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由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并将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中国禁毒的历史。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禁毒，最广为人知的自然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广东虎门，钦差大臣林则徐指挥数百名役夫抬起一筐筐收缴的鸦片，轰的一声倒入两个生石灰池，不一会儿，池里就咕嘟咕嘟冒出水泡，许久，又渐渐归于沉寂。站在销烟池边、心满意足观看这一幕的林老先生并不知道，他这一倒，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大清王朝的命运，也将“禁烟”一词写进了日后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史，时不时画下重重几笔。

今天我们只知道禁鸦片是“禁毒”，殊不知，在古代中国人眼中，烟草和鸦片一样，都叫“烟”，都算毒品。若这样论，中国的禁毒大业，早在林则徐之前就开始了。

明代，烟草经由吕宋（今菲律宾）、越南、朝鲜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草药而流行于军队中。很快，这种“烟瘾”就由军中蔓延到民间。至明末，烟草已经在民间被大范围吸食，相关的种植、贩卖产业也发达起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吃烟的危害，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永乐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后代，京城又是“燕京”，“烟”字谐音“燕”，“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攻破燕京之义，坊间甚至传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童谣，这不能不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因此，崇祯皇帝两度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官府机构内吸烟，私藏或出售烟草都有可能被处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烟。不幸的是，崇祯禁烟的效果并不明显，很快，大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似乎是“明亡于烟”谶言的应验。既然“烟”战胜了“明”，禁烟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明末内地的“烟瘾”也传播到了明朝的对头——满洲境内，八旗子弟纷纷效仿明人吸烟，“瘾君子”遍布军营内外。这样的势头让满洲的领导者皇太极着了急。就在崇祯皇帝首次下令禁烟的同一年，后金户部也发布了禁烟告示，明文规定不许栽种、买卖、吃食烟草，违者重罚。在告示颁布的两个月内，后金政府尚能严格执行。据记载，当时刑部审理的涉烟案件达60余起，被处罚的有数百人，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同崇祯禁烟一样，皇太极的禁令最终也抵挡不住民众吸烟的热情，不久，后金朝廷就主动撤销禁烟令，允许民众自种自吸，只要不去朝鲜购买即可。

太平天国时期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领导人洪秀全就在家乡编作《原道救世歌》，并积极推广传唱，其中就有“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癫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的歌词。他还作打油诗，劝人们勿染鸦片：“烟枪即铳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起义后，为保证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洪秀全颁布了许多文件，严禁太平军吸食鸦片，违者斩杀无赦，贩卖者和知情不报者与之同罪。定都天京（今南京）后，太平军对天京境内的民众一一审查，看到面色不佳者就要询问其是否抽鸦片，还要检查手指，手指发黄者都会被隔离关押，观察他们是否有鸦片上瘾的症状。最后确定吸食鸦片的人，必须强制戒毒，一个月后犯者戴枷三个星期，两个月后仍犯者戴枷七个星期，三个月后还不改的直接处死。当时，丞相陈桂堂的部下检举他吸食鸦片，洪秀全查实之后，毫不犹豫将丞相处以极刑，以儆效尤。此外，太平军还四处设置关卡，仔细搜查过往货物，若被查出烟具，无论大小，都重加谴责。严厉的禁毒政策令当时在此地区的所有烟民和从事鸦片种植、贩卖的人都闻风丧胆。

清朝末年

袁世凯促成《中英禁烟协议》

清朝末年，为挽救统治危机，朝廷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改良运动，鸦片问题作为很久以来整个社会难以根治的痼疾，自然也是这场改革的关注重点。同之前数次禁毒截然不同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清末禁毒不再仅仅是中国自己单打独斗，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西方国家最初纵容鸦片大规模流入中国，是出于扭转贸易逆差的目的。因此，彼时的西方列强是不会允许中国政府禁毒成功的。但这种靠毒害他国人民赚钱的行为，也一直受到良知人士的谴责。尤其是英美传教士，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对弘扬主的恩惠这一伟大事业的玷污，一直致力于宣传禁鸦片烟。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宣告成立“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号召全世界传教士祈祷终结罪恶的鸦片贸易。1891年，传教士创办的《教务杂志》收集了有关鸦片在中国流毒的资料与图片，将它们发回国内，引起西方社会对中国鸦片贸易的极度反感。在这些宣传带来的强大舆论压力下，1906年，反对鸦片贸易的自由党终于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并很快通过议案，要求英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终止不光彩的鸦片贸易。

第二年，中英达成《中英禁烟协议》，规定从1908年开始，逐年递减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十年后减为零。虽然已经有议会的指示，但由于鸦片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英国政府实际上非常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故谈判过程十分艰难。而这场斡旋的“功臣”，竟然是在历史上名声一直不大好的袁世凯。他派多位人士出马游说，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迫使英国政府让步。后来，在禁烟协议之外，英国总领事还表示愿意限期关闭英国政府开办的烟馆，并禁止在租界内建立新烟馆，以帮助中国禁绝鸦片。

民国“新生活”

蒋介石宣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民国初年，虽然政府也在继续提倡戒吸毒品，但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各个政权光顾着打仗了，哪还有工夫禁毒。蒋介石上台后，初期尽管宣布过禁止毒品，还颁布了《禁烟法》，但由于政府缺钱，难以拒绝毒品贸易带来的巨大财税收入，相关立法多不能有效执行。民国禁毒，虽声势浩大，结果却是劳民伤财，收效甚微。

这时的烟民，早已脱离了只吸食鸦片的“初级阶段”，吗啡、大麻、海洛因等毒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换来一具具越来越苍白瘦削的躯壳。历经百余年的毒害，普通民众对鸦片等毒品日益痛恨，南京国民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又肥了不法商人的腰包，引起民众的不满，社会上要求严厉禁毒的呼声因而越发强烈。1934年，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际，发起“新生活”运动，宣称要做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之前的禁烟禁毒，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百姓往往并不感冒。这场“新生活”运动却不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民间宣传和运动。各省纷纷成立禁烟会，设立“禁烟日”，各地的报纸、杂志、广播也轮番刊登、播出禁烟禁毒的文章和广告。汽车、火车、轮船上还常常悬挂禁毒标语。许多市民自发上街游行，到广场演出禁毒话剧。上海的禁烟宣传队为了引起注意，还专门在晚上提灯“扫街”，宣传吸食毒品的危害。当时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华大地，不少人在宣传中把日本侵华和民族危难归结为烟毒泛滥，“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全国。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鸦片这个大毒瘤方得以扫除，过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髅”的现象才终于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