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杨翼骧先生，是当今较早攻习中国史学史的学者之一，现在虽年事已高，但仍在辛勤耕耘，坚持不辍地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并指导着多名博士研究生。1994年盛夏，我采访了正忙于编纂工作的杨先生。

我请杨先生谈谈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关问题。

杨先生谦虚地说，我虽然学习这门学科多年，但没有成就，只能说是一个爱好者。讲不出什么来，但有些感受和想法，你看，从哪里谈起呢?

问： 听说您在讲课时，强调要学好一门学科，必须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想请您先谈谈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

杨先生：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悠久。在古代，从汉朝到清朝都有人研究史学史，写出文章， 其中著名的有班彪、刘勰、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但没有人写出一部中国史学史专著，也 没有史学史或与其相当的名称，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所以在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这门学科。

到了近代，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初高举“史学革命”的大旗，写出了《中国史叙论》和 《新史学》两篇在史学界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虽然其中未提到史学史的问题，但在新的史学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开拓了研究领域，逐渐有人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在大学里开课讲授。首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他于1919— 1920年间开了《中国史学概论》 一课，并编写了约有三万四千字的讲稿，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与《中国史学之派别》两大部分，因当时尚无史学史这一名称，所以称为“史学概论”,而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史学史。 (这个讲稿搁置了二十多年未发表，直到1942年才改名为《中国史学通论》,交付重庆独立出版社于次年出版。)随后梁启超先生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作课外讲演，次年将讲演内容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 一书， 其中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约有一万四千字，就是一篇简明的中国史学史，但也未提出史学史这一名称。

1926年至1927年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原名《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时，首先公开提出了史学史这一名称，并指出中国史学发达，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倡议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他说： “中国的史书既然那 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现象。”“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史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

梁氏不仅是泛泛地倡议建立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而且还有具体的构想。他说：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 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和发展， 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接着又将这四部分的内容和写法作了详细的说明，对这门学科 的建 立可谓尽心尽力了。梁氏的这一构想对后来研究史学 史的人影响很大，很多史学史著作的内容 框架都是依此建立的。梁氏指出的四项内容是 “最少”应“特别注意”的，而后来的史学史著 作却大都没有超出这些内容，而且叙述很不够详细；有的只写到清朝，第 四部分根本没有写。

梁氏的弟子姚名达先生在乃师的启发下，曾立志撰写中国史学史。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編》的《史学史的做法》中加了幾句案语，说：“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 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姚名达先生，字达人，可说是最早致力于撰写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國史学史专著，也是在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值得尊敬、怀念的学者。他潜心研究史学，1928年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1931年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編辑，专心读书写作，其后曾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在江西任中正大学教授，1942年日寇侵入江西，他怀着激昂的爱国热情，参加该校的师生战地服务团并任团长，到前线去为抗日战士服务， 不幸遇敌牺牲，年仅三十八岁。他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先后发表了多部史学方面的重要 著作，如《刘宗周年谱》、《邵念魯年谱》、《朱筠年谱》、增补胡适的《章实齋年谱》、《中国目录学史》等，惟独这部最重要的中国史学史未及完成而英年早逝，至为可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柳诒徵先生撰写的《史学概论》,分《史学的范围》、《古 史》、《正史》、《近世史》、《地理》、《史学书》七章，共约一万二千五百字，虽为商 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其内容却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述。

到了三十年代，虽未见有中国史学史的专著面世，但由于受梁启超倡议的影响，已有不少学者从事史学史的研究，有些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以《中国史学史》命名的课程，由知名的教授主讲，并印发了讲义。如陆懋德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蒙文通先生在四川大学、卫聚贤 先生在上海持志学院授课，都編写了《中国史学史讲义》。这些讲义仅是内部印发，不是公开出版物。尽管如此，这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仍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三十年代，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论述史学的著作，其书名虽不称史学史，而其 内容实为史学史的，如曹聚仁先生所著《中国史学ABC》;其中的某些章节是讲史学史的， 如卢绍稷先生所著《史学概要》,罗元鲲先生所著《史学通论》等，都对推广、普及中国史学史的知识起了一定作用，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建立。

