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看日本论

[日]橘玲

与现行的常识相反，日本人的特征不是“农村社会=空气的统治”，而是“世俗性=水”，这在全世界都很突出。

从这种新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解开诸多日本社会之谜的钥匙。在这里，我将以“水”为中心，尝试着描述“另一种（替代性的）日本论”。

/公务员为什么不接受贿赂？/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功地走向现代化（资本主义化），这是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例子，被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谜团。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成立背后一定隐藏着新教的禁欲的伦理。当然，日本并非基督教社会，因此，学者们试图在日本历史中探索取代新教的东西。

由此而被“发现”的是江户时代的禅僧铃木正三。

有一天，一个信仰深厚的农夫向铃木正三说道：“农活太忙了，没有时间学习佛教。如果因这样一件无益的事而在来世受到惩罚，那就太遗憾了。”铃木回答道：“农业则（即）佛行也。”山本七平和小室直树都认为，在日本，这种全心全意地工作本身就是成佛之道的“勤劳哲学”诞生了资本主义的劳动伦理。

与以上看法不同，在这里我想将极端的世俗性和个人主义放置于日本“现代化”的内部深层进行思索。

人们认为，在日本社会里，“血缘”和“地缘”尤其受到重视，实际上这是亚洲型农耕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与此相反，日本人的特殊性在于：日本虽然是亚洲型农耕社会，但它受到血缘和地缘的束缚极其宽松。

妨碍现代化进展的最大的障碍是任人唯亲（nepotism）和收受贿赂。不仅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政治和行政受到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羁绊，通过贿赂来行使影响力的情况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日本，即便是在明治时代，权力的腐败虽然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应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在血缘纽带很强的社会里，只要一人出人头地，其家族的成员就会寻求权力，聚集到一起。但日本社会重视“家”（社会、政府）胜于重视血缘关系，这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露骨的关系主义普遍受到唾弃（即使你利用关系获得工作，但进入公司后的地位会很低）。这种对血缘关系的淡漠现象加强了某个组织的统治力，进入明治时代后，这也成为日本立刻就组建了一个现代的、合理的官僚体系（或接近于官僚体系）的原动力。

有人认为，日本公务员不接受贿赂是由于日本人的洁癖所致，其实这可以从世俗性的角度加以说明。

日本社会在血缘关系、结社等方面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如果一个人为作为“家”的社会、政府所排斥的话，那么这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且，日本的人事制度规定，公务员只有在获得满额的退职金后才正当地获得了与劳动相对等的价值，因此，公务员要做出中途可能被解雇的行为会冒很高的风险。公务员接受贿赂可以招来灾祸，如此一来，就很不划算。

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拒绝贿赂的。但在收受贿赂可以带来损失的社会里，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所谓的洁癖的文化，人们就会在无意识之中回避做出贿赂的行为。从本性上讲，日本人并非讨厌贿赂，这只要看一下人们给医生的红包以及政治家屡犯的收受贿赂的事件就可以明白。在没有文化束缚的地方，日本照样发生着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国家相同的事件。*

*在日本，对“上”的贿赂被当作实施一种报答、接待的习惯。公务员之所以不接受现金就是因为这种“合法的收受贿赂”得以制度化了的缘故。

/“家”是社会的最小单位/

共同体本来的功能是安全保障体系，社会越不安定，如果没有私人的互助制度的话，人们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众所周知，中国人创建了一种叫“帮会”的同乡组织（秘密结社），这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对他们需要这种安全保障体系的原因了解得一清二楚。在受到游牧民族的侵略、内乱以及战争影响的情况下，人们的土地被掠夺，动不动就会流落他乡，在这样的社会里，最值得信赖的只有人际关系。

中国、韩国的家庭制度是极其强大顽固的父系共同体，姓氏、祖籍（祖先）相同的人之间是不能够结婚的。（从法律上讲，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限制，但作为某种禁忌还顽固地残存着。）结婚后，妻子不会改为丈夫的姓，单一的（父系）血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与此相反，在日本，人们一旦结婚，就要改姓，或改为丈夫的，或改为妻子的，从而组成一个“家”。一般情况下，女儿会嫁到其他人家，但有时丈夫会继承妻子娘家的财产（倒插门），仅从姓氏来看，是无法判别谁与谁有血缘关系的。

