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八级大地震。一时间，山河失色，举国同悲。

悲痛激发了人们的善举。爱心捐款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数以百计的公益组织进入灾区，挺身而出的志愿者也不计其数。正是汶川地震启蒙了民智，让政府、社会感受到中国公益慈善的能量与价值，也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和自然灾害中的社会参与。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

但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公益慈善体制的混乱、组织的无序以及善款使用的不透明，也受到社会的质疑。再加上公众对现代公益慈善的误解，使初现生机的民间公益慈善事业一时成为风口浪尖上的热门话题。

令人欣慰的是，如果以十年为周期回顾过去，民间公益慈善冲破了层层阻碍，得以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一些进步也在震后十年令业内更有信心。2013年雅安地震之后，官方统筹善款的传统方式被摈弃，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成为主导；2015年尼泊尔地震，中国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首次联合跨境救援，集体登上国际社会舞台，彰显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活力；2016年，《慈善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法制保障。

当然，业内也注意到，公益慈善新体制仍然在与现实磨合，慈善组织公开透明度仍有待提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就震后十年慈善事业的相关问题，界面新闻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

邓国胜教授在非洲

问

界面新闻：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您是否认同？为什么？

答

邓国胜：我觉得2008年可以称之为中国公益元年。2008年中国的社会捐赠高达1080亿，是2007年的3倍多。这一年，中国的志愿者参与公益慈善的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由于汶川地震，政府、社会认知到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志愿者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具有启蒙与里程碑意义。

问

界面新闻：汶川地震对我国公益慈善带来了哪些持续性的影响？

答

邓国胜：汶川地震推动了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成了合作网络，特别是参与救灾的基金会、社会组织形成了多个网络，有的一直持续至今，在救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基金会救灾网络；另外，汶川地震促进了四川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国西南地区社会组织的中心也从云南转移到四川。

问

界面新闻：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您曾经对善款流向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约占31%，约199亿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只占了约11%。当时您为什么想做这样一项研究？

答

邓国胜：主要是当时听到一些公益慈善机构抱怨汶川地震时被限制募款，导致救灾资金过度集中，不利于发挥慈善组织在救灾中的作用。学者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从而完善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救灾的机制，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救灾的效果。

问

界面新闻：怎么评价上述汶川地震善款的捐赠去向？

答

邓国胜：总体而言，由于善款主要集中由政府使用，虽然善款主要用于灾区的灾后重建，但善款流向的信息对捐赠人的交待不够，透明度不高。大多数捐赠人不清楚捐款的流向，更不了解善款使用的效果。

问

界面新闻：您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

邓国胜：原因之一在于善款被集中与地方政府对口援建资金混在一起使用，技术上很难分开，从技术层面看，政府也难以对所有捐赠人一一交待清楚。

而接受捐款的慈善组织更不了解善款具体用于哪个项目，更无法向捐赠人交待。这也是统筹善款使用带来的弊端。

问

界面新闻：从2008年到2018年，汶川地震过去了十年，我国公益界有了哪些重大进步？

答

邓国胜：过去十年，中国公益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于2016年出台，标志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开始迈向法制时代；99腾讯公益日、阿里巴巴公益周等设立，标志中国互联网+公益的快速发展；北师大公益研究院、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等设立，标志学界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问

界面新闻：2010年，玉树地震之后，民政部和几个部委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捐款由青海省统筹安排，当时引发了很多质疑。您如何评价这件事情？

答

邓国胜：这也算是汶川地震之后政府统筹救灾捐赠资金做法的延续。这之后，一些公益慈善组织联合起来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学者也通过内参等形式进行了游说。非常鼓舞人心的是，经历这几次事件之后，政府接受了教训，并采取了积极的回应。2013年雅安地震及之后，政府就不再统筹社会募集的救灾资金了，给了社会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

问

界面新闻：不能不提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现在再回头看，您怎么评价这事？您后来还成为了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为红会改革出谋献策。后来社会监督委员会所起到的作用如何？

答

邓国胜：郭美美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公益慈善组织的质疑，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受到很大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2011年、2012年社会捐款连续下降。从2008年到2017年，十年间，中国的社会捐款一直徘徊在1200亿左右，未有大的突破。当然，这次事件也促使一些优秀的基金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基金会中心网，并推动了中国基金会透明度的提升。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的背景正是郭美美事件，它倒逼中国红十字会进行改革，试图通过社会监督委员会引入社会力量，加强对红十字会系统的监管。然而，由于红十字法的局限、我国红十字管理体制与机制的不足，社会监督委员会作用非常有限。在经过一系列风波之后，中国红十字总会通过成立体制内的监事会制度，取代了非正式的社会监督。

问

界面新闻：2013年，雅安地震，可以说变成了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练兵场”。壹基金接收了近4个亿的捐款，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答

邓国胜：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最主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引起公众对体制内公益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不信任。这也导致捐款流向那些民间自发的、有活力的基金会。在这一背景下，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慈善组织赢得了公众的大量捐赠。当然，这也给这些基金会带来了能力方面的挑战。

问

界面新闻：壹基金之后也因为这4亿捐款备受争议，网友再一次质疑捐款去向。您认为，产生争议的根源是什么？

答

邓国胜：产生争议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社会组织透明度不高，公众不能及时了解捐款的流向与使用效果；另一方面，公众对现代慈善认知有限，误区较多。例如，一些公众认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应该自愿奉献，认为救灾捐款应该尽快用完。其实，由于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基金会需要根据募集资金、重建规划等合理安排救灾捐赠资金的使用。不是越快花完越好，而是用的最高效最好。

问

界面新闻：2015年，尼泊尔发生地震，我国很多民间救援队和公益组织首次进行了跨境救援，但也有人反映乱象丛生。您怎么评价？

答

邓国胜：这是我国社会组织第一次联合登上国际救灾舞台，反映了我国社会组织从及时回应本国救灾需求，已经向回应全球救灾需求转变。这也标志着中国救灾类社会组织更加成熟，有勇气、能力走出国内，参与全球治理。当然，由于经验不足、再加上少数参与救灾的社会组织缺乏统一协调，难免出现了一些乱象，但这些乱象都可以通过组织能力建设，快速回应。

问

界面新闻：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正式施行。您认为，《慈善法》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答

邓国胜：《慈善法》最重要的意义还是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捐赠人、受益人、慈善组织等的合法权益有了法律保障，有助于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问

界面新闻：十年间，公益慈善的信息公开透明情况有何变化？你认为哪些方面还需要完善？

答

邓国胜：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有了大幅度提升。郭美美事件后，一些优秀的基金会负责人联合起来推动成立了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中心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推动中国基金会透明度的提升。2012年，基金会中心网推出了透明指数，随后，自律吧在壹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等支持下，发布了民间公益组织透明度指数。随着两个指数的推出，中国基金会、民间公益组织的透明度的确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基金会的透明度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当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需要有关部门对不透明的公益组织加大惩处力度。

比较而言，目前我国慈善会系统、红会系统的透明度不如基金会高，还有待社会关注，有待这些机构加强问责机制建设，提高透明度。

问

界面新闻：十年间，公众对现代公益慈善的认知是否发生了改变？

答

邓国胜：随着高校纷纷开始公益慈善方面的课程和人才培养，与现代慈善知识的启蒙，媒体对现代慈善的宣传教育，公众对现代慈善的了解正逐步增强。例如，随着慈善法的颁布与宣传，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认识到慈善组织的成本问题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认识到透过慈善组织捐赠与志愿服务的价值。当然，现代慈善知识的普及与知识生产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