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锦波

首先非常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总结自己的三线建设的学习历程，同时也是对硕士阶段学习的一个总结。作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能够参与到三线建设研究这个大家庭里。虽有一定的机缘巧合，但也离不开众多老师的帮助。

缘起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东至县，曾经是上海小三线的企事业单位的所在地。东至县的小三线建设跨越整个香隅镇，其中化工区方圆近20多公里。即现在的香隅化工园，成为县城经济的重要支撑。如安徽华尔泰化工集团的前身上海小三线自强化工厂就是上海小三线企业。高中时期我对这一段历史有所耳闻。因而对三线建设了解较早，同时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兰州大学历史系研一上学期确定研究生期间选题方向时颇费周折。在与导师聂红萍教授讨论中，老师建议将家乡的小三线建设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经过一番了解，发现由徐有威老师领衔的上海小三线研究团队成果斐然，对东至小三线企业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因而研究空间较小。于是在导师的建议下，将研究的方向定为甘肃三线建设，“在三线建设之地研究三线建设”。

从蹒跚学步到摸着石头过河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使之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甘肃省三线建设在全国三线建设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此之前，甘肃三线建设研究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汪红娟老师对甘肃三线建设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多篇论文。[1]此外段伟老师以天水三线建设为研究对象，对天水三线企业的选址进行了探析。[2]这对于我来说是个挑战，前辈们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是否还能写出新的东西？带着疑问我立刻前往甘肃省档案馆查询相关档案。甘肃省档案馆位于雁滩，与兰大相距不远。经过询问档案馆相关工作人员，得知关于三线建设的系统档案几乎没有，省国防工办的档案也不对外开放。这让我顿觉心灰意冷。但仍抱着一线希望，觉得可能会有零星档案。经与工作人员协商，同意我进行电子检索。经过检索发现关于甘肃三线建设商业建设方面的档案资料比较集中。在接下来的大半个月中，抄完了这部分档案。虽然比较枯燥，但每当发现有可以利用的史料时，欣喜异常。

甘肃省档案馆外景

这部分档案经过整理，撰写了我的第一篇关于三线建设的论文《甘肃三线建设中的商业建设研究》，作为研一共和国史专题课程期末论文。张克非老师对该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提出了不少宝贵修改意见，并鼓励我发表。这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2019年4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得知安徽大学将举办研究生论坛。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这篇文章修改以后投了过去，没想到有幸参会。并被评为优秀论文。参会期间，安徽大学历史系贾艳敏老师和黄文治老师对文章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之后这篇文章又经过多次修改，发表在了《陇东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笔者关于甘肃三线建设研究的获奖证书

《甘肃三线建设中的商业建设研究》，《陇东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论文多是档案的堆砌，理论性不强，论述不够有力。这时在知网上检索徐有威老师有关小三线的论文，发现徐老师多是从微观的角度和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的，这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于是一直在想如何把微观视角下的甘肃三线建设呈现出来。此外，徐老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其团队成果斐然。但是在知网上只能看到一部分发表的论文，其指导的学生的学位论文在知网上也无法检索到。于是想方设法联系徐老师，希望得到其指导。

也正是在安徽大学研究生论坛上机缘巧合下与徐有威老师取得了联系。具体来说是学术论坛中另外一篇关于三线建设论文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看作者单位是上海大学，觉得极有可能是徐老师的学生。遂与论文作者曹芯同学取得了联系，在交流中了解到其正是徐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于是通过曹同学联系上了徐老师。会后第二天徐老师就电话联系了我，并邀请我去上海，这让我十分欣喜。刚好当时在安徽家中，于是连夜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硬座第二天就到了上海。

徐老师在家里盛情接待了我，鼓励我继续把研究视角放在甘肃三线建设研究，并对研究方法、视角和档案资料的搜集方法给了中肯且操作性极强的建议。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能得到三线建设领域的权威专家徐老师的指导，这让我十分感动。临别前，徐老师还赠予了不少相关研究资料。回到兰州后，也一直和徐老师保持着联系。在学习的过程中每遇问题，便会电话或者微信请教徐老师，老师总是会耐心解惑。

