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综述

史卓伦 李文静

（河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保定 071000）

摘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决议》形成过程的研究；二是基于《决议》探讨毛泽东、任弼时等党内重要人物的突出贡献；三是对《决议》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四是对“三个历史”决议间的关系进行整体性总结。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史实的梳理，更侧重于某一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研究，研究角度和内容均有待拓展。建议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决议》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这是丰富《决议》研究成果的需要，也是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党的历史脉络和深刻把握党的历史发展逻辑的需要。

关键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3-0038-04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hi Zhuolun Li Wenjing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Abstract: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the first historical resolution of CPC, from four perspectives: (1)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Resolution; (2) the discussion of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f Mao Zedong, Ren Bishi, and other important figures of the Party on the basis of the Resolution; (3)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role of the Resolution; (4) the overall summa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Overall, most of these studies focus on the combing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more on the research of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and historical figures。 The research angle and content need to be expande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method should be used to conduct a mor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Resolution, which is necessary for enrich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Resolution, as well as for us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lineage of the Party and deeply grasp the logic of the Part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research reviews;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1945年4月20日，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这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于我们了解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历史人物以及解决今后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第一个历史决议”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2012年以来，有关《决议》的学术成果中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33篇，博士论文1篇，没有相关专著。但关于《决议》的相关研究即“三个历史决议”的整体研究成果近130篇，可见《决议》相关研究正蓬勃开展。

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关于《决议》形成过程的研究

学界对于《决议》的形成过程有比较翔实的历史资料作为研究依据，形成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延安整风对《决议》形成的作用以及对《决议》具体形成过程的阐述。

为了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肃清全面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的党内思想混乱，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统一全党思想，1942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整风运动，《决议》正是这次整风运动的结晶。因此，从过程的角度而言，《决议》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中酝酿并成型的。关于延安整风对《决议》起到的积极作用，贺奋清［1］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整风运动中的学习，使得全党初步统一思想，为《决议》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准备；从客观上来看，延安整风时期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共产党有条件集中力量进行理论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所以延安整风的实践经验，为《决议》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以上两个因素外，谭彩霞［2］博士认为，思想理论的成熟离不开创造该理论的主体，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为《决议》的产生创造了主体条件。

关于《决议》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杨雨茗、武春霞等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酝酿阶段。遵义会议后，为解决党内面临的思想问题，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简称“结论草案”）［3］。1942年正式展开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使党内高级干部开始思考如何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二是起草阶段。为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科学的总结，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命任弼时为召集人和起草人，负责《决议》起草工作［4］。三是完善阶段。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决议》后，毛泽东认为其还不够完善，并未作为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学者周兵［5］对此后的几版《决议》进行了详细解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决议》内容进行多次讨论和修改。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形成了“决议正式二稿”，最后作为党内正式文件下发的是该版本。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内学习需求和苏联方面的期望，党中央组织编辑1953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决议正式二稿”基础上进行标点、文字和内容三个方面的修改。与“决议正式二稿”不同，该版本除了更加严格的排版审核之外，在思想内容上更偏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思想对中国革命起到的积极作用。不难看出，这次修改离不开当时苏联对我国政治环境的影响。所以说《决议》的每次修改都有其独特的政治背景，理解这一点有助于研究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通过经验总结帮助党解决当下新环境带来的挑战。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二、关于《决议》的主要人物关系研究

对于《决议》和主要人物的关系研究，主要基于史料的考察，分析毛泽东、任弼时、胡乔木及张闻天等人对《决议》形成所做的突出贡献。相关论文大多数集中在对于毛泽东、任弼时两人对《决议》贡献方面的研究，对于其他人物如张闻天、胡乔木的相关研究较少。除毛泽东以外，关于其他人物多数以其对《决议》的形成所做的贡献为主要研究角度，涉及人物思想的文章较少。

（一）《决议》与毛泽东的关系

李东朗基于史料，总结了毛泽东主持起草《决议》的复杂过程和具体活动。他指出，党中央在1941年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简称《结论草案》），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的路线问题作出了初步结论，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博古（秦邦宪）等人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分析和评价［6］。回顾整个《决议》的起草过程，离不开毛泽东的突出贡献，他起草的《结论草案》是历史决议起草的蓝本，并且毛泽东确立了《决议》的名称并至少参与七次修改［5］。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推荐，党在六届七中全会对《决议》内容进行了讨论，在这次大会上对《决议》精神达到了党内的统一，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决议》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和材料都证明毛泽东的贡献是巨大的。

