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民间的自发相互救助制度

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大钧兄弟首创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乡约”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

“乡约”由乡村中的村民邻里自愿加入，由众人推举领导人：“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此外每月另选一人为“直月”，月末对有善行者加以奖励，对有过错者则加以劝改。“乡约”内部定期举行聚会，使乡人相亲相爱，成就淳厚风俗。在聚会中还进行公开赏罚，对于犯错误的，则记录在案以督促众人，而不可救药的，则开除出约。在乡约内部，如果“若约有不便之事”则进行民主讨论，“共议更易”。 《吕氏乡约》内容丰富，包含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患难相恤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具体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在乡约制度下，通过教化，发挥爱心，为孤老残弱者提供了社会保障。 《吕氏乡约》是儒学理想的实践，把儒家的“仁”从抽象的观念，推行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上。后经朱熹及儒学同道的大力推行，被纳入南宋的乡治政策。

义庄：最早的家族式社会保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传世之句，更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不仅是一代传世名臣，更是我国慈善史的里程碑式人物，他所创立的义庄，是中国最早的家族式义庄，也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

北宋皇佑二年(1050)，范仲淹在故乡苏州吴县设立义庄，救济族众，捐置良田千亩，以田租为义庄资金来源，并制定管理章程，作为义庄运转依据。

义庄的设立使范氏族人受惠颇多，他们每天可领米一升，每月可以领粮三斗，作为裹腹之资；每逢数九寒冬，他们可领取棉布一匹，以抵御寒潮侵袭；若逢红白喜事，他们也可从义庄得到相应资助；义庄还修茸诸多新房，供给族人免费居住，使他们不致流落街头；族人若急需用钱，可直接向义庄借贷，利息极低，无力偿还的，本息可获豁免。义庄除注重保障族人的基本生活外，更注重族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希望族人们都能饱读诗书，因此庄内设有义塾，为族人提供免费教育，族人若进城赴考，义庄也将为他们提供盘缠。义庄鼓励族人捐赠田地，不仅可以使其他族人得到更多帮助，更可以使本人流芳百世，为族子族孙所铭记。

严密的管理是义庄能够长久稳定运行关键所在，其管理者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报酬与管理绩效挂钩。范仲淹逝世后，他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礼又将义田扩充，并根据实际情况，“随事立规”，先后十次续订规矩，使义庄管理更趋严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范氏义庄虽饱经战火灾害蹂躏，却始终能长盛不衰，至清代宣统年间，义庄已拥田五千三百余亩，创建时间长达八百余年，堪称世界慈善史奇迹。

悲田养病坊：宗教色彩的慈善事业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进入鼎盛期。佛教内部形成了许多宗派，各宗派不仅有自己的教义，而且建有自己的寺院，占有大量的寺田。又因隋唐之交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已趋于崩溃，社会上士、庶等族暴贫暴富的现象层出不穷，佛教各宗派顺应这种情势，凭借各自雄厚的寺院经济，竞相对民众广布施舍，开展慈善救济等活动。

悲田系佛经用语，是佛教中诸福田之一。所谓福田，就如农夫在田地里播种一样，有耕种就必然有秋收的回报，即多行善事于前，便将受好报于后。在唐代佛教的显宗——华严宗看来，福田有五种：恩田、敬田、德田、苦田、悲田。“悲田”其实就是指对贫穷孤老实施的布施。缘于此，唐朝的佛教寺院里便设立了悲田养病坊，并由专门的僧人负责主持。

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古代以来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专门矜孤恤贫、敬老养疾的慈善机构，相当于今日免费住宿的诊疗所、养老院，对流浪老人、无后老人、贫困者、患病者提供免费诊视、收容救助。

从武则天统治的长安年间开始，长安、洛阳及地方各州道的佛寺中都广为设置悲田养病坊。然而到了开元初年，因丞相宋瑕等人所生訾议，悲田养病坊便一度冷落下来。后来，直到唐玄宗对社会福祉事业予以关注，悲田养病坊才又重新有了发展。

由于唐政府对佛寺慈善活动从经济上给予了资助，此后的百余年里，悲田养病坊仍归由佛教寺院主持经营，并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救济了大量贫病无告的老人。

