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运动前后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自其诞生就受到了唯物主义以及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批判，但其最终还是凭借着各类有力的辩护站稳了脚跟。理性主义的追随者们认为，理性所带来的是善的显现，是自由也是平等，同时至善的永远正确的理性，其本身不可能与自己相冲突相违背，只有各种非理性的因素才会反抗理性，阻拦理性的车轮向前，正如有知于此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为了让自身统治的非理性因素能够维系下去，而阻止自然知识的传播与发展，让生而理性的人们背负着非理性的负担。于是乎，如果意图走向一个由理性所塑造的善的国度，那么就需要依靠知识分子以及开明君主对理性教育以及粉碎特权阶级的不懈努力。

当这样的运动在牛顿等自然科学家的发现推动下，愈演愈烈之时，一种尝试着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放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分析的尝试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甚至逐渐走向了极端。他们认为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完全不亚于教育，“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生命的历程，除了他的身体特征和日常职业的常态，你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他居住的地域、它的天气和气候、它的土壤是否肥沃，它是否与海滨毗邻等等。自然的人是一个客体，而人的灵魂就像物质实体…它的整个行为可以由实证的物理假说来充分解释。” 在这样的极端经验主义论述中，一种自由意志同决定论的冲突再次展现，斯宾诺莎给出了一个极佳的比喻：如果一个在空气中下落的石头会思考的话，它可能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行动的路径，而不会察觉外部原因——比如投掷者的目标和力度以及自然介质——实际上决定了它的下落。而人就像是这样一块石头，在并不十分了解自身行为的自然致因之时，一种自由的错觉便会由此产生。

不论如何，在这样纷争的大环境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冉冉升为独立流派，并最终成就了一个体系，为作为学生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及基本概念。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建立在对科学研究方法，即经验可观察的对规律性重复现象的归纳，的批判上，其认为将这一方法适用于历史学科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对于历史学分析（横向分析事件地域性联系，亦或是纵向地事件历时性联系分析）而言，如果以经验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就只不过是一连串的现象，最多也只是被机械的因果模型所关联的一串现象罢了；但是黑格尔认为，正确的视角应该着眼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特的历史，并且解释其何以如同一个成长的实体变成如今这样。这样的视角本身就蕴含着两点——第一，历史应该是个体性的，独一无二的，且只会存在一次而不是某种规律性循环的；第二，既然要成长，那么历史也就应该是动态的。

在此，为了解释第二个视点，即历史的动态性，黑格尔需要找到一个推动历史动态发展的概念。他批判法国唯物主义（他认为法国唯物主义只能为历史学提供静态的解释，即解释是什么与有什么差别，而难以以足够的长焦视角来解释何以至此），并通过从对个人的分析走向对民族及国家的分析而得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态因素，即“精神”——“我们熟稔于谈论人的性格、脾气，我们评价一个人，不是通过某些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独立的事物，而是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和想法，通过他们表达的通常方式：我们越是说自己了解一个人，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越是知晓他的道德和心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黑格尔把一个人生命中渐渐彰显出的个人特点转移到整个国家和文化上面：他将之称为“理念”或者“精神”，在它的进化过程中划分出阶段，并声称它是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整个可感的宇宙的发展的推动因素和动态因素。”正是这样的“精神”，隐秘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

在宣称历史的个体性，动态性的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第三个观点——即历史应该具有整体性，而非各自独立的，正如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其整个人的行为，某个时代的现象也应该是整个时代的体现，在当时历史著作通常仅仅是关于某个伟人的，或者是关于某次战役的情况下，黑格尔呼吁历史学家不应该独立地写作，而应该在全景式观察的前提下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同时将其与相同文化（精神）驱动下发生的一切其他现象有机地联系起来。当然，这样的整体性呼吁的是脱离孤立并寻找联系，而非让历史学的分析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让个性中提取的共性掩盖个性——“如果历史的确是科学，那么它不可能被物理或数学的类比欺骗，数学和物理故意无视那些只属于一时一地的特性，它寻找的是最广泛的结果、最小的变化量和共同的特征，尽可能地做到普遍、抽象和有条理。历史学家则相反，他必须在完整的语境下观察和描述一个现象，以过去作背景，以未来做前景，在同一文化的源头和推动力之下，把该现象作为所有其他现象的有机组成。”

在解决了历史分析应具有的特性的基础上，黑格尔承认了矛盾的必然性，并提出“扬弃”的辩证法，即一个正题将会派生出一个反题，在两者的斗争中，“取其精华（更先进的部分），去其糟粕（不顺应历史发展的部分）”，形成一个更优的合题。历史便是以这样的方式辩证地进步。而在这样的矛盾发展中，冲突、战争和革命，以及惨痛的的浪费和破坏，都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以冲突来实现正反题各自的发展，并随着斗争的继续，冲突强度渐渐增大，变得愈加尖锐，直到转变成公开的冲突，在冲撞中达到高潮，最终斗争双方都毁于这次暴力，这段发展也被迫中断，而事物终于飞跃至一个全新的更接近真理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一对新的矛盾又再次开始发展。

对于人在历史逻辑前的作用，黑格尔持悲观态度，其认为改革在植根于本国文化土壤的同时，也应该顺应历史逻辑，历史规律不会因为人类的行动而变动，因为历史的规律便是精神的规律，其是绝对理性的且正确的，那些超越逻辑对抗历史的行动是非理性的，也必将失败。这样的体系也已经规定好一个人在其中“应当成为什么、应当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想从这些力量中间游离出来并寻求自由，就是想从他历史的必然的位置上逃离，拒绝成为社会组成中的一员，脱离出公共与私人的复杂的联系；想脱离出这个体系就是妄图脱离他的固有的本性，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虚妄，存有这种虚妄的人一定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个人自由只是他是幼稚的主观的想法。”而真正的自由存在于人们对规律的不断发现之中，一个人必然受特定时代的规律制约，而只有在认识规律并且理解其对于个体与社会的推动的过程中，让规律内化于自己的心中，才得以自由，而这种觉察规律的重任，常常只能由哲学家（亦指艺术家和思想家、科学家和诗人）等善于追问的灵魂来承担。“哲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自我认知成长的历史，在此过程中精神变成对自身行为的意识；从这种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本身与精神发展的历史并无不同，都是自我认知成长的历史。因此，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就是哲学的历史”，“历史的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既然精神是构成一切的实质，那么所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都是精神的进步。因此，改善社会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发人们对自身和所处环境进行分析的能力，这种能力便是“批判”，以批判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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