此外，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中，徐老师多次把我推荐给相关老师。2019年6月，经徐老师引荐认识了四川大学李德英老师。李老师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其项目覆盖西南和西北两大区域，与甘肃三线建设有所重合。于是2019年7月，赴成都向李老师请教问题。李老师平易近人，指出三线建设研究不能走同质化研究路径，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同时不能将视野局限在一个区域内，应该放在全局背景下来研究。此外李老师对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也进行了指导，并邀请我加入其赴甘肃三线资料搜集和口述采访团队。在口述采访的过程中和志同道合的四川大学吴牟江南、蔡艺雯、郭嘉、黄俊林等同学一起在兰州接触到了不少当年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在这期间，更加深了对三线建设这段历史的直接认识。同时对口述史的方法也有所了解，为之后毕业论文的口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过老师们的不断指导，至此才真正摸到三线建设的门槛。于是开始模仿前辈们的思路和范式来撰写相关论文。之前阅读过崔一楠老师的《嵌入与互助: 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以及陈熙老师关于上海小三线厂地关系论文《三线厂与农村的互动关系——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中心》（《二十一世纪》，2019年2月号）。于是在思考，在甘肃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出现厂地关系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与此同时在甘肃省档案馆也发现不少这方面的档案史料。于是开始着手写了我的第二篇关于三线建设的论文《互利与共生：甘肃三线建设工农关系构建》。文章经过修改以后发表在了《济宁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同样在对天水三线建设档案的梳理过程中发现，有部分关于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方面的档案。以及之前甘肃省三线调整办公室出版的《甘肃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系统的介绍了甘肃三线建设调整的总体情况。[3]因而觉得尚有研究的空间。于是以天水的三线企业调整改造为研究对象，从调整改造的背景、改造措施以及改造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撰写了我的第三篇关于三线建设论文《20 世纪 80—90 年代天水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导师聂红萍老师对文章进行了详细的修改。之后经过不断的完善，文章投稿《开发研究》杂志。随即就收到了总编王旭东老师的回复。王老师本着对三线建设深厚的感情，对文章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2次审稿会议上力荐发表，并免收版面费。文章发表在《开发研究》2020年第1期。在此，特别感谢王老师在论文发表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能够在以上刊物发表文章。这是对我的肯定，也是鞭策。正是各位编辑老师们的鼓励，让我有动力继续从事三线建设相关学习与研究。目前还有一篇关于天水职工的问题论文《天水三线企业内迁职工社会生活问题探析(1965-1975)》，正在投稿中。

《互利与共生：甘肃三线建设工农关系构建》，《济宁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20 世纪 80—90 年代天水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开发研究》2020年第1期

毕业论文选题与写作

由于兰大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较早，一般在研二上学期开学不久就要开题。因此研一暑假就一直在寻找毕业论文方向。在此过程中，徐有威老师提供不少论文选题的方向，李德英老师也给予了不少建议。后将毕业论文题目暂定为《天水三线建设职工社会生活问题研究》。但在档案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发现这个选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档案不够细化，具体问题涉及较少；二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赴天水田野调查甚是不便，导致口述史料缺失。经与导师聂老师的多次讨论，以及和徐老师的电话沟通，最终决定换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决定以环境问题为切入点，对兰州三线建设企业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研究。因为之前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在甘肃省省档案馆、兰州市档案馆和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室接触到了不少关于三线企业环境污染方面的资料。其次，关于1970-80年代时期环境问题的论著中，多是宏观政策的梳理和技术层面的研究。很少以具体的污染企业为对象的人文学科角度的考察。

毕业论文题目重新确定以后，于是开始搜集整理兰州三线企业环境方面的资料。在兰州市档案馆抄了大半个月的档案，在此感谢兰州市档案馆汪云梅老师提供的帮助。有时遇到比较长的卷宗档案时，汪老师便让我打印，这使我省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在甘肃省图书馆查找地方报纸中有关三线建设史料时，由于《甘肃日报》是胶片缩印，从1964年到1990年史料十分广泛。目不转睛盯着放映机看了一个星期，虽是大致检索，但也破费周折。此时，加上之前搜集的档案资料和厂志，资料已经不少。但是这么多资料的整理单靠打字录入的话太费时间。于是想出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对于清晰的文字档案，则用图片软件识别的办法；手写的或者不清晰的档案，则用语音输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整理和录入，大概有17万字的文字资料。这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史料支撑。