附带说一下：在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计划中，列有何炳松著《中国史学史》。何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素，曾著有《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浙东学派溯源》等书及《史通评论》、《章学诚史学管窥》、《论史学》、《增补章实齋年谱 序》、《中国史学之发展》等文章，翻译美国魯滨孙所著《新史学》及美国绍特威尔所著 《西洋史学史》,主編《中国史学丛书》。他学贯中西很有资格写一部中國史学史专著，但 始终未见此书出版，殊为遺憾!

到了四十年代前期，商务印书馆先后印行了三部中国史学史专著，即魏应麒先生的《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概论》(1942年)、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1944年)。这三部书都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先生所提示的内容編写的，而在体例上又各有不同的特点。魏著前有自序，分上下兩編。上編分三章： 一、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二、中國史籍之位置与类别，三、中国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下編分十章： 一、古代之 史学，二、两汉之史学，三、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史学，四、隋唐之史学，五、刘知幾，六、 五代宋之史学，七、郑樵，八、元明清之史学，九、章学诚，十、民国以来之史学。共约十 六万五千字。 王著前有自序，分五章； 一、史官，二、史籍名著述评，三、史体，四、历史 哲学，五、史学之新趋势。 共约十一万三千字。 金著前有略例、导言，后有结论，分十章： 一 、古代之史官，二、古代之史家与史籍，三、司马 迁与班固之史学，四、魏晋南北朝以讫 唐初私家修史之本末，五、汉以后之史官，六、唐宋以来官修诸史之本末，七、唐宋以来之 私修诸史，八、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九、近代史家述略， 十、最近史学之趋势。 共约三 十一万字。 在四年之内，连续有三部中国史学史的专著出版，这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一些学术刊物对三书分别发表了介绍和评论。 而且，自三十年代末期起 ，也逐渐有更 多的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 至此，中国史学史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建立起 来了。

当然，这门学科建立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史学的发展，其内容要继续充实、完善， 研究方法要不断改进、更新，理论水平要逐渐提高，研究成果要日益丰硕，使这门学科更具有科学性，更加兴旺发达。

不过，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的十年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进展不大，研究它的人不 多，有些大学历史系虽开设了此课，但在全国大学历史系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仍很小，没有被列为必修课，在史学界不占重要的地位。这门学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问： 既然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又为什么进展不大?请您老谈谈其中的原因，好吗?

杨先生： 中国史学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大学文科各系开课的情况来看是很明显的，如中国文学史在中文系是必修课，中国哲学史在哲学系是必修课，中国教育史在教育系是必修课，而中国史学史在历史系只能是选修课，可有可无，有人讲就开，没人讲就不开。

此外，在一些学术研究机构里，也没有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在中学里，更没有这类的课。可见史学史确实不受重视，所以研究它的人很少。至于为什么?从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中或许可以了解其原因。

一、史学史是不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很多人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如通史，断代史，专史(如政治史、经济史等),都是学问。但史学史讲的是史官、史家及他们编写的史书，不过是历代史书编撰的经过及其评价，没有多大意义，算不了什么学问。抗战胜利以后，我在北平结识了 一位文学家、也是哲学家、对史学也颇有见解的先生，曾经问过他： “史学史算不算学问?” 他说： “史学史应当是一门学问，要以历史哲学为主要线索，把历代有关史学的著作和言论贯穿起来，说明其对于社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但现在号称史学史的著作，大都是着重于叙述史书编纂的经过和方法，介绍史书的内容与价值，就算不上学问。如果是这样，我也敢开这门课，只要看一遍《四库提要》,就可以上讲台了。有的著作虽然也提到了历史哲学，且列为其中的一章或一节，但这样孤立地讲，是把历史哲学作为历史编纂学的附庸，本末倒置。 而且作者自己对历史哲学没有真正的研究，只是抄袭古人和今人的一些论述，聊以充数而已。”当时他讲了很多话，我现在已不能完全回忆起来，仅记得大意，归纳为一句话： “史学史是学问，但现在学者们的研究不算学问。”

