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建设的领军人物，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0年前，傅衣凌先生被遴选为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也是在这一年，他倡导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业期刊。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傅先生的远见卓识。为纪念傅衣凌先生创建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卓越贡献，并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深耕，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于2021年7月9日至11日举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与国际化暨纪念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4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鹭岛，一起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共同追思傅先生的治学理念与学术贡献。

一、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理路与学术贡献

傅衣凌教授“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他对历史学最主要的贡献。杨国桢(厦门大学)对傅衣凌先生所开创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给予了高度评价，从学术脉络与学科建设两方面阐述纪念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的重要意义。他将多年来回顾傅先生学术思想、史学论著以及生平经历的文章结集为《傅衣凌学述》,即将出版，希望以此纪念傅先生。陈孔立(厦门大学)肯定了傅衣凌先生在台湾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认为傅先生作为台湾研究的领路人，激励后学，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成立打下坚实基础。郑学檬(厦门大学)结合历史学科的重要性，高度肯定了傅衣凌先生的杰出贡献，并强调傅先生在研究中始终秉持知人论世方法、关怀现实社会问题，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关注具有时代特征的议题，值得后辈学子不断传承。

作为傅衣凌先生在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的第一批入室弟子，刘秀生(北京工商大学)回顾来厦大求学于傅衣凌先生的学术历程，并以自己在明史研究中的具体心得，向傅衣凌先生致敬。李伯重(北京大学)感怀恩师傅衣凌先生的谆谆教诲，从“以学术为志业”“跨学科方法”“国际视野”三个层面梳理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他认为，傅先生的研究具有广阔的视野，不同于以往所接触的强调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的教科书上的历史叙述，而是关注社会的不同面向，包括乡族、乡绅、商人、市民、民变、佃农等新的议题。傅先生的研究具有国际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和学术前沿，是少有的真正学贯中西、多学科兼通者。

傅衣凌先生的研究路径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方法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从“熔铸经典”“文脉传承”“国际视野”等方面阐述傅衣凌先生的学术贡献。他指出，傅先生是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以民间文书研究开创社会经济史学派，复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孙竞昊(浙江大学)也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出现及发展与时代要求密切相关，并在傅先生等先辈的奠基开拓下成为一门传统显学。赵建群(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傅先生冲破传统史学的陈旧观念，自觉展开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代表，推进了20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刘志伟(中山大学)回顾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发展，展示了梁方仲先生阅读傅衣凌先生所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时的批注，并表示，傅先生开创的社会经济史学科呈现与梁方仲先生不同的研究风格，强调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整合，关注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

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脉相承

傅衣凌先生的著作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录。郑振满(厦门大学)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与国际化”这一提法非常符合傅衣凌先生学术研究的初衷。首先，傅先生开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得益于其跨学科的学术背景以及广阔的学术视野。傅先生的学术思考是在“社会史大论战”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关注中国道路、中国革命等重大问题。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以鲜明的特色奠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基础，提出“从局部看整体”、切忌“以偏概全”等基本理念。其次，傅先生的研究具有国际化视野，用世界史、比较研究的视野来谈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思考为什么中国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不同。郭润涛(北京大学)认为，傅先生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等著述主要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出了“早熟而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新旧因素“纠缠”“抱合”等表述，并在此基础上最终用“多元结构”回答了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问题。陈支平(厦门大学)对如何就傅先生曾深入研究的农民战争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领域加以与时俱进的拓展，提出殷切希望。

