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文章《历史和传说不一样：如何从地缘的角度解读“夏”》里，我们着重解释了黄河在夏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大禹通过将黄河从南线改为北线，避开了黄淮、江淮和环太湖平原的人口密集区，继而恩泽并威服了大部分东部族群。不过凡事必有例外，大禹治水虽然惠及了多数东方部落，但有两个分支除外，其一是位于山东丘陵的有穷部，其二便是“禹河故道”北侧的商部落。在夏王朝延续的400年间，他们分别向夏人的共主地位发起过挑战，区别只在于前者失败而后者成功。关于有穷部失败的原因，前文已经有过详细论述，今次我们就主要来研读一下商为什么能够成功。

夏初格局

在东西族群并立的年代，东夷部落广泛分布在北起辽河，南至太湖的沿海地区，因而无论有穷还是商均是东夷的一部。然而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山东半岛的有穷部显然居于东部族群的中心地位，这也是其能够在夏朝建立之初率先向大禹后人发起挑战的政治基础。尽管有穷部短暂地占领了洛阳平原并造成“太康失国”四十余年，但终因得不到同族援助而以失败告终。此时的商部落还是位于东部族群北端的一个边缘分支，但在随后的四百年里该部逐渐蓄积了足以撼动夏人统治地位的强大能量，其中商族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便是向西迁徙至燕山与太行山的山脚下。

商族位于黄泛区死角

前文说过，大禹治水惠及了多数东部族群，唯独有穷部与商部落不在其中之列。前者因为地处山东丘陵，山势确保了其原本就不受洪水之害，因而无需感念夏族治水之恩；后者夹于燕山与太行山山脚之下，该处恰好是黄泛区的死角，故此夏族的势力也就无法延伸到这里。如今的人们习惯于把夏商周理解为三个前后接替的朝代，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三个并列存在的部族。换言之，它们的顺承关系只在于某一时期谁取得了霸主地位，而并不是说其余两部就不存在。对于夏人而言，渭河平原的周人属于西部族群的同宗兄弟，黄河下游的东夷部落属于俯首称臣的羁縻对象，黄河以北的商人倒是不在控制之列的心腹之患。

商汤伐夏

事实上，最终正是商族跨越黄河，给了夏人致命一击。因为此时黄河走的是禹河故道，可以想象商人不但与夏人处于半隔离状态，极有可能与黄淮、江淮和环太湖平原上同属东夷的兄弟部落也鲜有联系。长年累月之下，商人极易形成一个独立王国，这大概也是其在定鼎中原之后持续向东夷用兵的原因之一吧！公元前1600年，商汤起兵南征，渡过黄河之后夏商两族在鸣条（洛阳附近）决战，结果夏族一溃千里，从此让出霸主地位，商王朝登上历史舞台。如果以商汤伐夏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我想对于华夏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把黄河以北纳入了古中国版图。不过与夏人遇到的问题一样，占据中原的商人也要面临来自四面的挑战，只是接下来的挑战来自西方。

商族迁回黄河以北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对商朝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不过可以确定的有两点：一是生性好战，二是迁都频繁。前者很好理解，毕竟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你不好战的话只怕也取代不了夏人的地位；后者则有很多种解释，不过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人最后一次迁都回到了黄河以北，同时此举也埋下了商朝覆灭的祸根。从地图上不难看出，黄河以南的洛阳盆地正对周人盘踞的渭河平原。商族北迁之后，周人东进中原瞬时少了许多阻力，于是接下来“八百诸侯会孟津”便顺理成章，甚至远在四川的“巴人”也参加了这次会盟。因此不难想象，如果商人没有迁回黄河北岸，而是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强势存在，那么“联军”的会盟恐怕不至于那么容易成行，而鹿死谁手也就很难说了。

牧野决战

公元前1046年，伐商“联军”渡过黄河，直扑朝歌而去，此时商王朝的主力大军正陷于同东夷的战事，临时拼凑起来的奴隶军队与周人在牧野展开决战。后面的结果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商军大败，帝辛（纣王）自焚而死。或许是因为根出同族的缘故，周人建立王朝之后十分“崇夏”，甚至自称“夏人之后”，不过在治理天下的问题上却与此前迥然相异。与夏商两代不同，周人更乐意将功臣和血亲子弟分封至四方，并且通过一系列独创的文化和制度将社会的方方面面井然有序地规范起来。从这点来说，“周”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后世大一统的“秦”，或许这也是其在传统文士心中始终无可替代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