二、 史学史已经有专书出版，有没有再进行研究的必要。

有人认为有了魏应麒、金毓黻所著的两本《中国史学史》,学历史的人要想得到这方面的知识，看看这两本书就够了。尤以金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别人若再进行研究，也很难 超出它的成就，没有什么意义，就不必浪费时间了。 直到解放后，在五十年代末，我的一位 在国家出版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学，有一次从北京来天津开会，还关心地对我说： “听 说你还在搞史学史，我看按照旧的路子去搞已没有什么意思，怎样 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搞又 不清楚，还是把时间用在断代史或其他专题的研究上吧 !”

三、 青年人要不要研究史学史。

有人说：研究史学史，必须把历代的重要史书及对于史学的论述都仔细读过后，才具有能力和资格，但这谈何容易!仅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 “十 通”等大部头的书，就够读若干年了。研究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的史学，不细读“前四史”行吗?研究杜佑的史学，不细读《通典》行吗?研究司马光的史学，不细读《资治通 鉴》行吗?青年人应集中精力读历史书，研究历史，等历史书读得多了，在历史研究上有了 一定的成就了，史学修养深了，到五十岁左右再去研究史学史，才能融会贯通，有真正的心得和见解。青年人读书少，历史知识不多，还不大懂史学，要研究史学史，则为时过早。

四、关于史学史学科发展前途的问题。

解放前，在大学历史系当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必须能教中国通史、断代史等必修课，才能站得住脚，保住饭碗。教不了必修课，学校不会聘你；教了而不能胜任，学校就会把你解聘。因此，你专门研究史学史，只能教这门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不能教必修课，就难以当大学教师；而且在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都没有专门研究史学史的人员，你也进不去；在中学里更没有这门课，你连中学教师也当不上。这样，你就有失业的危险。

总而言之，中国史学史在解放前不受重视，以致研究它的人很少。这种现象到解放后的十年内仍继续存在。有些人还不知道有这门学科，或虽知道有而不了解其内容。从前有位朋友曾问我：“中国史学史这五个字中有两个‘史’字，令人难以理解，是‘中国史’的‘学史呢?还是‘中国史学’的‘史’呢?”可见不但研究它的人少，而且还有人不知道它是 怎么回事呢!

问： 在中国史学史不受重视的情况下，您一直从事这门学科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能谈谈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吗?

杨先生： 我于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在一年级的几门必修课中，有赵万里先生讲 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和姚从吾先生讲授的历史研究法，因在中学没有这类的课，听起来觉得新鲜，也很感兴趣，这大概为我后来爱好中国史学史埋下了种子。

1937年7月，在我读完一年级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联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 9月间，我在山东家乡接到学校通知去长沙报到。但因在战乱中家庭经济困难，无力供给我到南方上学的费用，未能前往。过了半年，当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去复学的时候，学校已迁离长沙，在云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要去复学，须取道广西、进入越南，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昆明。我在一些亲友的帮助下，辗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地，于1938年冬天到了南宁。这时我已无法筹措前往昆明的路费，而手中只有几元钱，生活也陷入困境。幸赖好友托人介绍，到南宁附近的崇善县当一名抄写员，暂且找个安身之地，维持生活。

我学习中国史学史，就是1939年1月在这个县城里开始的。抄写员的工作不多，白天上 班时可以有一半时间看书，晚上更可用全部时间看书。我从县立图书馆借书，当我读过梁启 超的一些关于史学的著作，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編 》之后，便对中国史学史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接着读《史通》和《文史通义》 ,又选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 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 经过七、八个月的昼夜读书，使我收获不小，并陆续写出 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更加坚定了学习史学史的意志。 到了 1939年9月初，我在各方亲友 的资助下，经过越南抵达昆明，终于完成了复学的心愿，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二 年级。

