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标性建筑中的突出代表，长城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长城曾是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历朝历代均修筑了长城，修建目的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为保护农耕地区，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秩序。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预告片。（视频来源：央视网）

长城之“长”：体量长和历史长

经国家文物局认定，截至2012年6月，中国历代长城遗迹总长共有21196.18千米。中国长城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1987年被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历史上修筑过的长城，都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世界文化遗产——嘉峪关，它是中国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高展 摄）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的艰辛，持续地建筑和使用长城？修建长城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东边和南边的大海，西面和西南的喜马拉雅等高山，构成了当时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北方虽有荒漠，却有广袤的草原相连接。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定居农业形成初期的冲突，主要是不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防御的长城，属于这种性质战争的继续和发展。

战国时期，有了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修建的长城，开始了农耕对游牧的防御。秦汉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万里长城，作用主要是在农耕文明向北扩展之后，协调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保护农耕就是保护国家命脉。从战国以来，长城一直肩负着这项使命。

长城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三大基本问题：生死存亡、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文明发展和延续。

生死存亡是人类面临的第一大基本问题。对于长城的修建者来说，不能解决生死存亡，一切都无从谈起。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利益有大小之分，有轻重之别。但是，与生死存亡相比，任何利益都处于次要位置。这对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亦然，有序化的交流与发展，总体上符合农牧双方的长远利益。

文明秩序的构建是人类第二个基本问题。人类有合作发展、寻求双赢或多赢的愿望，也有为了追求利益而互相排斥、对抗甚至争斗的事实。长城的存在调整了农耕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减少了双方发生战争的次数，在那个时代部分地解决了文明冲突问题。

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是人类第三大基本问题。长城自产生之始就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人民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保持着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记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与体系。

▲不同的季节、时间、天气和光照条件下，长城呈现出各不相同、超乎想象的视觉美感。图为地椒峁长城。（张珉 摄）

修建长城不是为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

说到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攻打和戍守坚固的城墙，是永不散去的烽火硝烟。其实严格地讲，长城沿线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打过仗，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长城是预防战争的手段。

长城由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城堡以及沿长城密布的烽燧、道路、各种附属设施，巧妙借助天然险阻而构成。长城防御体系以城墙为主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点线结合、纵深相贯，每道长城都长达千里甚至更长。

从农耕和游牧民族碰撞与融合的意义上说，长城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心理追求。人心所向，不想打仗。有了长城，战争的数量、战争的规模都大幅度地减少了。所以，我们说长城是和平的象征。

▲北京冬奥会火炬在八达岭长城传递。（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长城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

长城历史悠久，延绵万里，见证和参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长城文化保留在各个时代的记忆、话语和行动中，是长城区域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先民共同创造并为后人世代继承发展的文化。

虽然历史上长城沿线地区的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曾发生过矛盾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征战的最终解决，也为各民族共同生存及和谐发展提供了机遇。长城区域的稳定和统一，对中华民族的稳定统一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

▲2017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各族代表参观慕田峪长城。（民族画报记者 娘吉加 摄）

长城内外各民族在团结融合过程中，不断强化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管是魏晋南北朝、辽金统一北方时期，还是元、清统一全国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原文化，同时，游牧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也影响和充实着农耕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原文于2021年1月8日刊发在《中国民族报》，内容有删减。作者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燕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