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俄乌关系的历史也不例外。乌克兰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边界从来不是静止和清晰的，这场叙事之战中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边界同样如此。

2022年2月24日，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场迅速升级的冲突可能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与此同时，一场已经酝酿多年的叙事之战也在全球舆论场上打响。各方从乌克兰的千年历史中挑选出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加以简化、渲染和包装，借以证明本方立场和行为的正当性，并将道义和法律责任推给对方。正如本书作者所言：

“在乌克兰危机中，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也不止一次遭到滥用。它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也被用来为对国际法、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

作者认为，俄乌冲突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由于事件本身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语言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叙事者观念、视角和情感的制约，任何叙事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和准确，本书也不例外。但是，就算人们无法彻底了解真相，也不应该故意传播谎言。与被资本或权力操纵的（西方或俄罗斯）媒体宣传相比，学界公认的历史事实（尽管远非100%的事实）相对可靠。当我们想要对眼前的这场危机做出判断之前，或许首先应当拨开历史的迷雾，理清几个基本问题。

悲情乌克兰：艰难的民族建构

地理环境的开放性和过渡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边缘性和多样性，并最终导致乌克兰民族建构漫长而艰难。作者写道：“乌克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

首先，乌克兰位于东欧平原南部、欧亚大草原西缘和黑海北岸之间，几乎无险可守，常常沦为先进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奥斯曼、波兰、立陶宛、俄罗斯）扩张的战场和草原民族（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哈扎尔人、蒙古人）迁徙的通道；其次，乌克兰的气候介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和亚热带之间，降水量西北高、东南低，从北到南分别是林草混交带和干草原，形成一条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多孔边界”，直到19世纪才融为一体；再次，它拥有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战略资源，无论在农业还是工业时代都是强邻觊觎的对象；最后，第聂伯河纵贯南北，使基辅作为连接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贸易通道而繁荣，却又制造了一条内部分裂的沟堑。

上述因素使得这片土地不断受到外来势力入侵和支配，成为不同民族（主要是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和鞑靼人）、政权、宗教和文化的混合之所（比如希腊礼天主教会）。由于远离文明和权力中心，讲乌克兰语的东欧农民和牧人——无论他们在历史上被叫做罗斯人、哥萨克人、卢森人、鲁塞尼亚人还是小俄罗斯人——一直是欧亚之间的底层民族。他们在政治上求生于强权之间，在经济上受到“（第三次）农奴化”和“重工业优先”政策的剥削，在文化上受到波兰和奥地利（天主教）文化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两面夹击。17世纪，被视为乌克兰源头的哥萨克国在波兰、俄罗斯、奥斯曼、摩尔达维亚和瑞典之间寻找盟友，最终丧失了独立性。由于统治者的差别和边界的频繁变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波多里亚、第聂伯河右岸和左岸、顿巴斯、克里米亚拥有不尽相同的历史记忆。直到二战结束前，它们从来没有被统一到一个政治实体之下。

原本，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乌克兰人对波兰人、波兰人对乌克兰人、德国人对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各民族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种族清洗”和人口交换，战后乌克兰的民族复杂性降到了历史最低。但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以及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大城市），伴随着工业化到来的俄罗斯移民仍占据相当高的比重。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优势地位使本地人口和语言的复杂程度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的人自认为是乌克兰人，却更喜欢说俄语。因此，虽然乌克兰在1991年实现了独立，但其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建构还没有完成，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俄乌关系：谁掌握着“基辅的钥匙”？

在有关乌克兰的各民族关系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关联无疑最为密切。这种关联性也体现在双方自19世纪以来的激烈争论中——究竟谁是基辅罗斯的正统继承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平等的民族和国家，还是乌克兰只能被视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或至少不能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

