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2009年10月26日晚,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

唐德刚用尽一生气力,想讲述一段完整的历史。但这段历史还没讲完,他的一生却走完了。

10月26日晚,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东湾佛利蒙市的居所,这位已经被肾病和脑中风折磨了几年的老人,在向夫人道晚安时,只讲出了一个“再”字,便停止了呼吸。饱受争议的华裔历史学家,在89岁的年纪,带着他的全部故事离开了。

他留下的大多数著作,都在重构一段日渐模糊的历史。他在《梅兰芳传稿》里描绘的梅兰芳,让许多国人感到陌生;他在《袁氏当国》中讲述的,则是一个与多数人心里的形象截然不同的袁世凯。

儿时的史学天赋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家圩,幼时在私塾念书,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黄彰健等人同学。此一时期的中大历史系有“沙坪坝的黄金时代”之说。

他在中国时曾在国军内当小兵,做过中学教员。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讲授《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

在美国,唐德刚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与当时政要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等人多有接触。和当时人在纽约的胡适则为忘年之交,有师生之谊,曾著《胡适口述自传》(1981)、《胡适杂忆》(1979)。

与胡适的忘年之交

唐德刚与胡适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纪念之时。胡适斯时正在纽约八十一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据说“胡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那时正是哥大创办两百周年,动不动就开个小会,每一次开会,稍为有一点关系的人就找胡适。最容易请的,而且请来最容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胡先生对每个人都好,嘻嘻哈哈的。”胡适常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总要去找唐德刚,因为唐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 唐德刚曾对人说:“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固然要花工夫,而录音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何其麻烦!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为了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道:“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

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但是常会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唐德刚事后统计,前后约有60多顿。

唐德刚根据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短序”,下笔千里,后来竟成了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

著名学者丁冬表示,唐德刚的口述史作品对国内的口述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德刚也是华人世界中非常早开始做口述史的人,“可以说目前国内做口述史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深受唐德刚的方法和观念的影响”。

丁冬说,把口述历史当做史学研究的一个门类,始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而汉语学者介入进来取得成就最早的就是唐德刚,他是第一人。他做的口述史,一个胡适,一个李宗仁,一个顾维钧,在口述史学上都是经典。19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要研究胡适:“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丁冬表示,唐德刚第一次让历史学家在口述史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过去做口述史的人就像秘书,别人说什么记什么。而唐德刚的口述史是一种与采访对象的“心理较量”,通过诘问,追问历史真相。同时对叙述者的回答做大量的考证和注释,辨别真伪。

正如丁冬所说,唐德刚所撰写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三部书足以成为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数十年来,唐德刚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给予唐德刚先生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表示,口述史在史学界有着特殊的价值。常规的史学研究依靠文献,但是文献是有缺失的,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很多事实存在于历史当事人的记忆中,访问历史当事人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有重要意义。“唐德刚不仅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口述历史这种史学研究形式最早的开创者之一。”

一颗永远滴血的中国心

作为一介书生,和他的老师一样靠教书吃饭,他并不赞同老师“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近百年的美国史上,美国少数民族中华侨所受的苦难是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的,而美国的发展进程中,恰恰又有着华人的巨大贡献。

他和夫人吴昭文曾省吃俭用,捐出一笔钱加入一个华人的慈善机构,为华人子弟入托、入学,建造华人幼儿园和医院而奔忙。十几年前,他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个通盘的整理和研究,在美国司法界甩它一个“原子弹”。

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多次在侵华罪行问题上赖帐,甚至连南京大屠杀也想一笔抹煞,激起了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愤怒。唐德刚参与发起了全球性的征集一亿人签名的坚决要求日本付清战争赔款的运动。他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台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日本侵华百年――华人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上,慷慨激昂地作了《纪念抗日,对日索赔》的长篇演讲,以历史学家的犀利,历数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侵华百年的罪行,并且着重指出,关于战争赔款问题,按国际公法历来就有对国家赔款和对民间赔款这两个部分,过去的中国政府仅仅是在对国家赔款的这一部分上,作出了姿态,但是民间要求的战争赔款问题,历来没有个说法,我们必须对日本清算这笔民间的旧帐。他还提议每年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举行纪念受难同胞追悼会。唐德刚先生的爱国情怀,撼天动地。

“历史三峡”的身后争议

除了口述历史,唐德刚对中国历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历史三峡”说,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社会转型命题,出自他晚年的史学巨著《晚清七十年》。“历史三峡”可说是唐德刚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核心词,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约为200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三峡”,社会各层面变革巨大,之后就进入长久的稳定期;而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也要持续200年。

他在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中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从君主转民主,其他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随之一转百转,全部转完,大致需时两百年,在这转型期中,是死人如麻、惊涛骇浪的,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乃把这两百年的转型期名之曰“历史三峡”。

这个提法引起了一些争议。很多读者从中读到了一种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也有人觉得“国恨家仇”这种情感在唐德刚这代人身上累积许多,使他们对于国族的强大,仅仅是“一种真诚的盼望”。

更有治史者批评说,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实乃写史之大忌。“所有思想者终其一身,试图探寻规律,结果发现规律是没有规律。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虚无。”

尽管争议诸多,唐德刚依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过去的五千年,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第二次转折后的中国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笃信,此趋势将是不能逆转的必然。而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第二次“历史三峡”的曲折历险,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结束。

因此,当唐氏卒去,当代学者傅国涌日前撰文说: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却仍在“三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