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文

作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反思之作，斯蒂芬·哈尔西的《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从一开始，他就试图挑战关于近代中国的传统史观与历史认知。在哈尔西看来，过去有关中国百年现代化（1850-1949）的主流论述都采用了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晚清最后60年是政治羸弱与衰败不堪的历史。当然，民国近40年的历史也是动荡不安与分崩离析的。从民族主义感情来评价，人们普遍认为这段时间是在西方列强魔掌下的“屈辱的世纪”。

为此，哈尔西试图采用与传统论述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尝试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借助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变迁作出全新的阐释。书中不少地方是新意迭出，但有些看法无疑是富有争议的，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命运与审视

从卷首开始，“近代中国例外论”的问题意识就让人印象尤为深刻，它包括一系列反思中国命运的战略性问题。一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被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它的命运是因其广袤的国土而生，还是在与强大对手的角逐中造就，或者另有他解？在欧洲殖民的狂风暴雨中，中国却仍然屹立，保有了基本的独立,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道路？1850年后，官员们是否找到了一条重建中国之路，使国力可以在最低限度上维持一国的独立自主？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是中国的经济体量或列强在亚洲的势力均衡导致中国发展出一条不同的历史轨迹。然而，将这些假设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以上看法缺乏说服力。19世纪在南亚，英国吞并了之前莫卧儿帝国的领土，接管了2亿人和超过180万平方英里（约46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1880年以前，瘟疫的肆虐使欧洲人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活动举步维艰，但他们在随后掀起的“瓜分”非洲狂潮中，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几乎占世界总面积五分之一的地区。

其实回顾1500年之后欧洲列强对全球的征服之路，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势不可挡的，没有多少国家和地区能够置身事外。特别是在18世纪中期之后的150年中，在西方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下，亚非许多弱小的国家甚至是地区大国都土崩瓦解。庞大如莫卧儿帝国，广袤如非洲，都未能逃脱被殖民的命运。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弱国都会很快灭亡，它们或沦为蓄谋已久的侵略的牺牲品，或自然瓦解。所以，过去主流的论调都是认为中国同样无力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统治的虚弱必然导致国家领土被各殖民势力瓜分。

晚清中国被迫进入近代的一系列遭遇似乎也证实了人们的判断。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列强入侵，受尽屈辱。历次中外战争的结局，均是中国战败，在英法等国强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受到极大损害。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低关税，确立了最惠国待遇，强迫中国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而所谓的“治外法权”使外国人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权，西方各国通过军事、外交和法律三管齐下，对北京方面施压以造成影响，此时的中国至多只是一个拥有“有限主权”的国家。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演变结局却是出人意料。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到1914年为止，全球各地虽然几乎尽在列强的掌握之中，欧洲国家的殖民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地球上另外15.6%的陆地仍处于本地的自主控制之下。让人称奇的是，这些领土多数都位于中国境内。在哈尔西看来，清朝以及后继的民国时期（1911-1949）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殖民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与加尔各答、孟买或巴达维亚之类的贸易据点不同，中国的贸易口岸从未发展出巨大的殖民帝国。相反，欧洲列强只是管辖着上海租界或中国南部的香港等一些小块飞地。尽管列强在1895年以后获得了某些地区的租赁权，但这些地区在一定期限后还会重归中国管辖。不平等条约虽然侵犯了中国主权，西方却难以靠它们把新的经济体制或文化身份认同强加给中国人。

本书强调对整个亚欧大陆国家建构、经济增长、社会转变模式进行比较的重要性，对上述问题做出评价时采取的方法和视角不仅要跨越政治边界，也要跨越时空边界，将中国置于帝国主义扩张等一些世界历史的主导性潮流之中。不难看出，哈尔西的问题意识和判断认知，来自于一种全球化的整体历史研究视野。正如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倡导历史研究要具有“全球性眼光”和“总体历史眼光”，“世界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整体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以及互相碰撞和冲突……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

在全球化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的命运，我们才会蓦然发现，当时的中国是独特的，她是一战之前世界上仅存的六个非西方的独立国家之一，尽管边疆地区的领土略有损失，但仍保持着政治和领土上的基本完整。