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室所藏连城铝厂厂志

笔者所整理的档案选摘

对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仅档案资料还远远不够。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让公众参与历史书写，从而做到与档案互证。我于是从2020年5月份开始做口述史采访，赴兰州永登县河桥镇连城铝厂（国营306厂）进行田野调查。

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上语言不通，多次被拒之门外。后来通过本地同学才联系到相关口述对象。在此感谢李健慧师妹在口述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接下来的采访也不是很顺利。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比较敏感，当地村民和村干部三缄其口，都不愿多说，顿时遇到了瓶颈。于是打电话向徐有威老师“求救”。在徐老师的建议下，改变了策略。开始与当地村民拉家常套近乎，在村委会广场与下棋的大爷们闲聊。村民们逐渐打开了话匣子。获得了不少口述史料。

连城铝厂（国营306厂）大门（摄于2020年5月）

连城铝厂所在地七里村村委会（摄于2020年5月）

在与三线企业连城铝厂的接触过程中更是一波三折。厂方以档案不开放为由拒绝了查档，此外在环境污染问题上闭口不谈。此刻又陷入了僵局。有了之前的经验，于是找到厂家属区所在的居委会退休科，借此联系环境科退休的老同志。第一次去连铝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看我是学生，以工作繁忙为由直接拒绝了。当时的心情十分低落。就想着下午再去试试，吃过午饭以后就一直在居委会门口等着。到了上班时间，工作人员来了以后被我的耐心感动了。刚好此时办公室打印机坏了，在帮助其修打印机的过程中拉近了距离，取得了好感。工作人员答应给我退休老同志的联系方式，让我自己试着联系。这才联系上了口述采访对象。在一周的口述采访中收获颇多，同时也了解到许多档案资料中的没有记录的历史。

连城铝厂家属区所在居委会（摄于2020年5月）

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发现，拥有了丰富的史料远远不够，据此写出来的论文也只是资料的汇编。还需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去寻找相关理论与方法。比如三线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群体、制度和利益等多方面因素。污染不仅仅造成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群体由于身份、利益等方面的不同而表现各异。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思考环境问题，让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对此，徐老师还引荐了环境史领域专家东南大学房小捷老师。房老师在宏观理论层面的高屋建瓴指导，让我启发深刻。目前毕业论文初稿《兰州三线企业的环境问题与治理研究（1964-1990）》已经完成。

结语

一路走来，在三线建设的学习过程中磕磕绊绊，辛而得到了众多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与帮助。这是在三线建设研究过程中最大的收获。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聂红萍教授。从一开始在学术选题上就营造了宽松自由的氛围，让我结合自己的兴趣点选题，之后对三线建设选题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是我在三线建设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支撑与动力。

其次，我要感谢上海大学徐有威老师和四川大学李德英老师。徐老师作为三线建设研究的开拓者，在学术研究之外，还谋划全国三线建设研究的协同发展。在徐老师的不断激励和奔走联系下，众多历史学领域及其他学科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投入到三线建设的学习与研究中，三线建设研究由此得以开枝散叶遍地开花，硕果累累，开创了三线建设研究的新局面。此外李老师也多次给予帮助，她邀请我加入其项目课题团队，在论文的写作中给予指导，并鼓励我继续深造读博，联系相关学校老师。徐老师和李老师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品格，让我十分感动。此外还有许多老师与同学们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三线建设者们。他们响应祖国与人民的号召，将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国家工业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三线建设职工群体“一代”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任何以人为动作所构建的历史事件，最终必定会还原其本身。就“三线人”群体自身而言，我们更要面对的是他们真实存在着的现实。对三线建设的研究，是对历史的尊重。就像徐有威老师经常说的：“希望我们目前的三线建设研究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对‘三线人’的一种社会评价和认可”。这也许正是历史学研究的人文关怀所在。

意气风发的连铝建设者们（照片来自今日连铝微信公众号）

注释

[1]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原因初探》，《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论述》，《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段伟：《甘肃天水三线建设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段伟：《甘肃天水三线企业的选址探析》，《开发研究》2014年第6期。

[3]甘肃省三线调整办公室编，刘克贵主编：《甘肃省三线调整改造总结文集》，兰州：甘肃省三线调整办公室，2008年。

作者系安徽东至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2018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