然而武宗会昌排佛时期，僧侣被敕令还俗，悲田养病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官方将“悲田”两字去掉，改称为养病坊，并将其改隶两京及各州管理，且任命地方耆老掌理其事，分配寺田作为经费来源。宋代以后，分为福田院、居养院等收养设施，以及安济坊等医疗机关。

粥局：社区力量维持的慈善活动

刘宰是南宋时期声孚众望的乡绅和慈善家。嘉定元年(1208)，刘宰决意辞官归隐，致力于当地的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他乡居期间，凭借自己的名望和财力，多次“施惠乡邦”。并率众修桥补路，同时还“置义仓，创义役”，用自己所置田产减租粟米，补助役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同邑人的赋役负担。

嘉定二年(1209)，因荒歉严重，百姓流离失所，辞官归里的刘宰便联合其他乡绅首设私人粥局，收养遗弃的婴孩。后来浙西常平使移文金坛相助，发义仓米三百石。邻郡旁邑闻此善举，也都纷纷慷慨解囊，救济对象也扩大到老人、病患者、妇人与少壮者。此次大规模的私人赈饥，不仅在宋代救荒史上鲜有人能够匹比，就是在中国慈善史上也极为罕见。

嘉定十七年(1224)春，刘宰再次开办粥局，捐出自家历年积谷百余斛，救助饥民。这次赈饥的规模更是前所未有，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时间也长。这次善举，刘宰得到了官宦旧好的支持，也带动了一批有力善士的踊跃捐助。

绍定元年(1228)，因邻邑涝灾，众多流民乞讨于金坛，刘宰第三次开粥局以赈饥民。设局月余，正当大麦将熟未熟之时，刘宰再遇财力不济，幸好溧水县知事王遂、国子监赵崇帆、乡贡进士王文虎等人伸出援手，建康太守冯侯也特捐米百斛。粥局又得以持续月余，直至麦熟为止。此次赈济受惠的贫民估约应有万人左右。

三次大规模的粥局开设成功，表明在宋代官办慈善事业隆盛的同时，民间社会的慈善活动开始崛起，并独树一帜，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安乐坊：第一家公私合办医院

北宋元祐四年(1089)，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捐献五十两黄金，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又引发众商费、乡绅赞助，一同作为治病基金，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叫做安乐坊，专门收治穷苦病人。

苏轼全力以赴亲率医生分坊治病，“作值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苏东坡统筹制药、施药、治病救人及筹建安乐坊，有预案，有调度，有应对，有志愿者计划(人力资源征集)，有后续巩固方案，实际流程更接近现代管理系统，是古代在防疫防灾实践中罕见的统筹安排的实例。

“安乐坊”单独设立，是医疗慈善由寺院走向社会所迈出的关键第一步，它治愈千人，引起了朝廷的极大关注，后来由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于是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改名为官办的慈善医院“安济坊”，并得到广泛推广。

四门义学：最早的义务教育

义学，顾名思义，是一种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国人创办的义学，则远比西方国家为早。

中国义学的滥觞时期，当从晚唐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州建立的 “四门义学”说起，当时正是中原动荡，军阀割据，唐朝福祚将尽，五代十国的局面即将到来的时期。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就在这个时期率领了一批中原人马，南下福建，入主八闽。当王氏兄弟统治福建的初期，感到当时的福州文化比较落后，居民目不识丁者很多。为了振兴八闽，有远见的王氏兄弟认为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先从文化教育事业着手。

据《新唐书 •王潮传》载，当王潮的部队进入福州时，唐朝政权尚存，所以唐昭宗李晔即于乾宁元年(894年)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潮在福州第一件事就是“乃作四门义学”。这里的所谓“四门义学”，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种“义务教育”。“四门义学”规格高于府、州学，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是福建的最高学府，而且面向平民开放教育。

王潮死后，他的弟弟王审知继位，也继承了他哥哥所首创的教育事业，继续扩大教育规模，号召各地广设学校，使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有私塾。由朝庭拨专门经费给师生缮食，采用民办公助的形式发展教育。五代后梁龙德元年(921)，王审知采纳翁承瓒建议，在福州留晖门外“建四门学”(经、史、子、集)，并聘请著名文人陈郯、黄滔等做“四门博士”，教导学生，旨在“聚书兴教，使民知礼义，从善如流”。闽王审知还按期亲临阅卷，论才授职，八闽读书蔚成风气，闽中被称为文儒之乡，出现了“千家灯火读书夜”的昔读景象。