人们一般认为，日本社会中最重要的是“家”的延续，血缘关系是其次的。在中国和韩国，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继承家产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日本，将无能的长子赶出家门而接受养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进入家庭）的现象毫不罕见。

如上所述，在日本，“血”的意识本来就很淡薄，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提高，过去的大家族制（血缘集体）很快解体，社会发展成为最小单位的“家”的结合体，即由夫妻与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亲戚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现在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叔叔、姑姑或堂兄弟。

如果血缘关系并不重要的话，那么地缘关系就显得更加无关紧要了。日本人之所以非常重视地缘关系，是由于他们无法从出生于贫穷的农村社会里摆脱出来的缘故。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他们能够进入工厂劳动时，他们离开农村，移居到城市里，故乡被他们抛之脑后。

现在，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城市里，对他们而言，所谓的“故乡”只是他们的祖父母或父母生活的地方，他们基本上再不由此往前追溯， 很少有“祖先”的意识。现在的亚洲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认为家庭和故乡是人生的全部，但在日本，祭祀祖先的习惯已完全荒废，被形式化了。在农耕社会，人们为土地所束缚，因而就自然地产生了地缘和血缘关系。但对日本人来说，这种关系只是社会的羁绊（不必要的恶习），而不认为这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信赖网”。

我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

/一人一个家庭的奇妙社会/

“单身赴任”是日本特有的现象，对此，外国人无法理解，因为，他们认为家庭是“无法分割的”。

但日本家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丈夫是一个家庭，妻子和孩子是一个家庭的“两个家庭生活”是一种实际的状态。因此，丈夫的“家庭”移居到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妻子和孩子的“家庭”的。

当孩子成长进入青春期后，另一个新的家庭就会出现，形成“三家同堂”的情况。此前，媒体上介绍了一个家庭的情况：丈夫、妻子和孩子分别在便利店买来盒饭，大家围着饭桌共同用餐。这引起轰动，但从日本的家庭是由每个个体独立构成的“家庭”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十分自然，而且大家还围坐在一起共餐，“家庭的纽带”依然存在。（许多家庭里的人连用餐时间都各不相同，家人之间互不打照面。）

日本人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基本上对此视而不见。但“一居室公寓”却是日本独特的居住形式，在国外几乎见不到这种情形。

20年前，我发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一个香港的朋友一本正经地向我打听：“为什么日本人会一个人生活呢？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啊。”当时，连居住在香港这样高度都市化城市里的人们都无法想象“一个人生活”的情形。

香港人（中国人）认为，成人以后，与家庭其他成员（亲人）共同居住是理所应当的，对他们来说，“一个人”就意味着孤独和被疏远。王家卫在电影《重庆森林》（1994年）中描写了单身生活的年轻人们，获得好评，那是因为在当时的香港，人们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看到那样的生活，那是一则“童话故事”。（最近，描写“单身生活”的年轻人的电影终于出现了。）

这种情况在欧美各国也一样，例如，欧美国家的大学宿舍现在仍然是两人同住一屋，即便是在学校外面租房住，一般情况下也都是与他人合租。**日本的大学生们恐怕很难想象与陌生人共同生活。

** 我们看一看描写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电影《社交网络》就可以知道哈佛大学学生宿舍合住的情况。

像菲利普•马洛那样的硬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单身生活，但他们的“单身”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美国几乎没有像单身公寓（小公寓住宅，studio apartment）那样的住所，因此他们长期借住在宾馆里。这是“自由”与“独立”的象征，同时又是耐得住“孤独”的体现。但在日本，人们平常都是一个人生活，基本上体会不到这种“一个人的寂寞”。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形成了“一人一个房间”的“超未来社会”，这是纽约、伦敦所没有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就更不用说了。（我进入大学学习时，“学生共同生活”的状态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人本来就喜欢一个人，谁也不想受到来自他人的约束。***