建构与路径

纵览全书，作者基本立场是强调研究者必须具备全球化视野，强调历史考察的分析视角是全球性的，而非区域性的，才能更好地发掘有意义的问题意识，打碎学科封闭的藩篱，加深对中国近代化与全球化历史规律的新认识。如果到1914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欧洲统治之下，中国不可能仅凭巨大的体量就免于被西方统治。如果外部因素不能说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幸存的原因，应该从国家自身内部寻找答案。哈尔西认为，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其原因在于，1850年之后，中国开始探寻新的治国之道，在现代国家建构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来自列强持续的战争威胁下，近代中国却成为一个军事—财政国家。“军事—财政国家”，通俗的讲，就是指将财富、官僚体制与枪炮结合在一起。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认为，军事—财政国家出现在近代早期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间。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因对外战争的需要，英法建立了新型的行政和财政组织。英国陆军和海军规模在1680-1780年扩大了3倍。随着国防开支不断增长的要求，英国不得不大力改革税收财政制度，放弃征收直接性的土地税，转向间接性的商业税和公共借款，同时加征关税和国内消费税，英国的官僚机构也日益扩大化与复杂化。军事—财政国家的发展进程在18世纪的英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同样处于扩张态势的法国、普鲁士等其他欧洲列强，也经历了类似的体制转变。

到了19世纪，西方列强将他们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移植到东亚。而在中国，战争、税收和官僚体制的发展三者之间也开始以类似方式相互关联起来。哈尔西从财政、贸易、海关、通信、航运等相关史料和地方志中看到，在1850—1949年间，中国政府通过新增商业税扩大了税收来源，用这些资金来满足其巨大的国防支出。新的财政机构使国家能够榨取额外的资源，与此同时，在20世纪早期，近代警察的行政管辖范围得到扩展，强制力也得到提升。在19世纪晚期，晚清政府还创建了近代海军舰队，以增强军事力量，并发展出近代兵器工业。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认识到财富和国家实力之间的联系，建立起国有轮船制造和电报企业。这些努力改善了中国的交通运输和通信基础，并将少数近代部门引入中国的经济结构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策略就是有意模仿和自己不断摸索尝试，并借鉴欧洲国家的某些特点，其建构“军事—财政国家”的举措涉及对外贸易、财税、资源分配、官僚制度、军事、交通设施与通信等多个方面。正是近代中国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军事—财政国家，从而确保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虽然这些探寻仅让中国在那个屈辱的世纪里保有了低限度的独立，却为后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军事—财政国家”是近代以来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国家建构就是集中权威和资源建构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实现政治安定、国家增能、行政有效的过程。查尔斯·蒂利认为，国家建构“为专业人员的出现，控制和巩固的领土，忠诚和持久性、永久性的机构提供了一个对既定人口垄断暴力的集权和自主的国家”。弗朗西斯·福山强调“国家建构是强调现有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国家建构最重要的是政权能力建设，包括以税收为核心的财政能力建设。

公共财政的变革为军事—财政国家在近代中国建立奠定了基础。1850年之前，中国的治国之道是追求低税率、投资水利基础设施以及跨省重新分配资源来建立一种稳定的土地秩序。1853年新式海关与厘金局等财政机构的创设，标志着中国从农业到商业国家汲取能力的提升。关税和厘金扩大了政府的税收来源。以1892-1893年度为例，清廷在该农历年度共征收1428万两白银厘金，占当年大清财政收入的19.07%；英国人赫德的到来，则使得清廷的关税收入大幅增长：1849年，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为472万两，但到了1901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管理下，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达到了2380万两白银，占清廷当年财收的26.99%。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最稳定来源。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分析指出，税收是国家制度的四个核心之一。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从领地国家 (domainstate)到税收国家(taxstate)的转型是其现代国家形成和现代民主制产生的关键时期。有论者也指出，国家建构是增强政府的行政、财政和制度能力，使其能够与社会进行建设性互动并更有效地实现公共目标的过程，甚至可以说，“税收的历史就是国家演化的历史”。1842-1911年，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国家整体税收增长了3倍。在帝国晚期，人均税收也有所增长。历史学家们估计，到20世纪早期，中央、各省以及地方政府至少占用了总经济产出的5%-10%。这些新资源中，绝大部分是由间接商业税，特别是厘金和国际关税带来的。