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福州的经济社会和学术文化异常活跃，才学兼优的能员官吏云集榕城，如程师孟、张伯玉、辛弃疾、陆游、蔡襄、曾巩等，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宋代福州中进士的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宋嘉定元年(1208)还出现过“一榜三鼎甲”全为福州人的现象；而宋乾道二至八年(1166—1172年)永泰县在七年中连续三科中了三个状元，千古罕见。经过王潮、王审知兄弟发展教育事业，从此福建历史上开始了第一次经济文化的飞跃时期。

福州的 “义学 ”制度，开始是属于“官办”的性质，即由政府财政支出来开办免费的“义学”。但从此以后，义学又逐渐变成了由社会的热心人士来创办。其经费来源主要靠家族公田中的“地租”收入来维持，或由当地富户殷商捐助。这种形式的义学，从唐朝以后，历代都有，各地大同小异。办“义学”，也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种优良传统。

同善会：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

明万历18年(1590)，杨东明组织父老在河南虞城创立第一个同善会组织，它随后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同善会大都由地方绅士举办。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每次捐献的金额，以嘉善同善会为例，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随着申请救助人数的增多，每次筹集的捐献已入不敷出，于是，同善会开始置办不动产——土地，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同善会立有较完备的会式，包括其会旨、会期、会斋银、施贫办法及置棺分施等项，因而它也可称得上是一个以济贫、劝善为主要目的的地方性慈善机构。

同善会之设，一是“舍者为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 ”；二是 “行者亦善，闻者亦然，方是同善 ”。由此，同善会定期举行聚会，一般是每年四次。聚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收集(摆渡)会员的善款；二是根据会员平时调查的情况，确定救济对象，讨论款项的具体分配；三是由主会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演，劝人行善，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共建地方“好风俗”。

同善会的救济对象，首先是生活无着的孝子、节妇，其次是未被养济院收容而不愿以乞讨为生的贫老病者。这些人先要经会员推荐，再由同善会调查核实，才有资格领取善款。在同善会集(摆渡)会讲演结束后，有时也对听讲的贫民给予少量的施舍。

透过同善会的规条、讲语，可看出同善会的意识形态，既受到俗化佛教的影响，又有道教的烙印，但最主要的思想因子，仍是正统儒家的政治理念。此时我国传统社会的慈善文化，下有慈善经济作为支撑，中有慈善制度的管理，上有慈善思想的维系，对近代社会的慈善文化形态产生了直接影响。

培田：多元开放的乡土教育

明清时期的培田属于典型的中国乡村宗法制社会，有着健全而发达的乡村自治系统。而培田的村落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培田存在着另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

培田第一所学堂叫“石头丘草堂”，创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之后村中吴姓族人相继仿效，自此开培田兴教办学之风。明清两代培田有书院9个，家塾5处，童蒙、蒙馆9所，以及接近于专业教育的“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妇女学馆“容膝居”等。锄经别墅建于明朝后期，明代培田村民经常请经验丰富的老农向晚辈新手传授种田经验，颇似今天的农业耕作技术讲座。到了清初，村里又增加了手工技艺教育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建于康熙年间的“修竹楼”。至于容膝居则更令人称奇，除了学文化、学女红之外，在这里还有老年妇女向待嫁姑娘讲授婚育知识。这大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婚育学校。明清时的培田还有习武传统，村中办有集勋厂武校、化成厂武校两所武术学校。

当时村中相继出现各种公益与文教结社组织，前者如拯婴社(专门收养被遗弃女婴)、大和山道堂(戒毒所)等，后者如孔圣会、文昌社、朱子惜字社等。这些结社的经费均为房族或社员个人捐助，有田产，还有严格的财务管理，且经营有方，年年生息，资产不断递增，颇似当今的基金会。社员间还经常有雅集，相与唱和，谈诗论文，对营造村落崇文重教的文化气氛起了很大的作用。

培田的乡土教育与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科举教育形成互补，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教育多元而开放的人文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折射，也是孔夫子“有教无类”教育理想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