傅衣凌先生关注的研究议题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历久常新，具有延展性，众多学者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延伸。赵世瑜(北京大学)回顾了傅先生对于洞庭商人的研究，并利用东山族谱文献研究指出，洞庭商人的大量赘婿现象是水上人上岸与元代以来的经商者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其宗族建构背后的机制是合伙制社会。曾玲(厦门大学)认为，从社会经济史视角去讨论东南亚华人社会是一个新的研究面向，透过对华人社团账本账目的梳理与解读，有助于研究者深入、具体地了解移民时代华人社团经济的历史图像。谢湜(中山大学)认为，傅先生早期对江南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研究视角在今天仍旧十分重要。傅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商品经济背后的宗法性及其与地方大族、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以及傅先生论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综合体”,这些学术思考和研究视角都非常重要。依循傅先生对江西商人的研究，张芳霖(南昌大学)探讨湖广江右商人“在地化”的历史过程及其与当地工商业的往来活动，并分析江右商人在近代湖北商会转型过程和行业重组中的作用。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指出，傅先生对明清乡村土地所有制研究提出了重要议题，并由此关注和系统梳理明清时期崇明岛的成陆过程，对“一田二主”的形式、社会结构、地权结构以及赋役制度等问题展开分析。

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进展

与会学者在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路径之后，结合各自新的研究成果，将对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缅怀与自身的学术研究内化于一体。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经济诠释社会，以社会论证经济。吴琦(华中师范大学)聚焦于以漕运或漕运衍生行业为生的社会群体，认为这些运河群体聚集在运河沿线及周围地区，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的消费市场和商业环境的繁荣。刘道胜(安徽师范大学)分析明代后期徽州形成自封投柜以及适应投柜缴纳的图甲自催和图差追比的催征模式，认为清代甲催和图催相互配合的模式构成徽州基层赋役征收的常态做法。夏维中(南京大学)认为清代江南的地保并非保甲头目，而是里甲头目通过保甲名义顽强延续的结果，清代江南的地保普遍实行募充制，也是明后期以来基层头目雇役化的继承和发展。黄志繁(南昌大学)以江西石城长溪赖氏宗族为例，分析清代赣南乡村宗族祀产经历从全族共有到股份自愿的发展历程，指出清初设立的族产主要是为了整合宗族力量，到了清代中期以后，赣南乡村社会的祀产以追求利益和现实功用为核心价值。杜正贞(浙江大学)通过梳理唐宋以来律宗发展的历史以及佛寺结界实践的历史，认为宋代以来结界与经界误读的现象，不仅反映了佛教内部各宗派戒律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反映了佛教严整戒律和世俗明确产权。赵庆华(天津外国语大学)利用民间文书分析清代妈祖信仰在台湾家族及郊商团体等民间社会的发展实态，进而思考清代妈祖信仰在台湾兴盛发展的原因。魏德毓(福州大学)分析清代福州地区以五帝崇拜为中心、佛教神灵崇拜为辅的跨社区庙宇格局，探讨明清五帝崇拜对佛教寺庙的影响。

