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一个使国家兴盛的君王

不可能荒淫无道

——略论对武则天的评价争议及其原因

王少卿

历代对武则天的评价分歧很大，毁誉不一。从时段上看，唐朝肯定，宋朝否定，明清两代兼而有之，1919年后主要趋于肯定，20世纪80年代后肯定占主流。从评价内容看，多数人对她滥杀无辜、任用酷吏、后期奢侈予以否定；对她知人善任、善于纳谏、执政力强、国家兴盛予以肯定；对其“性非和顺”、荒淫无道、谋权篡位等问题存在争议。从评价依据的资料看，主要还是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能使国家兴盛的人是无道昏君吗？评价所依据的史籍可信吗？

皇泽寺-武氏家庙

一、武则天杀害子女事件的真伪辨析

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父母与子女是首要亲情，一个人的人性、仁心如何，这个关系具有本质性证明。

（一）杀亲生女儿安定公主的记载没有可靠依据。

此事最早的记载是唐德宗时期的士曹参军苏冕所撰《唐会要》：“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唐会要》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记载了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历史，以典章制度变革为主轴，后又经扩编，涵盖整个全唐史，很有史料价值。

《旧唐书》仅在武则天本纪最后的“史臣曰”中有“振喉绝襁褓之兒”之语，其余无记载。《新唐书•后妃列传》载：“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资治通鉴》卷199记载：“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再把两处记载前后内容延伸阅读分析，可以断定，《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抄袭了新唐书的记载。白寿彝所编《中国通史》，可能觉得此事不可信，没载此事。

上述资料说明，武则天所生一女儿突然死了确有其事。宫中凡事总与政治挂钩，利用该女之死来相互打压是“后宫习俗”，但致死原因当时陷入“罗生门”，以至于“帝不能察”。新旧唐书有关武则天的记述，已经被学术界质疑。我们也可以分析，无论是武则天还是王皇后杀害其女，都必然是秘密进行，尽管皇宫值守森严，但要拿到可靠证据，还是很难，所有死因的结论都应是分析推断而出。史籍如此纳入记载不是“轻率”能够解释，一定有其主观故意。

（二）太子李弘病死的证据严肃而充分，非武则天杀害。

最早记载李弘之死的材料，是唐肃宗时期柳芳在其所撰的《唐历》中写道：“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本来“不以寿终”4个字，就是夭折早逝之意，但与前面“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连接起来，似乎有了因果关系，这就给好事者留下了猜疑的空间。

之后是《旧唐书•承天皇帝倓传》记载了和柳芳同时代的李泌（唐德宗时官至宰相）对唐肃宗说的一段话：“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李泌是第一个把李弘之死上升到政治高度，明确提出“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的人。他这段话后来就被《唐会要》（卷2《追谥皇帝》）和《资治通鉴》（卷202“上元二年”）所采录。此外，《新唐书》的《高宗本纪》《则天皇后传》《孝敬皇帝弘传》也都据以记明李弘是被鸩杀的。李泌和柳芳都是唐肃宗时代的人，距上元二年李弘死已近百年，也是靠别的史料或听人传说而已。何况不少学者认为李泌所言是以古喻今，当时李泌担心肃宗在张皇后的挟制下再杀长子李豫，便以武则天的往事为鉴，拿李弘比附当年被张良娣、李辅国进谗言害死的肃宗第三子，于是把李弘说成是被鸩杀。李泌怀有具体政治目的的这种说法不应该进入史籍记述。《资治通鉴》编者可能觉得直接采信不可靠，所以在其《考异》里作“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的说明，以表明其编者质疑此事真实性的态度。