1940年，姚从吾先生首次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课，我也是首次听这门课。姚先生讲课的内容是以史家为主，每一讲都是以人名作标题，如第一讲： “孔子与左丘明”; 第二讲： “司马迁”;第三讲： “班固、陈寿与范晔”; ……每讲一个人，最后总有幾句简短的斷语，发抒他自己的见解，说得很生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 “司马迁学识淵博， 才华横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到现在已过了二千年，在史学 史上的地位还没有人能与他 相比。 ” “班固开创断代史，在史学史上立了头功，后来的人都学他，但无论是私修或 官 修，写出来的书都比他差得多。 ”“司马光因反 对王安石变法，在政治上长期不得志，才能 写出《资治通鉴》这部传世不朽的名著。 如果他政治上 得意，早做了宰相，就写不出来 了，这是史学史上的大幸。 ” “章学诚是個很笨的人，但他肯下功 夫，也能有很大的成就； 聪明人若不下笨功夫，也不会有大成就。 ”姚先生曾留学德国十一年(1923-1934 ),是著 名的蒙古、元史专家，又精通历史研究法，当时还没有以史学史命名的专著出版，他以渊博 的学识，勇于开这門新课，且自出心裁，编写了比较详细的讲授提纲，实在令人钦敬。

我自复学以后，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书籍。因在梁著《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有“两晋六朝百学芜穢，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 ……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的话，我便试写了《晋代的史学》 一文，在首次听了中国史学史课之后，交给姚先生审阅。过了几天，姚先生把文稿还給我，并对我说： “现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人很少，你既有兴趣，很好，以后要继续学下去，多读书，不断积累材料，增长知识，进行研究。”又问我： “你这篇文章中有个《晋代史官表》是根据什么作成的?”我说：“这个史官表，是我把《晋书》从头到尾检閱了一遍，凡是当过著作郎、 佐著作郎的人，都一一記下姓名及其任职时期，按先后順序排列出来的。”他说： “单凭 《晋书》的记載是不够的，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从其他书籍中广搜博采，继续补充，力求齐全。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统计工作，前人没有做过，你若能做出来是很有意义的。”又说： “你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够丰富，还要多读书，等积累的材料多了，再重新写一遍，拿给我看。”经过姚先生的教导和指点，使我开始知道了必须掌握充分的材料才能进行研究，感到 我这篇习作实在太浅薄，还必须多读书，用较长的时间继续补充和修改。可惜的是，后来在 1946年北大复员回北平时，我交学校托运的两个木制书箱，途中遺失了一个，而这篇文稿正在其内，特别是《晋代史官表》的损失，使我非常痛心!若要我再把《晋书》从头到尾翻閱 一遍，抄出史官的姓名，又需花费很长的时间， 一直没有做到，算是前功尽弃了。

我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做学生期间，结识了一些勤奋读书、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 我们常聚集在宿舍或茶馆里，说古道今，高谈阔论，各自发抒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见解。有时意见相反，針鋒相对，争得面紅耳赤，声嘶力竭。有时也心平气和，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取长补短。他们之中虽然没有入打算研究史学史，但都听过中国史学史课，掌握一些 基本知识；也有的读过《史通》、《文史通义》等史学名著，对史学史上的问题有独特的看法。当我们谈到史学史时，有位同学曾说： “刘知幾和章学诚这类的人，虽自命不凡，吹嘘 他的史学如何高明，但只会空发议论，批评别人，若让他自己写部历 史书，恐怕比别人还要 糟。 刘知几反对用骈文写历史，可是他的《史通》就是用骈文写 的，他若写历史也难免用骈 文，那还像什么史书 ?章学诚对历史事实没有什么研究，只吹他会讲史意 ，空讲史意有什么 用 ?而且他写的《文史通义》,文字拖泥带水，啰哩啰 唆，能写好历史吗 ?”在西南联大自由 的学术环境里，同学们常三五成群在一起纵情交谈，海阔 天空，言所欲言，真是乐趣盎然，