（二）《决议》与任弼时的关系

目前学界公认的是任弼时是“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召集人和主持《决议》起草工作者，所以关于任弼时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对《决议》形成过程的贡献。张伟通过叙述和挖掘《决议》的形成过程，总结了任弼时对于《决议》起草、修改和润色做出的贡献。任弼时在毛泽东《结论草案》的基础上完成了《决议》的初稿，为《决议》的形成搭建了基本框架，之后，张闻天、胡乔木等人都是在任弼时的基础上对《决议》进行修改的［7］。除此之外，有学者指出，七大闭幕之后，任弼时再次参与了《决议》的修改。可以说，从1944年党中央决定起草《决议》到1945年《决议》作为党内文件正式下发，任弼时参与了多次修改工作［8］。但与前几位学者不同的是，淮阴师范学院韩同友教授［9］跳出单纯对任弼时组织起草《决议》过程的叙述，进一步挖掘任弼时所具有的政治风范、科学思想、崇高品格与务实作风，阐述了任弼时对起草《决议》做出的杰出的组织贡献。任弼时起草的《决议》奠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基调、以党性为核心和真理为旨要的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争取的方针，体现了其对《决议》的思想贡献。

（三）《决议》与其他党内人物的关系

除任弼时外，近年来关于《决议》与其他起草人的研究逐渐增多，有学者对胡乔木、张闻天与《决议》的关系进行分析。王建军［10］总结了胡乔木对于《决议》所做的杰出贡献，指出胡乔木在1944年继任任弼时草拟了一份《决议》初稿，之后不仅协助毛泽东修订《决议》的草稿，还参与了将《决议》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修订。戴小江、谢鹏［11］阐释了张闻天参与起草《决议》的缘由和贡献，指出张闻天由于深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对“左”倾错误的深刻认识而参与《决议》的修改，为后来的《决议》整理出了一个大致的思路和格局。

任弼时像

三、有关《决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晶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重要成果，《决议》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发展，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都具有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决议》不仅标志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完成，还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关于《决议》对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重要作用。目前学界公认的是《决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杰出贡献，与毛泽东思想一样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为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与之后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并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也没有专门去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所以认为《决议》能够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因为其对党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初步勾勒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12］。基于《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作用，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和阐释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作用。吴璇［13］在文章中认为，《决议》通过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明确和对毛泽东思想基本轮廓的勾勒，使得党内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理论共识。陈宇翔［14］指出，《决议》体现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用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搭建了话语平台。

也有学者探讨了《决议》对于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左玉河［15］认为《决议》坚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复强调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伟大作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思维逻辑，为我们提供了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途径。吴文珑［16］认为《决议》通过整风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推进了党建学说的创新与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总之，《决议》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运用与创新发展，实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统一，在党的发展历史上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图为全会会址。

四、有关“三个决议”的整体研究

目前关于“三个决议”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后到2021年，学界对前两个决议进行的研究。第二个就是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通过后至今，涌现了大量围绕“三个决议”进行的研究成果。将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不难发现学界的研究角度高度重合，多集中在决议间的关系、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

关于决议之间的关系方面，“三个决议”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夏春涛［17］认为“三个决议”贯穿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主线，都坚持用唯物史观、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在发展中科学总结历史，从第一个决议到第二个决议，再到第三个决议，其基本结论前后相衔接，但又与时俱进。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三个决议”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节点和转折关头、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田克勤［18］教授从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为切入点，指出“三个决议”分别认识和概括并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开创做了必要的奠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重启做了必要的准备，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五、结语

通过对《决议》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决议》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首先，研究角度有待丰富，对于《决议》的研究多从党史角度出发，事实上《决议》的背后反映的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也可以从党的政治变迁来对《决议》进行研究。其次，研究内容有待拓展，目前多集中在形成过程和主要人物研究，对于人物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无论是《决议》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任弼时、张闻天等其他重要人物的思想在《决议》内均有体现，值得进一步挖掘。最后，研究方法有待更新，随着第三个决议的通过，学界研究资料不断丰富，《决议》研究要尝试跳出单纯的史料分析的方法，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更加全面且系统地把握历史脉络，深入挖掘党的百年历史发展逻辑，着眼于历史的整体性和延续性，把握住历史的主流本质，以求正本清源。

参考文献：

［1］贺奋清.《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21(6):39-42.

［2］谭彩霞.《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7.

［3］杨雨茗.《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背景研究：纪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70周年［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9):50.

［4］武春霞.《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始末［J］.共产党员(河北),2014(9):55-56.

［5］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2(3):55-62.

［6］李东朗.毛泽东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J］.党史博览,2013(4):4-10.

［7］张伟,刘冬.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J］.人民论坛,2015(11):173-175.

［8］张文靖.延安时期任弼时思想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20.

［9］韩同友,羊森.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J］.中共党史研究,2014(4):84-93,126.

［10］王建军.胡乔木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J］.党史博览,2010(8):48-50.

［11］戴小江,谢鹏.张闻天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2):123-127,134.

［12］肖贵清.第一个历史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J］.前线,2022(4):38-41.

［13］吴璇.第一个“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5):125-132.

［14］陈宇翔,谭彩霞.《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逻辑之建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3):104-114.

［15］左玉河.如何树立正确党史观？：重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J］.历史评论,2021(5):89-93.

［16］吴文珑.《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开创性贡献［J］.机关党建研究,2021(12):33-36.

［17］夏春涛.论三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0-14.

［18］田克勤.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12):15-27.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农业大学自主培养人才科研专项“《三个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编号：PY2021010）的有关成果

作者简介：史卓伦（1996—），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单位为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文静（1981—），女，汉族，河北南宫人，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