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作为东汉末年群雄之一，其民间形象往往是丑化的，比如“义父收集者”、“三姓家奴”的称谓等等。正史上的吕布名声也不是那么好：

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三国志·魏书·吕布传》

术既叨贪，布亦翻覆。《后汉书·吕布传》

吕布作为东汉末年群雄之一，怎么会混到这样的评价呢？我们先从吕布的发迹说起。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说：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马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原）屯河内，以布为主簿，甚见亲待。灵帝崩，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会进败，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

《三国志•魏书•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说：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灵帝崩，原将兵诣洛阳。进败，董卓入京都，将为乱，欲杀原，并其兵众。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

1.北境以北

吕布早年的资料非常匮乏，只知道他是并州五原郡九原人，以弓马骁武给并州。

并州，位于汉帝国的最北端，五原郡位于并州的最北端，似乎在说明，并州与五原郡天生与中央并不亲密，在当时可以算是边境苦寒之地。

东汉辞赋家冯衍在起辞赋中说：“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也就是说，这片土地上杂居着汉、鲜卑、匈奴人，情况特殊。

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之势也席卷到了边境，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中央逐渐丧失了对并州北

部地区的控制权和管辖权，这一地区基本为塞外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占有。

建武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在东汉政权已然建成，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并州也由于前期的郡国省并以及东汉政权对于匈奴战之政策的开启，充实经战争之后人口稀缺的并州，外徙而入的羌胡势力就顺其自然的进入到了这块土地。同时期，东汉政权还加强了在并州西北部防御设施的修缮与兴建，使得并州势力真正的全面的被东汉政权所接纳。可也是在此时，东汉政权一系列偃武修文等政策的颁行，使得并州铁骑丧失了它原有之风采，逐渐被东汉士大夫控制的政权边缘化，至此，并州势力在东汉一朝开启了消沉模式。一直蠢蠢欲动的徙之并州的羌胡种，并没有让并州势力沉寂多久。羌胡种之叛乱，让并州势力借机得以复苏。然而，此时在平定羌胡之乱的过程中，凉州势力才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州势力只能是附应于凉州，实现其在政治上的复兴。[1]

据《后汉书·郡国志》：五原郡秦置为九原，武帝更名。十城，户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哈业附近）。领9县：九原、河阴、临沃、五原、宜梁、成宜、西安阳、武都、曼柏。

图表来源见参考文献[2]

两汉时期并州刺史畜牧业发达，牛马遍野，所以郡民一般大多擅骑射。所以，吕布“以弓马骁武给并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图象来源见参考文献[2]

但是，我在最早的时候分析，那时的选官被士族把持，所以并州和凉州等边郡的人做官的机会并不多。甚至，在《汉书·地理志》中狠狠吐槽了北地的士族：“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务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

这一点在吕布的老乡王允（并州太原郡祁县人）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司徒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

《后汉书·王允传》：“（王允）素轻（吕）布，以剑客遇之。”

在大士族、三公司徒王允的心目中，吕布不过是并州同乡中的一名“壮健”的工具人。在利用吕布以刺杀董卓后，老乡王允还轻蔑地将他看作“剑客”。王允的这种性格形成应该也是受到了当地被吐槽的风俗影响，这个也是他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话不多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并州刺史丁原是泰山郡南城县人，虽然丁原出身在贫寒之家，但通过南县吏等机会，在前任并州刺史张懿在被胡人杀害时，顺利继任为并州刺史。

当时，边郡汉人的另一个为官路径是最直接的军功：桓帝的时候要“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这里的“以六郡良家子”是有身份要求的。

《史记·李将军列传》：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索隐】：案：如淳云“非医、巫、商贾、百工也”。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

“良家子”就是除了医、巫、商贾、百工这几个行业从业者的后代。董卓的父亲担任过纶氏的县尉，董卓本人也担任过凉州的州郡吏，最终成功入选成为“期门”、“羽林”。走的就是这条路。

吕布是丁原掌权并州后，才征召过去的：“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原）屯河内，以布为主簿，甚见亲待。”