太子弘在合壁宫薨逝是多年患痨瘵（肺结核）病的结果，其根据非常严肃而充分。第一，有可靠的史料作证。《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列传》记载：“咸亨二年（671），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时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令出降。”由此可见，当时太子李弘多病，监国由戴至德、萧德昭等辅弼代理。过了4年，到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仅24的太子李弘，在随父皇、母后游幸东都苑时，死于合壁宫绮云殿。当时高宗李治有诏曰：“皇太子弘……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因兹感结，旧疾增甚……谥为孝敬皇帝。” 这里再一次印证了李弘身染肺结核的病情。李弘安葬于洛阳恭陵时，唐高宗写《孝敬皇帝睿德记》说，李弘听到父皇将推大位，闻言鲠泗：“伏枕流欷，哽绝移时，重致绵留，遂成沉痼。西山之药，不救东岱之魂；吹汤之医，莫返逝川之命。”《金石萃编》卷58收录了这篇碑记，还提到抢救医治之事。《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列传》亦录高宗诏书说：“太子婴沈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从这个诏书可看出，李弘自从立为太子就染上痨瘵。李弘娶裴氏一年半未能有子嗣，大概也与他的病有关。肺结核，直到民国都是不治之症。武则天没有必要去杀害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何况太子名声好、影响大，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杀害这样名位的人，即使跨越了感情关，政治风险也非常大。

第二，武则天没有谋杀动机。按照《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说法，早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就“则政妇房帷，天子拱手矣”，时隔10年之后，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上元二年（675）（《郝处俊传》的记载是上元三年）三月，“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这足以说明上元二年李弘逝世的那个阶段，武则天还受制于大臣，她的心志也许还没膨胀到一定要当皇帝。况且，高宗还健在，同时，李弘之下还有几个皇子都已成人，即使没了李弘也会另择太子，她如果处心积虑地谋杀太子，高宗不可能没有察觉和防范；她如果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母子关系不好，高宗又怎么会那么喜欢信任她，并晋称为“天后”呢？

第三，因太子请嫁二公主母子结怨而被害的记述矛盾且不合情理。《新唐书•卷76•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庭，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杀弘。”《新唐书•高宗本纪》《资治通鉴》对此记述除“年逾三十不嫁”之外其他大致相同，都认为太子弘是因为请嫁二公主一事与武则天结怨而被杀。太子弘请嫁二公主是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高宗李治时年43岁，长子李忠如果在世也就28岁，做为妹妹的二公主是不会超过28岁的。何况太子薨逝是上元二年，与他请嫁二公主时间相隔了4年，4年后又去报复不合情理。更何况请嫁二公主之事既非大事，更无碍武则天什么大事，史籍又为何视为要事而记载呢？

第四，李弘死后，武则天难抑悲痛，抄写道经。敦煌卷子中的御制《一切道经•序》以武则天的口气而写，甚至很可能是武后亲撰。其中内容表达了一个母亲在失去儿子时的痛苦，为故去的太子抄写36部道经经卷，反映的是母子情深，这也与高宗在《孝敬皇帝睿德记》中“天后心缠积悼，痛结深慈”之说相吻合，也说明李弘并非“失爱于天后”。

二、“神龙政变”之后唐朝官方对武则天的态度及评价是肯定的

唐代评价武则天的依据相对直接，不像后来必须经过文献资料介质而间接分析推论。加之唐代社会比较包容，所以其评价相对可信。

历史学家吴晗就认为，评价武则天应根据唐人对她的态度，而不应相信宋以后的传统看法。神龙政变斩杀了男宠二张等人，中宗复位，武则天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李显复位后，率百官前去问武则天起居，此后“每十日一往”。当年武则天病逝，第二年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中宗给武则天举行隆重的葬礼。国子司业崔融所撰的《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盖棺定论武则天的一生，言之“至哉坤德”“惠心泉塞”“家道以正，王化之基”“仗义当责”“沉潜刚克”“忘躯济厄”“制礼作乐”“返朴还淳”“英才远略”“四海慕化”“九夷察朔”“鸿业大勋”，对她的人性品格、勤政担当、政绩功劳等，都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a。睿宗即位后对武则天的评价有所降低，玄宗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武则天。盛唐以后的唐朝统治者对武则天相当尊重，不仅把武则天绘进《历代圣贤图》，而且每当春耕时节，都要让有关人士进献武则天时期所撰写的《兆人本业记》，效法武则天进行劝农 。此外，在乾陵献殿中所塑造的武则天依然是天子形象 ，皇帝和百官朝谒乾陵时，都要向她行天子之礼。

