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英语是世界英语变异群体中的一部分, 它是英语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结合产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 中国英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英语语言特征以及社会语言学因素的分析表明, 中国英语在受到汉语语言影响同时也深受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中国英语在增强民族认同感以及传播中国文化和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英语; 英语变体; 社会语言学;

Abstract：As a part of the world English variety, China English is the combin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 English is inevitably bound to integrate into the cultural globalization.It is shown, by analyzing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China English and the sociolinguistic factors concerned, that China English is affected both by Chinese language an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society.China English plays a significant part in enhancing nationality identity, inheri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deepening sociolinguistics research.

Keyword：China English; English variety; sociolinguistics;

中国英语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80-1991年) 是初始研究阶段。葛传椝 (1983) 从翻译角度提出“中国英语”概念, 汪榕培 (1991) 从“跨文化”角度提出了“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的“国别变体”的概念。第二阶段 (1992-2001年) 是是非争议阶段。谢之君 (1995) 强调了中国英语在表达中国特有事物中的独特作用, 张培成 (1995) 则把中国英语定位为国际交流中的使用型变体, 杜正名 (1998) 等从英语本土化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英语现象, 陈文存 (1999) 则否定国别变体的中国英语。第三阶段 (2002年至今) 是方兴未艾时期。曾剑平 (2008) 等认为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后的变异形式, 具有自身的完整性, 应当属于规范英语;胡晓丽 (2008, 2011) 认为中国英语作为一种交际策略可以有效地实现指称与中国相关的事物、表达情感、构建身份、建立人际关系和体现意识形态的交际目的[1]。事实上, 对于中国英语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从对中国英语的讨论和争鸣中也可以看出, 我国的英语学习者经历了从最初努力改变“洋泾浜”英语, 学习地道的外国语言和熟知外国文化, 发展到重视英语表达中的中国式特点这样一个过程。因此非常有必要探究在中国使用的英语, 揭示其所具有的特征和性质, 可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中国英语的概念

“中国英语” (China English) 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式英语” (Chinglish) 。中国式英语往往以汉语规则和使用习惯为基础, 不合乎英语规范且缺乏系统性, 是一种畸形语言现象, 其构成和使用范围既不稳定也不广泛, 在对外交际和文化交流中容易引起交际失误, 尽管少数Chinglish会被吸收到规范英语中去, 但属个别现象。中国英语具有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使用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表达中国特有事物和文化的特性[2]。

二、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

(一) 词汇特征

语言结构包含语音、词汇、句法和意义等部分, 词汇是最直接和最快速反映社会新生事物的部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如果用英语表达汉语中特有的事物时就会出现词汇空缺, 通常可以采用直译、借译和语义再生的方法把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文化融合到英语中。直译往往直接用汉语拼音或按照汉语意思和结构直接翻译, 如年画 (nianhua) 、气功 (qigong) 、阴阳 (yinyang) 、纸老虎 (paper tiger) 等;借译往往直接借用目的语的字面意思, 如floating population (流动人口) , three representatives (三个代表) , little emperor (小皇帝) , red envelope (红包) , laid-off workers (下岗工人) 等;语义再生是指英语词汇在汉语语境下重新产生新的含义, 如绿帽子 (green hat) , 业务上充电 (recharge) 、一箭双雕 (one arrow, two hawks) 等。从字典编纂上划分, 中国英语词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被英语国家广泛认可的事物词汇, 如道教 (Taoism) 、关系 (Guanxi) 、饺子 (jiaozi) 和面子 (mianzi) 等都已经正式录入进牛津英语字典中。另一类词汇是同样用在公开的对外文本材料中或外事事务中, 但是还没有被正式录入进英语字典中的一些词汇, 如“土豪” (Tuhao) 、“大妈” (Dama) 等。中国英语词汇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改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和传播中国文化有积极的作用[3]。

(二) 句法特征

汉语重意合, 语法以达意为主, 意义的表达主要靠句子内部逻辑联系。受汉语的影响, 中国英语的语序出现了状语前置、定语后置的现象。例如, This year, China has taken measures to promote FDI。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英语在句法方面也有所表现, 主要是语序的不同。汉语习惯把主要的事情放在句子的后面, 而英语习惯放在句子的前面。例如中国英语, For me, to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is possible.另外, 由于英语依靠时态以及动词变化来表意而汉语依靠副词形式, 所以中国英语往往忽视动词的时态变化。例如, We stay together all day yesterday.

(三) 语篇和文体特征

在语篇结构上, 英语的表达往往要求开门见山, 直接表达观点, 然后再陈述事实, 文体风格多是体现抽象理性、语言平实的特点。汉民族大多是感性认知外部世界, 汉语的语序也表现出体验和感悟的顺序。汉语强调语序, 受汉语文体的影响, 中国英语的写作往往是前面做大量铺垫, 文章最后才归纳观点, 语言辞藻华丽, 大量使用成语和四字结构。例如, 英美国家的新闻报道中常常以内容概要开头, 而《中国日报》的相似报道却往往以引言或主要事件开头[4]。

三、社会语言学分析

无论哪一种民族在使用英语时都很难以其固有形式完全准确地表达本民族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特有事物。中西方民族之间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 英语在涉及中国社会文化的时候只能用带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来弥补其不足, 从而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变异现象。除了受到汉语语言结构的影响, 中国英语的形成和发展还受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中国英语具有了中国特色, 加速其更全面地融入到世界英语变异群体中, 也推动中国英语进一步发展。

