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不是要培育关于过去的充满了彼此永远隔阂的怨恨和认同的回忆，而是要努力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发生。它是在寻找解释；它试图确定原因和后果。”

这是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的著作《历史学十二讲》一书中一段引人深思的话。这段话本质上表达的是普罗斯特关于历史学的作用或曰社会职能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历史很重要，“以史为鉴”、“读史使人明智”这些话我们耳熟能详。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以史为鉴”，为什么读史能够使人明智呢？这就与历史学的“职能”有关了。

衡量原因

历史学不仅是一门让人们了解古往今来的史实故事的学问，它还“肩负”着一些很重要的社会职能。史实固然重要，但更有意义也更具难度的是寻找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为此，历史学必然包含比事件更宽广的时间跨度。

如果历史学家顺时间而下，考察后果而不是原因，那这种寻找就更容易。一个事件在那里了，我们可以确定其后果：不管是什么事件，这一点都很清楚。无论是19世纪发明铁路，1914年的一战，还是某一场选举，对历史学家来说，描述其后果总是相对容易些。

这些事件被视为“历史性”事件也确实正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历史学家位于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享有的有利位置让他们可以较轻松地完成工作。

如果要溯时间而上，确定事件的原因，难度就要大些。我们以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为例。历史学努力对1968年事件的诸多原因分出等级，确定哪些是深层原因，哪些是直接原因。

属于深层原因的有：数年之间大学入学人数猛增，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抗议活动增多（这又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斗争以及越南战争有关），政府统治仍是传统上的专断作风，反对党派力量薄弱（这与教育实践中近年兴起的自由化相冲突）等等。显然，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凑到一起，就不会爆发1968年事件。

然而，这些因素只能构成事件爆发的可能条件，而没有解释事件为何爆发，只有这些因素的话，事件并非不可避免。因为还需要更为直接的原因。

历史学家提到了两点，一方面是1966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大学中气氛相当紧张，迫在眉睫的难题是组织六月份的考试，以及宣布1968年入学考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大学当局对于学生抗议时的表现。可以说这是点燃炸药的火星。

为了解释历史，历史学就这样来确定诸种原因和条件，并将之分出等级，或者说掂量它们的分量。

衡量原因是历史学家这份职业中的日常工作，如果做更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衡量原因常常依据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行动者在情境中能有多大的自主。一个极端是潮流浩浩荡荡，外在因素众多，行动者无能为力，只能承受而无从改变；另一个极端是直接取决于行动者的介入。

一方面是约束，另一方面是自决。在两端之间，是一个连续体，在这里，个体行动者组成集合体，他们的介入是一种复杂的终结，可能会无果，会迟滞，也可能会反而事与愿违。

历史学显然不能将解释只建立在难以抗拒的潮流或是只建立在行动者的介入之上；它必须二者兼顾并尽可能地弄清楚它们是怎样交错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要构建一个世界，在这里，责任受到约束，没有命中注定，也从来没有完全的自由。

塑造个人

除了衡量原因之外，历史学还塑造个人。

历史学是民族认同的熔炉。通过民族传奇、法国国王的传说、革命和帝国的史诗，历史学成为团结的要素。同时它也有批评职能。知识就是武器，历史学解释民族如何形成，由此给公民提供一些途径，让他们形成自己关于当时政治和社会演变的观点。例如，它给法国人提供了要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采取某种独立的、有强烈动机的立场所必需的思维工具。

历史学家夏尔•瑟诺博司曾说，历史学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参与社会生活”，接受必然的变动，并有秩序地为这变动做出贡献。为此，就必须让学生理解自己将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这正是历史教学的独特意义，历史学也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有能力来造就公民。

不过，历史学远不止是一座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学校。它还塑造了做历史学的历史学家。米什莱在《法国史》的序言中曾说：

“时间流逝，历史做出了历史学家，远甚于它被历史学家所做。我的著作创造了我。我才是它的作品。是儿子创造了父亲……如果我们相像，那很好。它来自于我的特征在很大程度深是我欠它的，是我从它那里得来的。”

每当历史学家着手研究一个新主题时，他都为此必须以第一人称重新思考。他必须设身处地，重新经历他研究的那些人们所生活过、感受过和思考过的。历史学家重建人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住所、服饰、饮食、劳作、所用物品和所交换的东西；他重建他们的思想世界、对世界的观感，他们的欲求、渴望、宗教信仰等等。

这种出奇丰富的体验激发、培育了多种态度。要有这种体验，就要去想象，要怀有好奇的和殷切的同情心，可以说，是要虚己以待，让自己受对象本身的指引。

然而，历史学家不是小说家，他不听任自己的想象力为所欲为。光对他所研究的情境中的人做一番想象还不够，他还必须核查他的想象是否准确，要在文献资料中找到痕迹、迹象和证据来确证他的说法。

历史学是想象，历史学也是通过博学研究来对想象所做的控制。它既是同情，也是警戒。

历史学家就这样在其他境遇中经历其他生命的体验，由此他最终发现自己是何人。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再次引用柯林武德：

“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过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够思想那一思想；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通过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思想，那么他必定是具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所了解的那些历史的缩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时也就是对人类事务的认知。”

然而，历史学家也由此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这么多不同的人，而同时自己还是自己。这是种矛盾的体验。这种体验使我们可以知道，人对具体历史境遇的依赖有多么大：认知存在于某个特定社会中的某个给定时间的此处或彼处。

哲学家很久以来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人，世间的存在。我想加一句：人，时间的存在。历史学使历史学家回到了人类境遇的历史性和他自己的历史性。

构建人性

历史学让我们理解了生活中的各类难题，因为生活就是一直经受着各种难题。这是历史学教给我们的，它向我们表明，从来都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社会是不碰到难题的。人们说“幸福的人没有历史”，有时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学让人明白，在这些难题上交错着我们无可奈何的制约，与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做出的选择。它使我们免于被当前的生活所吞没，这是因为，通过理解当前的生活，我们对之做出了解释，这样，以一定的方式，我们仍是它的主人。

从这个观点看，历史学不仅仅是公民教育，它是在每个人那里永无止境的构建人性。

诚然，我们对一切反思性的学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许还有文学）都可以如是说。然而历史学比它们的方法还是要多一些东西：它是动态、运动和演变的。

因为人是历史的存在，因为他的历史性是他这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做历史学工作，他就无法构建自己。人们经常说，只要还有人，就还有历史，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个神话。然而这句老话应该倒过来说：只要还有历史，就还有人。

历史学是对存在于每个人，永远必不可少；这项工作不断在新的基础上重来、从新的问题出发。处于社会之中的人是一种既脆弱易感，又能感染他人的实在，如果没有历史学这项工作，他就会被野蛮给盯上。而这野蛮是一直都可能出现，不会彻底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