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预测未来”和“掌握未来”是非常酷的事情，但是很遗憾，如果从严谨的学术意义上来讨论，这实在是太过夸大了。下面我会从盎格鲁学者的角度来讨论（因为我没有在中国接受过历史高等教育，我没有怎么读过中国历史大牛的作品，我对学术写作的风格和要求，全都是在国外上课时候学的，我也从来没有用中文写过历史论文，在很多问题上，主要是欧洲历史部分，不含中国历史部分，我的观点学习自英语学者，比如说我对路易十四的态度和看法，完全来自牛津出版的学术作品），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即将谈论到很多话题和表达的很多观点，你可能会觉得和你一贯想象的不太一样，甚至有点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基本上就是什么“如何写学术论文”，“如何学习历史学”这样的最基本的指导或者说教科书中间表达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空口无凭编造出来的。

首先，事实上学术意义的历史学是一门远比正常人想象的还要苛刻，严格和富有逻辑的学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接触到各种基于历史的，“作品”，或者说“创作”。你上一个视频网站，可以看到各种别人做的讲解视频，你上知乎，经常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历史话题下激烈和丰富的讨论，最近以来开始流行的很多种研究方式和思维学派，比如什么地缘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国际关系学，都会使用历史来作为载体。你当然可以说，这一切东西的内容，都算是“历史”，然后你喜欢它们，你可以叫自己“历史爱好者”，但是严格意义来说，这和历史学有一定的差距。

我会在下面强调历史学本身的几个重要要素，决定了这个学术领域的学术性：

历史学是基于历史的学科，也就是基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学科，而不是基于现在发生的事情的学科。严格意义上来说，强行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代入过去的人，强迫过去的人和发生的事情，按照自己当代人的价值观和认知去活动，展开和进行，是非常错误的。不好意思，你这么干，如果遇到严格的历史学教授，他会给你的论文打C。

事实上，历史学是一门非常美丽和伟大的学科，因为它的价值不在于让你去了解很多事情，让你去成为一个博学的人，让你成为一个在公众场合和大众平台上侃侃而谈的人，而是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开明，宽容和理智的人。

遵照历史学的规范去研究和讨论问题，第一要义是基于证据，也就是英文概念里的Source，比如你想要讨论匈牙利贵族的流行风俗和文化习惯，你空洞的说“高度受德意志影响”，这是远远不够严谨的，你要指出什么德意志作家的德意志作品，受到了匈牙利贵族的喜爱，并且要证明是否真的匈牙利贵族喜爱，比如他们是否在信件或日记中亲身表达了对这作品的喜好，或者有没有历史记录那一时期，他们真的表现出了喜欢。比如要证明伊拉斯谟在一个时期西班牙很流行，非常好证明，因为确实有确实的当时西班牙教士的亲笔信，提到了社会对他的作品的狂热。同时，对于这些Source，也就是“来源”，真正的历史学者要施加非常严谨的分析和思考，去评断这个来源是否是真实的，去分析这个来源中间的偏见和观点是否有偏差，去比较这个来源和其他相矛盾的来源，或者看出这个来源和其他来源的相似性。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远不是一个即兴演说的说书人，也不是一个草率谈论的文化人，而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侦探”，因为我们像真正的侦探断案那样，我们思考，“是谁”，“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如何发生的”。当然，Source分成一手二手，也就是Primary和Seconday两种，这就是历史学方法论的问题，不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我在这里只是想做一个历史学的简单介绍。

第二要义是客观。我们永远不能，强迫十字军东征时期的骑士，像我们一样思考，我们不能强迫那些出身在封建社会，感受着浓厚的宗教氛围的人，有和我们这些21世纪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一样的思想品德，道德取舍和行为逻辑。我们不能因为，在21世纪，女权或者平权是一件非常常见和正常的事情，就去妄断生活在20世纪以前所有时代的绝大部分社会。你可能会问，这些人，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我们怎么可能切身感受到呢？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第一要义，Source的问题。通过阅读和理解过去的人的写作，艺术，信件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能够分析和弄清楚过去人的想法，和价值观。比如说赎罪卷问题，几乎只要是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相关于教会的腐败和宗教对世俗过度的控制力之类问题，但是从严格的历史学角度，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读到当时的一些教皇对赎罪卷问题的言论和措辞的。比如说经典的“罗马天主教是世俗和上帝之间唯一的沟通途径，因此所有的人如果想要和上帝交流必须通过天主教会”（大意如此，很久之前读到的），这个意思，完完全全就是一位教皇亲口说的东西。通过这句话，这个“来源”我们可以展开对那位教皇的分析，比如说他到底是出于打着宗教的旗帜行对世俗的抢劫和盗窃，还是真的出于对上帝的完全信仰而说这种话，就是需要认真再结合其他资料判断的问题了。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绝对不能带着严重的偏见去思考问题。比如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假设，说这句话的教皇，我们什么资料都不用看，一定是坏的，因为赎罪卷在历史上是负面的。比如说哈布斯堡家族，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真的非常的大，有很多很多的成员，几百年的岁月，你不能什么都还没看，因为大概知道一点哈布斯堡家族的事情，就算看到一个你完全陌生，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世纪的人的名字，就直接“普世帝国”，“婚姻政策”，“天主教”直接砸过去。

第三要义是反对泛泛而谈。无论在任何时候，人类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复杂的巨大群体，在这个群体中间，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三观和行事准则，但是他们却可以联合在一起做很多事情，成为了历史推演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态度的问题，更是一种我们活在社会里面的处世的方式——对他人的理解和尊重。比如说荷兰起义，也就是八十年战争，事实上在北方反哈布斯堡阵营中间，既有温和派，也有激进派，也有中间派，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严谨的来说，“荷兰人在八十年战争中坚决杜绝来自西班牙的浓厚的天主教的政治影响”这样一句话都是错误的，应该是，“信奉开尔文（卡尔文）教的激进派在八十年战争中间坚决杜绝来自西班牙的浓厚的天主教的政治影响，并且反对温和派的立场，并最终在威廉“沉默的”（威廉一世）的时期拉动了必须做出抉择的中间派向其倾斜，达成了激进的诉求”。就是因为泛泛而谈的态度，才会产生诸如“中国人吃狗”，“台湾人都仇恨大陆人”，“白人社会歧视中国人”这样太过于有争议的评断。我们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引起问题。更重要的是，泛泛而谈事实上是违背历史的。比如说你说“法国在百年战争之后就进入了高度集权的状态”，这句话就有很多漏洞，比如说你说“英格兰一直是奉行贸易和大陆干涉政策的欧洲大陆外的捣鬼势力”，这也很奇怪，比如说你说“欧洲一直具有强烈的法治精神和先进的文化习俗”（致敬中国公知），这就很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