这两大商帮的形成和兴盛原因，都离不开这两个地区在全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地理区位。从这一深层历史背景出发，我们才能更为深刻的把握这两大商帮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独特历史意义。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人文活动的地理特征问题，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

首先是狭义的文化遗迹，像山东曲阜的孔庙，大家都知道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象征，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山东齐鲁地区在唐代中期以前，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源地，站在这一历史文化地理的背景上看孔庙，自然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和认识。

再从基础上看，这种文化中心源地的位置则是以其经济中心的地位来支撑的，所以当唐代中期以后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后，文化中心源地便也随之南移，以致我们今天在苏州等地还可以看到许多状元巷之类的历史遗存，而在北方和其他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就绝对见不到这样的历史遗迹。

还有像遍布各地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遗迹，仔细分析都可以看到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简单的像藏传佛教就主要在草原游牧地区传播；又如云南的许多佛塔呈双层级造型，则显然与缅甸等地的小乘佛教的影响有关；还有佛教石窟的分布状况，既与北方的文化环境有关，在具体的位置上又显然与交通位置密切相关，像克孜尔千佛洞、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云岗石窟就都位于中西交通的通道上，等等。

了解到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今后在保护以及规划开发利用方案时，就可以把它们按照历史的地域关系，联系到一起，使之由单体转为互有内在联系的一组群体历史文化遗迹，相互映照，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

还有像山岳的崇拜，产生了最早的山岳礼仪建筑，形成了四岳、五岳等一系列名山。最初的四岳是以今河南、山东、河北几省交界平原地带为中心的先民，把四周边缘的四处高山崇奉为四岳，后来随着活动地域的扩大，除东岳泰山以外的岳山又向外推移（北岳恒山衹是具体祭祀地点的推移），并增加中岳，才形成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五岳。不了解这些历史地理学背景，人们往往就会被各地相互抵牾的五岳记载，弄得晕头转向，从而也就很难给社会一个合理的解释。

后来佛教、道教又推而广之，占据更多的山林，作为道场。其每一座山头，教门教派，也都各有特色，都受到各自教门教派地理传播扩散进程的制约。

又比如关于军事地理设施，我在上文曾提到长城，除此之外，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古代关隘，也是重要的军事设施遗存。从军事地理角度研究这些关隘，是认识他们的基本视点。像函谷关、武关、山海关都是非常著名的关口，仔细分析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变化规律，即随着区域开发的逐步加深，这些关口都存在着由所防守区域逐渐向外侧推移的变化，不阐明这种历史地理规律，面对历史文献中对于同一关隘所记载的不同位置，同样会产生很大困惑。认识混沌，位置便无法确定；至于保护与开发利用，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这样从宏观角度多做一些综合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于理解、认识乃至开发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迹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除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对于认识历史文化遗迹的积极作用之外，我还想在这里简单谈谈历史地理学文献对于人们领略历史文化遗存风貌所起的作用。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比较常用的文献资料，就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历史文化遗迹而言，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文献资料，即古代的地理学著述，不仅仅是我们学者研究相关遗存地理特征的史料，同时它也是人们在开发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迹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凭借。

中国最早的地理文献——战国时期成书的《禹贡》里面就记载了许多名山大川的情况；时代约略相当的《山海经》，里面更有许多神奇的记载，这些记载以及后世的同类记载本身都已经成为相关名山胜迹历史文化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各地开发利用时的重要资源。

在中国最早的地理总志《汉书·地理志》里面，对名山大川以及有关神祠庙宇的记载更为全面、系统，后来的地理志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总的来说，是愈来愈为详细全面。大致在隋至唐代初年，出现了记载日趋繁复的转折性变化。只是这一时期的著述大多都已散佚失传，北宋初年编纂的《太平寰宇记》，是传世最早的这类文献。南宋时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编纂的《方舆胜览》，首开引述前人诗文成语来评价赏誉名胜古迹的做法，这是我们今天开发利用各地历史文化资源时最为便捷的凭借，应当很好地加以利用。

我們今天考证历代地理沿革，包括名胜古迹的历史状况，最好、也是最便捷的书籍，应当首推清代官方主持修撰的《大清一统志》。它是从事历史文化遗迹开发利用的学者，应当必备至少是必读的基本书籍。即使你只做某一地方的具体工作，多翻翻这种书，也可以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学术素养，有利于做好具体工作。

至于各地的地方志及其前身图经，当然会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只是需要注意明清地方志在记述古代史事时常常会有疏舛讹误，不一定可靠，需要查阅更早的原始记载。各个地方一些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学者，经常因此而造成一些失误，所以需要提请大家、尤其是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特别加以注意。

除了各类地理志之外，古代的山水记也是需要重点加以开发利用的文献资源。在这方面，当然是以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最为著名。此外还有一部重要著作，应当予以特别关注，这就是清初顾祖禹的历史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讲述各地的军事地理形式，极为精彩，是开发历史军事地理资源如古战场、险要、关隘等等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

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社会给文化遗产科学提出了更多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和任务，相应地也向各个相关学科提出了许多要求。如上所述，在这当中，历史地理学担当着重要的基础研究任务，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有历史地理工作者都应当进一步重视文化遗产科学的发展，并且积极行动起来，主动为这一多门类综合学科的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

【附案】這是一篇舊稿，撰寫於二十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