(一) 政治因素

政治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之一。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阶段, 政治气氛浓厚, 英语被看成是反帝反修的武器, 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英语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例如,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U.S.Imperialism is a paper tiger) , “大跃进” (great leap forward) 。有些英语词汇的原意也发生了改变。例如, “无产阶级专政”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是褒义而在英语中却相反。改革开放后, 中国英语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政府推行了大量的发展国力、改善民生的政策。例如, “四个现代化” (Four Modernization) , “计划生育” (family plan) , “和谐社会” (harmonious society) , “以人为本” (people-oriented) , “廉政建设” (construct clean politics) , “中国梦” (China Dream) , “全面二孩政策”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和“新常态” (new normal) 等。

(二) 经济因素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英语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习和使用英语,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但是, 在国际贸易中语用失误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例如, 中国英语“亚洲四小龙”翻译成英语, 应该是“the four Asian tigers”, 而不是“the four Asian dragons”, 因为中国人尊崇的龙在西方是邪恶的形象, 因此在商务交往中, 中国英语也承担起推介中国文化的使命。另一方面, 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英语的创新和发展。例如, “APEC蓝” (APEC Blue) 、“一带一路” (The Belt and Road) 、“淘宝店主” (Taobao shop owner) 和“代购” (Daigou/purchasing agent) 等的出现。

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是推动中国英语发展的动力之一。从古代的佛教、伊斯兰教的引入到丝绸之路中华文明影响到欧洲大陆, 都是中国英语背后的中国文化在发挥着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旅游经济迅猛发展, 大量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需要翻译成英语介绍给西方, 西方的旅游者们需要通过中国英语的介绍来了解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景点名称、中华美食名称以及地理、历史、传说和风土人情的中国英语大量涌现出来。例如, 长城 (The Great Wall) , 胡同 (hutong/Beijing’s classic alleys) , 兵马俑 (Terra-Cotta Warriors) , 北京烤鸭 (Beijing Roast Duck) , 糖葫芦 (tanghulu/sugercoated haws on a stick) 和老干妈辣酱 (Lao Gan Ma chili sauce) 等等。

(三) 社会文化因素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展阶段, 中国人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涨的热情参与到社会变革中。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了解世界、娱乐消遣和表达自我的平台。由于英语被大量应用于网络空间中, 中国英语的网络语言也快速普及甚至有一些词汇已经被世界权威词典《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例如, “add oil”在2018年10月被收录到该字典, 是汉语“加油”的直译, 实际是表达鼓励、激励或支持的意思;例如, 2013年中国中老年妇女疯狂抢购黄金致使国际黄金价格波动, 美国华尔街特意使用“Dama” (大妈) 来特指这一群体, 随后这一群体又代表了风靡全国的跳广场舞健身的人群, 美国媒体还在互联网上刊登出三个中国“Dama”引领美国“Dama”跳广场舞的照片。美国的媒体还特别报道了青岛海滨的一群“Dama” (大妈) 带着防晒“脸基尼” (facekini) 游泳, 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脸基尼”一词, 法国的时尚杂志还予以系列报导。

四、中国英语的作用和意义

英语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来自于全球化的推动, 按照社会语言学家卡齐鲁 (B.B.Kachru, 1985) [5]提出的同心圈模式, 世界英语变体划分为三个同心圈:内圈 (the Inner Circle) 指作为母语 (ENLs) 使用的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外圈 (the Outer Circle) 指制度化的第二语言变体 (ESLs) 如非洲英语、印度英语等;扩展圈 (the Expanding Circle) 指作为外语使用的、没有制度化的英语变体 (EFLs) , 如日本英语、中国英语等。作为一种使用型英语变异, 中国英语主要用于跨文化交流, 它不仅符合规范英语的语言规则, 同时也在其中注入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以规范英语为标准保证了其作为中性信息媒介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 其中国特色的文化特点则弥补了英语在涉及中国社会文化时的相对欠缺, 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 是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着积极作用。

中国英语的意义在于:首先, 有助于传承中华文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但提供了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机会也带来了矛盾和冲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在某种程度上, 作为世界通用语且承载着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英语削弱了别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在中国, 英语的影响力对汉语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全民学英语蔚然成风, 尤其是学生, 在学校以及遍地开花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学习英语, 许多学生汉语水平下降。包含民族特色的中国英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文化交流平台, 可以借助此平台把中华文化继承下去。其次, 有助于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 中国英语在中国乃至国际交往中都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增强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有助于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最后, 对社会语言学研究有积极的意义。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语言的变异。中国英语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趋势为英语变异形式的历时性和即时性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采用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和方法对作为世界英语变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英语进行研究, 对推进和深化我国目前的中国英语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对中国英语研究、世界英语变体研究乃至英语全球化的认识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韩玲.“中国英语”研究现状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 (10) :28-32.

[2]周馥郁.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谷歌事件的报道为例[J].咸宁学院学报, 2011, (5) :75-76.

[3]周福娟.中国英语词汇研究的发展与演变[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6) :42-47.

[4]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 (4) :18-24.

[5]Mesthrie, Rajend&Bhatt Rakesh M.World Englishes:The Study of New Linguistic Variet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