*** 最近，日本出现了一些“坟墓大楼”，这是将城市中心的大楼改建成安放骨灰的地方。购买这种简易墓地的人大多数是老年女性，据说，她们不愿意将骨灰安放在丈夫家的墓地里。日本人连死后都是“一人一个家庭”。

/公司交际/

那么，为人们所熟知的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农村社会）究竟是什么状态？

说起来这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将血缘和地缘这种先天的契机完全摒弃的话，那么，偶然聚合在一起的人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近代之后的日本共同体都是一些诸如学校、部队、工厂这样的由陌生人聚集而形成的，而且日本人很快便将这种与他人的联系转化成一个稳固的组织（“家”）。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一人一个家庭”的日本人没有将复杂的关系带入这个组织内。

战后，日本废止了征兵制度，日本正式的“共同体”便只剩下学校、公司了。

在日本，所谓的“朋友”是指偶然进入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班级而成为伙伴的同学。如果年级不同，同学则无法成为“朋友”（人们以“前辈”、“后辈”相称呼，以示区别），不同共同体（如中学和高中）的朋友也不会相厮混。

从学校毕业后，偶然于同一年进入同一个公司的朋友被称为“同期”，他们形成一个“横向”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偶然进入同一个科室或部门（在这里有年龄上的差异）的朋友之间形成一个“纵向”的共同体，这里是有等级划分的。这样的人际关系依存于某个“场”，因此，如果因人事变动或跳槽而改变了环境的话，那么，他就会与以前的朋友疏远，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朋友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明的‘家’社会”论曾风靡一时，这种论调认为，日本社会的集团原理是“超血缘”的，（从契约的角度看）人们可以选择（让养子继承“家”）的加入形式，但一旦加入后，（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说）就不允许退出了，人们便毫无限制地，且毫无期限地为这个集团尽职尽责。这种结合原理超越了地缘和血缘关系，是一种“社缘”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会社”（公司）以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加以实现。在日本，现代资本主义就被“‘家’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人的身份认同不是由工作决定的，而是由会社（公司）决定的。****

**** 当你向日本人询问职业时，他会回答公司的名字，而外国人则回答职业的种类，诸如做营业、当经理、搞研究开发等。所谓商务上的身份具有某种专业性（profession），公司只不过是以金钱的形式与此相交换的场所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日本社会忌讳且厌恶能力主义的原因。

欧美国家的冷冰冰的人事制度只是将公司转变为获得收入的工具，并非将它当作“家”。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变化也许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的共同体是血缘亲属，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公司在人的价值观方面并不占据很大的比重。

但对摒弃了地缘和血缘关系的日本人来说，一旦作为“家”的公司不存在的话，那么他所属的共同体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对社会性的动物——人——来说是极其恐怖的一件事。

日本人一般不会放弃公司这个“家”，除非外部的力量强行将他们分开。“公司”于日本人极为重要，人们拼命地想依靠这个共同体，以至于日本式的雇佣制度濒临危机。

作为“家”的公司是抛弃了一切“缘分”的日本男人们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处。

/妈妈党的交际圈/

那么，对不拥有“公司”这种共同体的家庭主妇们来说，她们是如何创建寄身之所的呢？

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依赖于“场”，因此，女性结婚建立家庭后，就切断了此前的所有的人际关系。日本现在结婚后仍在工作的女性不断增加的原因在于专职家庭主妇太孤独了。

然而，当小孩出生后，她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从“现身公园”后，以孩子为中心的母亲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交际圈,这就是所谓的“妈妈党”。直至她们的孩子中学毕业，她们的交际一直延续着并成为她们生活的中心。

有人认为，在日本，有孩子的主妇就业率低的原因在于，有一种不工作而能够获得利益的制度，即免除国民年金保险费的第三号被保险者制度等。当然，这种制度极大地影响着主妇们的就业意愿，但如果她们作为正式职员全职工作的话，就会比从事临时工收入更多，即最多可以获得“不需要负担社会保险金的130万日元”，其家庭生活会富裕许多。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专职主妇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现在美国已经完全转变为以夫妇共同工作为前提的社会了。两个人工作比一个人挣钱的生活要轻松许多，因此，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考量，这个变化非常自然。然而，在日本，尽管幼儿保育设施等环境已得到了很大改善，有孩子的女性却很少想出去工作。

这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不能够同时属于两个共同体的缘故。她们已经成为“家”——妈妈党交际圈——中的一员，全职工作意味着她们抛弃这个“家”而转入公司这个新“家”。