关于吕布早年的事迹，史料实在过于缺失。但方诗铭先生另辟蹊径，他以“剑客”、“壮士”两把钥匙为突破，为我们提供了吕布早年事迹的另一种可能。

“剑客”一词，在汉代的史籍中，是不止一次出现的，如《汉书》的《东方朔传》、《李陵传》，《后汉书》的《马援传》、《刘陶传》等。

《李陵传》叙述李陵在汉武帝面前陈说自己的部属是：“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刘陶传》也说："（顺阳）县多奸猾，（刘）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减，于是剿轻剑客之徒过晏等十余人，皆来应募。”

这两条史料很重要，也很典型。李陵所部，其中有“剑客”，因为是对汉武帝陈述，他只是强调了他们能够“力扼虎，射命中”，但这仅是这类人物的特点之一，即勇猛的一面，至于另外的一面，则略而不提。

刘陶在顺阳的措施，可以说明“剑客”的另一特点。为了对付“奸猾”，刘陶不论其是否‘亡命奸臧”，只要“气力勇猛”，都可以前来应募，因此，应募的人中就有过晏等十几个所谓“剽轻剑客之徒”。

十分明显，“亡命奸臧”和“气力勇猛”，即是“剑客”这类人物的两个方面，也是他们的两个特点。刘陶利用“剽轻剑客”以对付“奸猾”，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所谓“亡命奸臧”，具体指的是什么，从“剽轻剑客”的“剽轻”二字，即可以说明。

《后汉书·袁绍传》说：“剽狡锋侠。”李贤注引（方言）:“剽，轻也。”又说："‘剽’或作“剽’，劫财物也。”说明“剽”、“轻”二字意义相同，一般来说，这是剽悍轻锐的意思，但李贤在这里特别提到劫夺财物，是有根据的，也是有见地的。同书《王涣传》说："（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李贤注：“剽，劫夺也。”这不但可以为“剽轻”二字的解释作补充，而且王涣本人是游侠，既勇猛尚气力，又一贯与所谓“剽轻少年”联系，目的很明显，即纠合一帮人以武力劫夺财物。至于“壮士”,《后汉书·虞诩传》说："（虞诩）及到官，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带丧服而不事家业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贯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说明“壮士”也与“剑客”的性质相同。根据这里所考察的当时“剑客”、“壮士”的行径，从而也就为吕布在并州的早年生涯作了写照，他之所以一贯遭到大姓士族和大官僚的轻视，绝不是偶然的。

东汉末年是一个游侠横行的时代，其层次也是有高低的。荀悦《汉纪》卷一O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荀悦是当时著名政论家，表面上所表述的是西汉武帝时的情况，实际则是在评论当代的游侠。荀悦指为“盗贼”的这类游侠，即当时所谓“轻侠”，王涣属于这个类型，是游侠中层次最低的。《三国志》的《诸葛诞传》、《刘晔传》、《鲁肃传》、《凌统传》、《贺介传》等，都出现过“轻侠”这个词，而具体描述轻侠行径的是《甘宁传》："（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甘）宁，……至二十余年，止不攻劫。”裴松之注引《吴书》说："（甘）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甘宁这种杀人越货的行径，与王涣相同，正是荀悦所斥责的，“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吕布的“骁武”或“弓马骁武”，类似于甘宁的“少有气力”和“挟持弓弩”，而“剑客”当时又被称为“剽轻剑客”，杀人越货，也应该是吕布早年在并州的行径之一。根据当时情况，“剑客”、“壮士”与“轻侠”一般是可以画等号的，因此，吕布又应该是一名并州的“轻侠”之士。

“轻侠”是游侠中层次最低的人物，一般说来，其特点是“骁武”,并从事“攻劫”，由于他们勇而无谋，又易为人们所利用。这种性格即表现在吕布身上。[3]

看来，方诗铭先生还是认为勇而无谋是因为其“剑客”、“壮士”角色决定的。

我倒是认为，吕布的一生的诸多变化，基本都源自于当时的局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当时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李艳芳.并州势力与东汉政治[D];湖南师范大学;2016年

[2]杨丽.两汉时并州刺史部风俗考[D];郑州大学;2007年

[3]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