民间文献证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另一特色方法。刘秋根、陈贺(河北大学)以大玉川茶庄在光绪年间的商业信稿《玉记西口来信书稿帐》为主要史料，指出大玉川经营茶叶北运、皮毛南运的生意，为便利长途贸易的资金流转，大玉川与各票号、银号、洋行进行紧密合作，利用他们支垫货款、汇兑银钱。阿风(清华大学)详细梳理了明末清初北京地区田宅交易税契制度的变化过程，认为契税逐渐成为影响京县财政的重要收入，清代以来政府不断强化对于田宅交易契税的征收与管理，并推行更为严密的“契纸契根”以及“骑缝契尾”制度。郝平(山西大学)以民国时期山西契税的征稽为线索，分析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的契税征稽制度变化，从而探究契税征稽制度的运行与政府财政之间的互动关系。林东杰(集美大学)利用贵州天柱县黄巡村蒋氏宗族的清代契约文书，揭示蒋氏宗族如何通过坟地的编号划分、坟地产权纠纷的解决、集体墓祭活动，加强宗族凝聚的过程。李平亮(江西师范大学)系统梳理现存江西会馆文献类型的特征以及研究现状，并指出，对江西会馆文献进行整理，不仅能明晰江西会馆的功能和性质，也能探讨明清时期江西会馆与乡土文化、会社组织和基层行政的互动，深化对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制度、赋税问题以及市场贸易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陈锋(武汉大学)对中国历史上的“量入为出”“量出制入”进行梳理，分析二者呈现两种不同的财政范式及理财原则，指出明清时期完成由“量入为出”向“量出制入”的转变。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以南宋庆元知府吴潜为例，探究地方治理财政的运作特点，分析吴潜在庆元府治理中利用一身两职的身份所进行的制度调整、财力筹措和社会治理举措，呈现南宋地方官员因应地方财政制度，实施地方治理的某些共性。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讨论士绅阶层与晚清财政的关系演变，认为太平天国前后，士绅在地方社会活动中承担的许多责任与义务被军功、捐班候补人员取代；清末改革特别是地方自治，赋予士绅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民国以后，传统士绅群体逐渐淡出国家财政体系。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以明清时期河北真定府的赋税问题为切入点，分析其具有“高起运、低存留”的鲜明特点。张锦鹏、刘丽凤(云南大学)关注清代滇南盐官营制度，认为雍正时期将滇南盐井收归官营是一种对土司的制度试探，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也加强了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吴滔(中山大学)对明代价格史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明代留存的价格资料大部分是徭役、税粮的折价；明代价格史的研究有助于发掘市场价格体系与国家财政之间的联系、国内市场的规模以及地理大发现后世界经济贸易的联动性。杨彦杰(福建社会科学院)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台湾海峡贸易网络中主要港口、贸易对象、管理机构和征税方式等相较此前都有巨大变化，两岸贸易与对外贸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跨越海峡、连接亚洲各地的巨大商业网络。

货币制度与乡村市场经济是此次会议讨论的一大亮点。何平(中国人民大学)对王瑬纸币论、许楣货币金属论及货币的“三极世界”做出了详细分析，并对日常生活中的货币世界进行讨论。韩祥(山西大学)关注华北乡村的货币市场，对清末民初华北地区币制改革进行深入讨论，指出这一时期华北地方官府主要通过大幅提高官定银钱比价来保证税赋征缴，使农村地区制钱大量流失，铜元加速劣质化，推动了华北农村地区私票的发展与扩张。康金莉(河北师范大学)细致分析了民国初期华北区域性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运营、功能、风险，指出民国以后，区域性纸币在城市货币流通中渐居次要地位，成为近代城乡二元经济体系在货币领域的表现。张宁(湖北大学)以清中叶的钱票流通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钱票在不同区域的流通、政府对于钱票的管理等问题，认为乾隆年间，民间对制钱流通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应出现了制钱信用化趋势，钱票和转账逐渐兴盛。

关于近代企业制度的运行与经济模式的探索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别关注点。张忠民(上海社会科学院)从“单帮”贸易形式、家族企业中独资与合伙的转化、独资向合伙的过渡三个方面入手，厘清前近代中国社会资本组织形式中“独资”与“合伙”难分的现象。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近代企业为例，对企业内部的团体进行细致区分，并初步归纳了他们的利益倾向与行为特征，刻画了企业内部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徐有威(上海大学)对江西“小三线”企业兴起、发展各阶段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小三线”企业虽然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生产性企业，但在各个时期都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罗群(云南大学)以民国云南植棉业为例，指出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历代传统的边疆开发模式具有很大不同，农业、工业进入现代化变革阶段，边疆开发与建设也被视作支持全国抗战、化边疆为内地的一个手段。徐振宇(南京审计大学)聚焦温州龙港城市化历程，描述了内生城市化道路方式如何生成与演化。

四、结语

与会学者围绕傅衣凌先生的国际视野、跨学科整合、现实关怀等研究理念展开研讨，并结合各自的学术经历与研究领域，向傅衣凌先生致敬。大家一致认为，纪念傅衣凌先生110周年诞辰，不仅仅是对傅先生个人的缅怀，更是一种对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的回顾。傅先生引领跨学科与国际化的学术风气，其学术影响与治学精神至今仍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启示一代又一代后生学子在史学研究领域拓土深耕。继承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纪念傅衣凌先生最好的方式，也是我辈后学共同的学术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