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经济与科技上保持着飞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文化上越来越趋向怀旧与自恋。而它所怀的“旧”并不是过去的一切，而是特指上世纪20—40年代之间的那段海上旧梦，也就是上海在百年殖民史中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那段岁月。

“我想我是有些殖民主义情结的。”80后网络写手Agnesy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大多数的殖民地都有一种破碎残缺的绝美，就像越南、南非、香港。那种被强行统治过、又在废墟上兼容并包的痕迹，都是一样的。”在Agnesy笔下，上海，是“见过市面的王琦瑶”，“平日里头施施然穿月白色素缎窄身旗袍，然而倘若是换上了中世纪欧洲古典的伞骨裙也是一样走得上台面，绝不叫人看低三分的”。

殖民历史遗留给上海的不仅是街道、建筑和梧桐树；一些看不见的、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也已经融入上海人的思维，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比如英国人和德国人，就将他们奉行的新教传统带到这座城市，新教文化的渗透让上海人拥有一种华人中罕见的职业精神和工具理性。与此同时，也在生活中处处体现出被许多大陆人所诟病的利己主义精明。而法国人则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浪漫超脱的拉丁文化，这让上海人极其注重生活的情调和艺术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有附庸风雅之嫌。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新教传统还是拉丁文化，都与许多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背道而驰。它们的渗透与流传，让上海在中国文化中始终作为一个另类而存在，并让上海人固守着自己特立独行的文化定位，流连过往的殖民历史，坚定不移地“崇洋媚外”。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许纪霖教授看来，上海人之所以怀旧，还出于一种“反叛”的原因。上海其实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从上海开埠开始，到上世纪2030年代形成高潮；另一种是1949年到1990年代初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现在所谓的“怀旧”，怀的就是上个实际2030年代所代表的那个传统，其中隐含着对1949年后计划经济传统批判和反思的意味。那是一种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的怀旧，背后的希望是把上海历史中具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那一段发掘出来，作为历史的资源来反思让上海失去“远东第一大都市”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为什么，当上海在1990年迈入市场经济之后，上海人的“怀旧”从地下转为地上，势不可当，蔚为壮观。

这样一种怀旧显然不会让上海市政府太过高兴。尽管怀旧能带来不少商业利益，但政府部门仍然希望将上海定位为一个改头换面的“新上海”：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去殖民化的、面向未来的中国大都市。因此，它让上海城市形象从“外滩”变成了“陆家嘴”，让外滩的所有建筑物都挂上“中山东一路”的路牌，将上海世博会的选址定在许多上海人都已遗忘的江南造船厂。

而许多专家、学者也并不欣赏这场愈演愈烈的怀旧大戏。在他们看来，在表面的歌舞升平、自我陶醉的背后，这场怀旧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是非常苍白的。有这样一个事实毋庸置疑：上海的“怀旧热”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还没有降温的迹象。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上海渐渐丧失了文化中心的位置。曾经培养了胡蝶、阮玲玉、周璇、赵丹等明星的上海电影基地，如今已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顶级的导演和演员；曾经走出过鲁迅、巴金、张爱玲、张恨水等大师的海上文坛，如今叫得响的作家只有王安忆、孙甘露等区区几位；曾经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话剧，如今演的只是一些专给白领看的所谓“都市话剧”。

由一篇著名的《上海人》为上海正名、如今却“叛逃”了上海的学者余秋雨说得痛快：上海的殖民史是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擦撞和交汇，确实生出一番戏剧性的欢悦和悲哀。然而，那只是一截短短的历史；而如今不少上海人，对那截历史的沉湎似乎太深了。他们“沉湎于纷飞战火夹缝间的零星时日，沉湎于贫困大地边缘那一层薄薄的象牙白，越说越玄地把这一点时日夸张成一个重要年代，把这一个薄层夸张成一个独立世界，好像真有多少高贵的情调、幽怨的灵魂在那里旋转”。余秋雨认为，上海要真正成为一座文化涵养深厚的城市，着眼的不应是过去，而是未来。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赞同余秋雨的看法。他认为，现在许多传媒和文艺作品所描述的，其实是虚假的上海。这种怀旧代表了一部分阶层的人，也就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种文化，而一个城市精神的力量在于它的复杂性。如果上海的精神旨趣只是咖啡馆里一个闲散的下午，酒吧间里一个疯狂的夜晚，那么，这座城市将没有什么生命力，人们的心灵将被狭隘化，生活将越来越单调，情感将越来越粗糙。要恢复上海的自信和自尊，就应当重新发掘真实的上海，而不是去迎合某种浮华的时尚。

事实是，上海文化曾经拥有丰富的内涵，它既有一种拥抱现代化的布尔乔亚传统，也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的反思现代性的传统。但在今天所谓“怀旧”的大合唱声中，上海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文化——殖民历史遗留的所谓“小资文化”。它背后缺乏一种真正的底蕴，因此没有显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