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天下苦秦者久矣，苏洵《六国论》与贾谊《过秦论》都是讲述秦代兴衰史，至今读来观点依旧振聋发聩。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历史从未走远》写过：尽管历史事件是固定的、唯一的、不可逆的，但对历史的解读却千差万别，这正是历史无穷魅力之所在。历史一旦被书写下来，“书写的历史”就已经固定下来了，“解读的历史”却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后人不断依照自己对人、人性、社会的认识，赋予历史以新的见解，“解读的历史”在这种连绵不断的过程中一点点积累着、丰富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秦亡汉兴：从秦制的困局到汉制的超越》一书也是借秦汉政治制度演变进行解读，“借此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

全书从始皇帝到昭宣之治西汉最后的荣光，史实详尽，列数历史事实大事件，通过解读政府治理结构，外戚、官员和政府决策流程，让读者能够体会秦汉乃至千年国家治理经验与政治体制的沿袭改进并不是拔地而起，而是一代代的沉淀。

一般说法都说汉承秦制，典型就是郡县制，但汉王朝为什么推行分封制？提及秦始皇设郡县原因，始皇帝，这位原生家庭破碎的代表，少年天子登上王位背后就有三位太后，楚系、韩系、赵系三大外戚相互对抗，关中本土军功世家是秦王灭六国的重要支撑，也成为他政策改革的阻力。

始皇帝亲政后就经受了嫪毐之变、成蟜叛乱等，对待军功世家列侯也是虚封，有爵位无食邑无侯国，就算丞相王绾、群臣到齐博士淳于越，都表达过始皇应该分封子弟及功臣，但也被拒绝。所以推行郡县制只有在秦国这种中间贵族阶层薄弱的偏二元化的扁平社会结构才能够行之有效，制定国内舆论应对策略，可以说秦朝对集权制度的刚性建立和推广应对原先的秦国可能还有效果，但是如果去面对六国地区复杂的层级结构，以及关东就有的阶级秩序和结构，秦帝国直接掌握地方军队来稳固地方，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面对生产力有限，中央远远不能够实际控制整个广大国土的基础上，注定要陷入到困局之中。

而到了汉帝国，刘邦这样所谓草根阶级十分了解大家之所求。推翻秦帝国后，所谓的汉承秦制，只是官员组织架构形式上的表面相似，就会发现汉和秦在立国之本上已经有了极其巨大的差异。秦王和六国君主们也好，他们都是世卿世禄者的后代，他们都是国家贵族政治下的收益者。所以如项羽、张良在楚汉相争之时并没逃离自己的贵族思维。

汉帝国分封战略本质是刘邦意识到实力不足，暂时放缓了统一天下的进度。这个一路有张良韩信英布等人相助的君主，这个反秦反项羽的军队更像是军事联盟，所以，在秦帝国到汉帝国这一种紧张、对立、割裂与突破的关系下。刘邦从一开始的制定分封平衡权力，到后来拔除异性王分封同姓王，内核就是中央集权能力不够，无奈的选择。汉帝国的分封制度是和其爵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相配套的，与秦国之前已经有很大区别。汉帝国君臣大多来自基层，对社会的观察更加全面，对一个完整的中央集权帝国如何形成有了更深的理解。

汉帝国放任了地方豪强的发展，豪强们当然逐渐渗透进权力，他们的财富与地位也往往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很大的关联，也会从而被社会现实大大抑制，可以极大缓冲帝国中央的压力，这一点看汉武帝和光武帝刘秀就可以看出利而用之，控而消之，但地方势力逐渐强大，成为困扰汉朝统治的顽疾。

经历了文景之治的缓步推进到了汉武帝时期基本已经实现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各项制度已经基本完善。当大一统制度在中国牢固，西汉中期的集权改革，开启了中华史第一个强盛期，秦汉变局塑造出来的王朝性格和国家性格是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

《秦亡汉兴：从秦制的困局到汉制的超越》对历史重要横切面的扫描，能够看到严谨的历史学者独到的研究方法、坚定的学术自信，与观点和材料的辩证统一。历史的表与里都在，让人能够透过王朝间的兴替外在现象，去发现兴替中的传承与其中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