不过，对大多数的母亲们来说，这并非是极具诱惑力的选择。因为公司这个“家”是将孩子排除在外的，这样的话，即使家庭生活略有拮据，但可以与孩子一道进行交流，当然，她们认为这种生活更加舒适惬意。

由此，丈夫隶属于公司的交际圈，妻子和孩子则隶属于妈妈党的交际圈，日本式的两个家庭同居的状态就形成了。这两个交际圈不会混合，在日本绝大多数的工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孩子）各自走着毫不相干的人生道路。

/日本人的命运/

马尼拉郊外的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附近有一条叫作“天使”的娱乐街，这里的“歌歌吧”（妓院）一家挨着一家。因此，这里给人以“红灯区”的印象，其实过去这里是军官宿舍，经过重新开发，这里成为菲律宾屈指可数的高级住宅区。

富人们之所以钟情于这个地区，是因为这里距离克拉克国际机场近，可以避开马尼拉严重的交通拥堵。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飞机直接可以飞到这里，从马尼拉机场也可以乘坐直升飞机抵达克拉克。

2010年夏天，我曾采访过移居菲律宾的上了年纪的人。其中有一对叫作滨田的夫妻俩居住在天使街，半年前左右，他们搬到这里，与儿子们一道生活。这对夫妇年近八旬，他们将日本的不动产全部处理掉，打算就此埋骨于菲律宾。

在菲律宾生活的日本人大都拥有复杂的过去，至少滨田就是战后日本典型的成功人士。他曾就职于一家著名汽车制造厂，担任过关东北部地区的经销商总经理，退休以后，自己创业，获得大量的资产和年金，足够夫妇俩度过晚年。

滨田家的长子曾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又与一位菲律宾女子结婚，现在在马尼拉从事不动产等商业活动。他的两个儿子曾一度寄居在日本的父母家，会说日语，且与爷爷奶奶很亲。即便如此，滨田夫妇俩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国外去生活。

促使夫妇俩改变想法的动因是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急剧变化的气温会加大心脏的负担，经过心脏搭桥手术后，夫妇俩移居菲律宾。一年之中，这里温差很小，许多人都移居这里。

当他们开始认真考虑“抛弃”日本时，滨田意识到：“其实在哪里居住都是一样的。”

滨田说：“我还是上班族的时候，也有几个朋友，我们每天都要在外面喝上一杯，星期天则去打高尔夫球，我们相约道：‘我们一生都做朋友吧。’但我从公司辞职10年后，大家变成了只是每年寄封贺年卡而已的关系。话虽然这么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哪里还能够交上新朋友呢。”

滨田不再工作以后，在房总半岛建了个新居，还租借了一块田地。这里是别墅区，周边居住的都是与滨田一样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要在这里度过富裕的第二春。不过，他们之间只是表面上的往来。滨田的邻居是一个单身男性，性格有点儿孤僻，滨田也只是与这位老人能够推心置腹地交谈。但在滨田心脏病发作病倒之前，有人发现他死于家中。

于是，滨田就没有一个能够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了。因此，他认为“无论哪里都一样”。

滨田夫妇俩现在居住在一个豪宅里，有5间卧室，家里住着3个佣人，儿子、儿媳和孙子都生活在一起。他的心脏病完全治愈，从日本带来的大量的药物也不需要服用了。

从滨田的角度看，菲律宾社会充满了令人焦虑的事情。这里的自然景色美丽，人们的性格温顺，如果政治能够更像样的话，菲律宾的社会会更加富裕。滨田想：在我有生之年要为这个国家做出点儿贡献。对滨田来说，日本已成为遥远的异国他乡。

在日本，人际关系源于“场”，如果失去“场”的话，人们只能够回到孤独。

从本质上说，日本是一个“无缘的社会”，“孤独死”的增加是由于社会不断老龄化。最近，“社会的无缘化”倾向不断加剧，这并非由全球资本主义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经济不景气引起的。

这就是日本人的命运，说不清是好还是坏。

文 _[日]橘玲（周以量 译）

图 _behance.net

本文选自橘玲新书《（日本人）》，文章刊登已征得出版方中信出版社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