现在回想起来仍怀念不已。

遗憾的是，从我在西南联大上学到工作，从北大复员北平到解放前，竟没有遇到一位对史学史有兴趣的同学或朋友，又不知道在外地的同学或朋友中，有谁研究史学史。所以无人与我在一起交流心得，互相切磋，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以致时常陷入苦闷之中。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这年暑假后，我开始在北大史学系教中国史学史课，讲授内容从上古一直到解放前，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后介绍同时期西方史学的情况，并作比较；近现代分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二章，前者从梁启超开 始，后者从李大钊开始，都讲到解放前。备课时用十六开白报纸写出详细提纲，其中主要是基本材料。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收获不小， 一年下来积累了六厚册讲稿。那时初学马克思主义，只知道一点简单的基本原理，还谈不上运用。但这是我自己首次写成的中国史学史教材，为以后讲课奠定了基础，敝帚自珍，现在这些稿纸早已发黄变脆， 一翻动就落碎屑了。

1950年，我认识了对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前辈金毓黻先生。金先生那时已自外单位调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与史学系的教师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讨论思想改造问题，因开会频繁，时常见面。他虽年逾花甲，但学习积极，每次发言都认真检查自己，态度诚恳，深为大家所敬重。有一次散会后我悄悄问他：“先生还研究史学史吗?我过去没有机会做您的学生，今后能向您请教有关史学史的问题吗?”他说：“我们现在要紧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旧思想，业务上的事情将来再说吧，况且我已多年不研究史学史了。”

1953年我调来天津，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是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也讲中国历史文选，到1956年才开史学史课。但到了1958年进行教育革命运动时，学生张贴大字报，批判我宣扬封建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史学，要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还贴了一张漫画，讽刺我搞史学史是钻冷门。这次运动后，中国史学史课就停开了。

不料，自1961年起，风云突变， 一向不受重视的史学史，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令人欢欣鼓舞，中国史学史课也恢复了。1963年，系里又在应届毕业班中成立了中国史学史专门组，有十几个学生参加，由我讲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与史学名著选读两门课。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的热潮就一下子冷落了。

度过了难熬的十年浩劫，在打倒“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才重新抬头，并在六十年代前期的热潮虽退而馀热犹存的基础上，研究风气逐渐高涨起来，经过八十年代，已形成了繁荣昌盛局面，近几年更兴旺发达。如果说解放以前研究史学史的人是寥若晨星，而今则是星光灿烂了。我从“八、九点钟的太阳”就 爱好中国史学史，到了“日落西山”,终于见到了这门学科的壮观胜景，真是感慨万千，深为庆幸，内心激动不已!若谈感受，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问： 您近来有哪些写作计划，能谈谈吗?

杨先生： 我在八十年代初，也因受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口益兴盛的感染，不顾浅薄，要写 一本专著。但因奉命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 · 史学史卷》的编纂工作，未能如愿。接着又应 出版社之约，编撰《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不意在1987年出版了第一册(先秦至五代)之 后，便连患大病数年，不能执笔。直到前年，才将第二册(两宋时期)的稿子交付排印，近 期可以出版。现在整理第三册(元明时期)的稿子，今年可以完成，交付排印。明年整理第四册(清)的稿子，希望能于后年出齐。但第一册有不少缺点，还需要补充、修改，将来再出增订本

我久已年逾古稀，现在步入耄耋，体弱脑衰，老而无成，不胜汗颜!待《资料编年》工 作完成之后，如果身体条件许可，我仍想写一本中国史学史专著，以了夙愿。我谈的拉杂琐 碎，没有什么意思，就到此为止吧。

听了杨先生谦虚、坦城而又内容丰富的谈话，我很受感动，并增长了许多知识，我向先生表示感谢，并请先生多保重身体，视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