按照《新唐书》“武氏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的观点，而神龙政变诛杀了一些人，不但没有杀武则天，而且对她依然尊敬，甚至依然称臣，中宗等人“每十日一往”问候。武则天死后去了帝号，但有皇后的尊号。按传统丧葬文化习俗，和高宗同葬于乾陵至少认为她与高宗相配，不会伤及先帝高宗的名声。特别是《哀册文》就是盖棺时的定论，相当于民间的祭文，对逝者生前有简要的总结评价，虽多是褒扬溢美，但褒扬的方法是选其优点而歌颂，不会无中生有，不会优劣颠倒，否则，会遭到当时人们的讽刺；也就是说《哀册文》对其所颂扬的优点和功绩，是武则天生前客观存在的，只是有些拔高。

至于她在有生之年恢复李显的太子之位，打算还政于李唐，这不仅仅是狄仁杰那句“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的劝说而下定的决心，很可能是她深深地认识到：再能干的人也斗不过渗透臣民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她从大局考虑，还政于李唐。

三、记载武则天史籍的可信度分析

《旧唐书》仅用4年时间于后晋开运二年（945）编成，因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因此，宋祁、欧阳修责语句在两书里信手拈来。《资治通鉴·隋唐纪》等奉命用17年时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完成《新唐书》编纂并“布书于天下”，从此《旧唐书》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旧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两书比较，一是体例结构和编纂规范上新书远超旧书；二是资料和内容的涵盖范围新书超旧书；三是编者注入的主观意志新书远超旧书；四是资料的可靠程度旧书超新书。如果说《旧唐书》杂乱无章，那么《新唐书》因过分追求规范、损伤原始资料、主观色彩浓郁而可信度进一步下降。

新旧唐书包括《资治通鉴》都是在“褒贬以言，孔道是模” 的新儒学即理学的指导思想下撰写的，总体上对武则天是持否定态度。新旧唐书都使用所谓的“春秋”笔法对武则天竭力贬责，《新唐书》更加为甚。比如，《旧唐书·武则天本纪》说“后素多智计”，《新唐书·武则天列传》中说“才人有权数，诡变不穷。”类似的贬责语句在两书里信手拈来。《资治通鉴·隋唐纪》是司马光在范祖禹草稿的基础上删改而成的。其中采用了旧史中有关武氏过恶的一些记载，也就是在选材上蕴含了否定，但明确使用损毁言辞对武则天贬责较少，在某些地方还表现出赞赏的态度。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也一致肯定武则天在用人、纳谏、政由己出等方面的政绩。

四、贬责武则天的原因思考

（一）儒家道统文化不接受女皇帝。

武则天思想意识的文化基因组成是复杂而多元的。她通文史、好书画、习诗文，自然儒学功底不浅。在唐朝皇帝尊老子为祖先的环境里，她在她的施政纲领《建言十二事》中明确提出“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的道家主张。她从小受母亲礼佛影响，加之《大云经》为她当皇帝奠定了理论、舆论基础，所以她后来支持佛寺。她执政风格当仁不让、革故鼎新、赏罚明确、杀伐果断，这是典型的法家特色。这样一个人物，既具有诸子百家元素，也难以得到某一家的接纳与完全认同。特别是她先为太宗“才人”，后为高宗“昭仪”，侍寝父子两位皇帝，甚至后来还收养男宠，且当事人是皇帝皇后，属于国父国母，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儒家女性应尊崇的伦理纲常，也伤了国人颜面，在顶礼膜拜“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里属于大逆不道，儒家必然给她冠以不守女性“道义”的名声。她几次废立太子，而终于改唐为周，自立皇帝，这在皇位应由“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而得来的观念里，又必然给她冠以对李家天子篡位“不忠”的名声。这“不忠不义”的做法颠覆和惹怒了儒家文化，是遭到后世以儒家道统文化历史审判的根本的甚至唯一的原因，污名化她在所难免。唐朝社会相对包容，接受了武则天。而宋朝时候儒家成为主流文化、官方文化，从胡致堂对武则天“使其生为男子而临天下，其雄才大略殆与孝武等矣”的评价，可以看出已经到了以性别断是非的程度。武则天不好的历史名声主要源自宋朝的污名化而流传。