观察1850年以来中国的变化，可以发现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具有潜在连续性与治国之道的延续性。所以哈尔西特别指出，不能将晚清时期简单看作是政治、军事和外教溃败的时期，而应注意到晚清在国家建构方面取得的成功，并可以将其视为20世纪中期成熟的军事—财政国家的重要起步阶段。“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1850-1949年是一个耻辱的世纪，一系列的改革都失败了，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转型式的变革，开始发展成为军事-财政国家。”

比较与反思

对近代中国以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建构成效，哈尔西的评价是积极的。治国之道是一种管理公共事务的本领，包括观念、制度和实践。国家高层将追求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视为让中国主权免受进一步侵犯并使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这些新的财政机构的出现扩大了帝国晚期的政府规模，而在20世纪早期实行的新政却通过创建现代警政、学校，以及政府部门的中央集权化，更为迅速地扩大了政府规模。一连串的变革都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50年中生根发芽的，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崛起时才开花结果。对于中国来说，虽然要到20世纪中期才获得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但1850年后的改革政策，还是缩小了中国与西方政府在国家能力上的差距。

在这种乐观主义的支配下，本书质疑对中日现代化比较的传统看法。很多学者对中日历史进行了粗略对比，他们有关中华帝国晚期的结论就是在这种误导下形成的。1894-1895年，中日两国为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短兵相接，清朝军队大败。在他们看来，这一结果证明日本明治政府推行的改革“成功”了，而中国为自强而付出的努力则“失败”了。这种论点是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只是表明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实力处于上风，很难由此洞悉两国国家构建的长期成果。军事—财政国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百年，并且在1850-1949年很少有巨大成功。直到中国在朝鲜半岛（1950-1953）与超级大国美国开战，双方战成平手，1964年中国又拥有了核武器之后，外国的观察家们才开始认识到这种转变有多重要。”所以，哈尔西认为比较分析能够增进我们对近代东亚政治变迁的了解，必须以一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来评价中日国家构建事业所取得的成果。

不过，在笔者看来，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命运相比较，其实是能够更加凸显中国现代国家能力建构的相对成功。奥斯曼帝国疆域横跨亚欧非三大洲，领有巴尔干半岛、西亚及北非的大部分领土，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之苏丹与也门，总面积最多时达到550万平方公里，人口2380万。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1792-1918年），是疆域辽阔的奥斯曼帝国从衰落走向瓦解的历史。历史进入18世纪，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强敌主要是崛起的俄国，因而，奥斯曼帝国与外国的战争主要是与俄国的战争，而且大都以失败告终。在尽力抵抗俄国入侵的同时，奥斯曼帝国还与威尼斯、奥地利、波斯等国交战，帝国的边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虽然晚期奥斯曼帝国也进行了现代国家能力建设，以19世纪初期塞利姆三世改革为开端，比中国的洋务自强新政早半个多世纪。同样是在战败后不得不改革旧军队,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同时，开始修建铁路公路,扩大对外贸易,增加外国投资,落伍的帝国与世界接近。帝国境内许多城市相继建起学校、银行、电话局、医院等机构，社会进步明显。但是改革的进程并不顺利，几乎每次改革都没有达到目标，改革最后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一战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领土仅为当年帝国疆域的15%，其他地区纷纷独立建国，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的终结。

探寻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形成，政治制度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辛亥革命迎来了远东第一共和在中国的诞生。然而，对于一个专制传统包袱沉重的古老帝国来说，改国号易，建共和难，辛亥之后中国政治就进入反复动荡的乱世，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迟迟不得完成，制度建设的艰难性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转型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视野的引入，可以充分展现晚清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重新审视现代中国百年政制转型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加深对那个大转型时代的理解，也许这是哈尔西的著作给予我们进行新的探索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