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百年屈辱，近代中国可否与当代中国重合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

茅海建老师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崩溃结合在一起，让身为读者的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也有了更加广泛地思考空间。在读完本书以后，我反复思考，在很多个星期的思考中，有一个问题常常挥之不去——如果没有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被侵略与屈辱，近代中国会如何依据自身的历史逻辑来发展，会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达到一个与当今中国完全不一样的发展高度，或者会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图景完全重合？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作出如下假设：

17世纪的大清王朝经康雍乾三代皇帝励精图治，臻于顶峰，至乾隆末期开始由盛而衰，渐渐腐败丛生、民不聊生、暗流涌动；与此同时，以英夷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扭转中西贸易间的巨幅逆差，经过百般尝试，终于找到了制衡中国丝绸、茶叶和陶瓷的替代品——鸦片。

到嘉庆皇帝时期，尽管揪出了一个大贪官和珅，但王朝颓势并未得到有效逆转，腐败问题反而日甚一日，腐败的横行导致海关走私的严重，走私的严重则致使鸦片贸易的日趋猖獗，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最终导致了中国白银储备的大量外流和严重的财政赤字。

因此，在道光皇帝时期，决定通过遏制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来抑制日益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然而，尽管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制度上的集体腐败岂是区区一人可以扭转；而腐败若不能有效抑制就无法杜绝海关通过走私贸易来中饱私囊，也就无法抑制在走私贸易中获利最多的鸦片贸易。结果，终道光一朝，鸦片走私贸易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更有甚者，随着鸦片贸易的日趋猖獗，各类反动的异教邪说和奇技淫巧开始在全国上下疯狂流行，这其中又以受鸦片荼毒最深的华南地区为重。

到咸丰时期，由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积累的社会矛盾终于在广西金田村集中爆发，产生了自王朝诞生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久、波及最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在起义军中，还盛行着一种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一种极富西方宗教色彩的邪教理念——拜上帝教。在与太平天国的对垒中，八旗、绿营这些官方军队由于成平日久，败絮尽显。迫于军事压力，清朝政府不得不鼓励曾国藩等人自行招募兵勇，镇压叛乱。由此，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开始崛起。

到同治时期，历时十年的太平天国起义终于被扑灭，但侥幸生还的大清帝国已是千疮百孔。再者，由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与太平军做斗争期间深刻认识到太平军手中某些西式兵刃的巨大威力。在清政府内部，一个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派迅速崛起。在改良派的支持下，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从而揭开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序幕。这一时期，由于发生在同治时期，因此被称作“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时期，尽管洋务运动引入了大量西方最前端的科学理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然而，李鸿章、张之洞等新一代地方实力派的迅速崛起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渐渐地，慈溪转向对洋务深恶痛绝的顽固派，改良派的势力渐渐被排除于宫廷之外，洋务运动也开始渐渐遇冷，直至最终失败。然而，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军阀割据、疆臣结党、顽抗中央的势头却愈演愈烈；加之清朝中央政府君暗臣弱、顽固守旧、不思进取、惶惶终日；以及制度层面早已无法逆转的腐败烂行、吏治废弛等深刻问题。“满清王朝气数将尽”以渐渐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1908年11月15日，在被其软禁近10年的光绪皇帝驾崩仅一天之后，慈禧太后，这个自1861年辛酉政变以来便盘踞王朝顶点近半个世纪的老女人，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她身后那个早已丧钟长鸣的烂摊子，则甩给了当时尚不满3岁的末代皇帝——宣统皇帝。又过了三年，随着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一场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经近三百年的兴衰荣辱以后，终于寿终正寝。（三百年气数，对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已经算是相当长寿的了。）那些在天朝太平迷雾下韬光养晦的地方军阀，也在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下，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短暂的，被称作“北洋时期”的，分裂时期。

如果对比辛亥革命的革命理念——“三民主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信仰——“拜上帝教”，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体现了中国传统理念在深受西方文化冲击后的反应。可见，自清朝衰弱以来，伴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兴盛——尤其是走私贸易的日益猖獗，各类西式的文化理念和社会治理方式，也随着各类西式兵刃的大量输入，开始大幅向中国流入。随着王朝气数将尽，这些文化理念也为不满于王朝弊习的中国革命者们提供了借鉴。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在科举考试中落榜的农民，怀着对自身境遇的不满，将一种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平均主义思想结合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只创立了一个邪教；而一个长期旅居海外的医学博士，出于对王朝末期人民疾苦的高度关注，通过熟读欧美各类自由主义理论著述和借鉴美国的国家制度，最终创造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极富现代主义色彩的革命纲领。然而，无论是一个异端学说，还是一个革命纲领，都是对传统中国穷则思变、变则通久文化内涵的体现。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彻底根除中国近两千年的专制制度，但随着革命在中华大地上的星火燎原，自由主义理念渐渐深入人心。以至于当北洋军阀的袁世凯于1915年12月称帝时，仅仅过去83天便在全国一片声讨中被逼退位。然而，自由主义，作为近代西方启蒙时期（17-18世纪）诞生的一种理念，尽管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经验也为孙中山所借鉴，并用来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在历经辛亥革命的洗礼以及三民主义的宣贯以后，不仅没有产生一个类似美国的，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反而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和平民大众的进一步苦难。再者，由于启蒙时期以后的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近乎狂热地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渐渐产生并盛行一种反自由主义思潮，并最终产生了社会主义理念以及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1917年11月7日的俄国，在一声炮响下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统治并建立了第一个有别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时。备受鼓舞的中国精英们，也迅速引进了十月革命的革命理念——“马列主义”。由此开始，直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在“自由主义”领导下的国民党；以及在“马列主义”领导下的共产党；怀揣着各自的社会信仰，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状，为民族的崛起和国家的昌盛，或相互合作，或相互对立；在各自的革命道路上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近代史上，国共两党的对立，也可以看成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立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镜像。