（二）破旧立新的改革者遭非议是普遍的历史现象。

新陈代谢是规律，是一个斗争和阵痛的过程。改革是循序渐进还是大刀阔斧，这个度很难把握。多数改革都是打击和限制既得利益者的大规模动作，必然伤及部分势力的利益，产生激烈的对抗，付出代价。历史上的变法者其结果多数是不好的。雍正皇帝是改革力度很大的帝王，史上中伤他的人很多，他的谜团也多，争议也很大。武则天也是一个喜欢改革的人，当然，最大的改革就是《旧唐书》武则天本纪中所写的“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这个“革唐命”的直接代价是，李家及其忠心于李家的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而武则天留下了千古的骂名。

（三）君王的使命担当与无奈一般人无法感同身受。

一是作为执政塔尖的君王有其特别的唯一性，再没有人为其遮风挡雨。天下大势，纵横事物，必须直面应对。多少双眼睛紧盯着，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这本就不是一个高枕无忧任意享乐的位置，而需要认同、支持、支柱。要人认同，就不能为所欲为，只有先受制于人，才可能制约他人。君王位上，必须明察秋毫、敏锐机智，历史上哪一位杰出君王没有敏感多疑的特点呢？无论你当初是多么仁慈单纯，那位置固有的特性规律都会逼迫你与之相应。像武则天这样公认政绩突出的人，她的内心世界没有人可以诉说，她很多原本意图就是高度机密，后人对她的“意图”之类仅仅是猜测而已，有些评价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些史书里把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样得下去？我就不信。”

二是执政方式和措施的正确与否，对于封建帝王很难评价。一般认为评判标准是：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平安稳定，推动历史进步。但这毕竟是一种理论化要求，而执政是实践，理论可以使用数学的微积分计算精确，而实践却做不到。政策措施的制定往往都有“一刀切”的特点，具体实施者如果不灵活变通，甚至夹带私心，滥用很难避免。再者，无情地打击对立面是封建王朝角逐权力的通用方法，甚至包括任用酷吏在内。史载，初唐时期最大的一桩政治冤案，就是长孙无忌为使自己的外甥李治当上皇帝而蓄意诬告李恪谋反，致使李恪被杀的情况。类似的宫廷角逐已为常事。由此，武则天的专权、多疑、滥杀无辜等问题，也不是她一人所独有。执政的方式方法是为执政目标保驾护航，换用温良恭俭让的风格一定就行吗？

三是君王的个人情感要服从于职责担当的理智。有作为的皇帝对于臣下的建议都十分重视，臣下的建议有很多就是对皇帝的监督与约束，皇帝的个人私情欲望被臣下阻止的也不少。古语言“圣人无情”就是对此的诠释。武则天是公认善于纳谏之人，《新唐书•则天皇后传》中说她“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我们不能以普通人的情感去度衡天子。

（四）资料的缺失和史官的偏颇导致无法全面了解真实的武则天。

安史之乱后，唐朝式微，“向时遗籍，尺简无存”，甚至国史、实录不修，没有官方纪实资料。新旧唐书特别是《新唐书》多以儒家标准甚至自身好恶而搜集、取舍、编辑资料。《资治通鉴》的主体资料是新旧唐书，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加之《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范祖禹等人儒家思想浓厚，褒贬武则天自在其中。只是当人们从史籍中读到一个荒淫无道的帝王却政绩突出之时，便觉得有悖常理，这时去分析原因、辨析真伪，想全面系统客观地了解真实的武则天，已经非常困难。

（五）政治气候的影响也很大。封建时代，文化受政治的影响很大，天子的姓氏名字在其他文字中要避讳，文字狱也几度在历史上出现。还有一个文化习俗，就是善于以古喻今、感咏抒怀。这些导致对历史的评价既有故意指桑说槐，也有顾忌讳莫如深，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公正客观。唐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曾受到最高统治者态度的影响，宋元以后的评论曾受到理学的影响，20世纪对武则天的评价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毛泽东说：“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时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哪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要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这段话史志工作者应该谨记。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原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作者：王少卿（中共四川省广元市委办公室调研员、原广元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