早在被文明世界所注意之前，斯拉夫人已经在从第聂伯河到维斯瓦河的土地上定居。基辅建立于5～6世纪，《往年纪事》提到了12个东斯拉夫部落，他们是今天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被称为“罗斯人”的北欧人（维京人、瓦良格人）作为贸易者和征服者来到东欧，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之间建立统治。公元1000年前后，“大帝”弗拉基米尔和“智者”雅罗斯拉夫将基辅罗斯变成了拥有相对确定的国土、行政体系和一种意识形态的中世纪国家，前者迎娶了拜占庭公主，接受了基督教（东正教），后者模仿君士坦丁堡建设基辅，推行教会斯拉夫语。随着时间流逝，“罗斯”从基辅王公部属（北欧统治者和本地斯拉夫人）的统称变成了其统治国土的名字，最终成了“斯拉夫”的同义词。

基辅罗斯衰落和解体之后，各地的罗斯王公逐渐从争夺基辅转向谋求自治。13世纪，蒙古人摧毁了基辅，但承认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被视为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的前身）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被视为乌克兰的前身）的地区主导地位。蒙古人设立了罗斯大公，此职位最初归于弗拉基米尔王公，后被莫斯科王公获得；由于加利西亚王公与罗马教宗结盟抵抗蒙古人，东正教会的全罗斯都主教将驻地迁往弗拉基米尔，后又迁往莫斯科。这使得莫斯科最终异军突起，成为整个罗斯地区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并以基辅罗斯（乃至拜占庭）的继承者自居；加利西亚则由于新设的“小罗斯都主教区”而被称为“小罗斯”，这是乌克兰得名“小俄罗斯”的滥觞。

“乌克兰“一词出现于16世纪末。当时，波兰-立陶宛联邦统治着这片土地。1648年，由于权利得不到承认和保障，第聂伯河地区的哥萨克人第七次暴动，统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宣布建国，并于1654年向莫斯科沙皇效忠。尽管哥萨克人只是想通过军事服务换取保护，莫斯科却将这片新领土视为罗斯的祖产，并逐步取消了哥萨克国的自主地位，将其整合进帝国体制。民族主义兴起后，俄罗斯帝国压制乌克兰民族运动，推行俄罗斯化，长期禁止出版乌克兰语作品。受到沙俄、苏联意识形态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乌克兰陷入了两种不同民族意识的“人格分裂”：19世纪是“（哥萨克）乌克兰”和“小俄罗斯主义”的对立，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共产（民族）主义的冲突。

对于乌克兰来说，20世纪是多灾多难的世纪。一战期间，它先后沦为德军和俄军、同盟国和布尔什维克，以及波兰、白军和布尔什维克的战场，最终（除加利西亚之外）被并入苏联。20～30年代，乌克兰又经历了农业集体化、大饥荒和肃反运动，以至于当纳粹德国入侵的时候，一些乌克兰人把德军视为解放者，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一度和德国合作反抗苏联——这是乌克兰人被诟病为“纳粹主义”的来由。在苏联的焦土政策和德国的去工业化、去城市化政策下，乌克兰化为了一片瓦砾。

冷战时期（特别是在曾长期主政乌克兰的赫鲁晓夫和倚杖“第聂伯帮”的勃列日涅夫任内），乌克兰在联盟内的影响力仅次于俄罗斯。1954年《关于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的决议》强调俄罗斯人的领导地位，又承认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不同的民族。切尔诺贝利事故使乌克兰人不愿再对莫斯科俯首帖耳，“两个彼此冲突的群体——共产党体制内集团和新生的民主反对派——在反对莫斯科统治集团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中找到了共同利益。”最终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乌克兰“有些意外地”实现了独立——不仅是从苏联独立，还是为了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历史地看，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平等的兄弟民族；时至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平等的主权国家。