1929-1933年，由于资产阶级各民族国家的产能过剩，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由于高度的资本主义化，日本也毫无悬念地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冲击。为了应对危机，日本军部于1931年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将大量的自然资源据为己有。而此时的中国，国共两党正处在近代史上最惨烈、最长久的对峙时期，再加之日本的前期准备和事变发生的突然性等诸多因素，使得整个事变期间，日本侵略军并未遇到多少像样的抵抗。或许正是因为这场事变来得太过轻巧，让日本军部势力迅速抬头，日本也迅速走上了极端的军国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分裂的中国社会现状，也为日本提供了趁火打劫的机会。因此，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见自己的国家渐渐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便立即开始了“三月亡华”的战争准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可幸的是，在中国，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原本相互对峙的国共两党，终于在1936年末在西安抛弃前嫌，握手言和，开始了共同对抗步步紧逼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准备与动员。尽管曾一度长期分裂，但我们依然可以同仇敌忾；尽管曾一度发展停滞，但我们依然可以用血肉筑起抵御外寇的坚固长城；尽管我们曾一度迷失于太平美梦，但我们依然立即觉醒，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共同承担守土抗战之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此，在敌强我弱的艰难时局下，四万万中国同胞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化而为一，展开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反帝反侵略战争。在历经八年的艰苦战斗与不懈努力之后，终于以极其惨痛的代价换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胜战。

在抗日战争的洗礼下，假想的近代中国与真实的当代中国渐渐重合；在战后和平统一的呼声下，又经过短短四年的内战，最终迎来了祖国的统一，一个全新的中国——诞生了！

上述假设不知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

作为一个非历史专业的历史爱好者，对于书中关于鸦片战争的翔实资料，我表示由衷的钦佩。通过书中对鸦片战争的精彩描述，使我认识到大清王朝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病入膏肓；同时也认识到战争必败和战争不可避免的历史缘由。然而，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书的结尾提出的历史问题：

“不管历史将作何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不可否认，本书对两个国家进行了深度的对比，一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王朝在落日余晖下的图景；另一个是西方近代史上一个伟大帝国昙花一现的图景。当这两个国家相互爆发战争时，体现出的时代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其结果也是毫无悬念的。然而，如果要通过“鸦片战争”来“留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读者，立足于社会风貌日益向上的当代中国，我是否也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在当时，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到底与鸦片战争何干？

不可否认，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蒙受了近百年的屈辱与践踏，在这近百年的屈辱与践踏中我们最终迎来了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崛起、国家的重生和社会的腾飞。然而，在这近百年艰辛的发展历程中，那些由外而内的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自身的发展，或者换言之，西方侵略者对我们的侵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将我们近代的发展带离了我们传统的发展逻辑。

如果说，历经近代近百年的屈辱与自强，我们才发展到21世纪的当代中国；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近代中国那近百年的屈辱，居于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我们又会处在一个怎样的社会图景呢；如果没有近代的百年屈辱，当代中国的我们会否生活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状态，抑或，会否生活在一个与当代生活毫无二致的社会状态。假如不幸属于后者，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公允地面对鸦片战争，以及此后百年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由战争产生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呢？如果无论近代的世界环境如何恶劣，也无论我们曾经承受过多少非人的苦难，结果，我们伟大的民族依然遵循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在不断向前发展，那么活在当下的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看待那时的屈辱呢！

近代的屈辱曾经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创伤，面对那时的强敌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是对的；但如果因为曾经的苦难导致近百年的屈辱如同阴影一般挥之不去，甚至堕入到极端反传统的思想误区却是不可取的；何况，作为一个自先秦时期以来便懂得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民族，难道只有迫于强敌地深远压力时，我们才知道自我反省吗！如若不然，那么，在近百年屈辱的阴影之下，我们该如何正确地看待我们的历史传统呢，我们还能客观地、自信地重拾我们的传统吗，我们还能不过分迷恋曾经与我们存在代差、险些将我们拖入万劫不复、万丈深渊的西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