然而，双方的历史认知并不相同，现实利益纠葛进一步强化了分歧。受到传统叙事的影响，不少俄罗斯人抱有“将俄语与俄罗斯文化乃至俄罗斯民族性画等号的观念”，相信“俄罗斯（而非罗斯）万城之母”基辅的起源神话，认为乌克兰是“小俄罗斯”。作者认为，“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转向这样一种观念：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俄罗斯族，并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为基础联合各东斯拉夫民族。乌克兰则成为这种模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一个试验场。”因此，“普京（对兼并克里米亚）的论证在本质上确实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他将苏联的解体称为对俄罗斯的剥夺，不止一次将克里米亚称为俄罗斯国土，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城市。”在2022年2月21日电视讲话中，普京进一步表示：“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邻国。它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具体而言，是由布尔什维克创造的。”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普京心里怎么想，由于实力所限和成本-收益考虑，这不意味着俄罗斯对乌克兰有领土要求，或有意吞并乌克兰。为了鼓吹北约东扩或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西方媒体利用了民众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渲染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将普京塑造成一个侵略者。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承认顿巴斯地区独立、继而出兵乌克兰的背景下，反俄情绪高涨的西方人不会再怀疑这一点。

两个国家的失败转型

苏联解体得非常突然，产生了大量遗留问题。俄罗斯将独联体视为重新整合地区秩序的工具，而乌克兰拒绝让独联体成为苏联的化身，坚持从莫斯科完全独立出来。通过分割黑海舰队并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美、英、俄承诺保护乌克兰），俄乌关系看似实现了正常化，并于1997年缔结了《俄乌友好条约》。

独立之初，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遭遇了政治危机，不同于俄罗斯加强了总统权力，乌克兰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改革和转型方面，两个国家都遭受了巨大挫折。乌克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人才流失，改革进程裹足不前，“红色主管”和新兴寡头成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权力寻租成为常态，2004年总统选举舞弊点燃了民众的怒火。“橙色革命”虽然推翻了选举结果，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当乌克兰知识分子梦想融入欧洲大家庭的时候，乌克兰却距离加入欧盟的门槛越来越远，部分失望的民众（特别是俄罗斯族）又开始怀念苏联的社会保障和大国荣光。

俄罗斯的境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沦为一个资源型国家，综合实力不平衡也使它越来越依靠武力解决问题。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在俄罗斯已有久远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普京谋求接近西方而不可得，转而强调传统俄罗斯价值，打造欧亚经济联盟，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阻止乌克兰倒向西方。

“乌克兰的独立主张则始终有一种亲西方的色彩。”2014年，亚努科维奇政府放弃签署乌克兰与欧盟的联系国协议引发“尊严革命”，促使俄罗斯改变了计划，趁火打劫地夺取了克里米亚，并策动顿巴斯地区独立。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在乌东地区交战，莫斯科在乌克兰南部建立“新俄罗斯”没有成功，不时发生的相互攻击和迫害激化了民族仇恨。此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反击、“明斯克协议”乃至今天的军事冲突都是这场危机的延续和扩大。

可以说，俄乌冲突的历史根源不只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民族关系，不只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携冷战余威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也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由于转型失败导致内部问题的外部化。乌克兰国内治理一团混乱，又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左顾右盼”，给投机政客“引狼入室”创造了机会——这样的悲剧在乌克兰历史上多次出现；俄罗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大国地位，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不得不在乌克兰问题上放手一搏，争取“用空间换时间”。归根结底，它们都没有做好自己的事，两国民众也都将成为冲突的最直接受害者。

何去何从？

作者在乌克兰危机之初就指出，“乌克兰作为统一国家的继续存在、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基础，都因俄乌冲突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还有乌克兰的民族建构道路的性质……”。他又写道，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激发民族记忆和想象，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或许，身处东方与西方、东正教与天主教、中欧帝国和亚欧帝国分界线上的乌克兰人很难摆脱对西方的执念。但无论眼前的这场冲突将以何种结局收场——至少“乌克兰还没有灭亡”（乌克兰国歌语），乌克兰人都应该认清，不能再“一边倒”，不能再将未来托付他人，而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写道：“乌克兰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在保卫自己的统一和主权的同时还需要对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制进行改革。”面对内忧外患，乌克兰的前景看起来不太光明。可是，这片土地、这个民族的历史原本就布满荆棘，它一路走过无数次分裂、战乱和杀戮，依然保留着成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希望。其结果将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平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取决于乌克兰——这座“欧洲之门”将会成为一座连接的桥梁，还是一道隔离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