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对于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存在着两个维度。一个强调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关系，着重探究客体直接映照于主体的机理。在这一维度上，社会及文化因素是通过研究主体的内在认知框架来影响客体进入研究视野的时机以及呈现于主体的方式。 另一个维度强调的是研究主体之间以及研究主体与“局外人”之间的关系，着重探究个人研究成果或曰个人主张获得社会认同的机制。在这一维度上，社会及文化因素从内外两个方面同时最终呈现于公众面前的物质世界图景，研究主体必须参与社会互动过程来完成知识的最后形构；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社会共识及其规范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影响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在评价层面上对各种个人主张进行剪裁，以形成标准化...全部
对于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存在着两个维度。一个强调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关系，着重探究客体直接映照于主体的机理。在这一维度上，社会及文化因素是通过研究主体的内在认知框架来影响客体进入研究视野的时机以及呈现于主体的方式。
另一个维度强调的是研究主体之间以及研究主体与“局外人”之间的关系，着重探究个人研究成果或曰个人主张获得社会认同的机制。在这一维度上，社会及文化因素从内外两个方面同时最终呈现于公众面前的物质世界图景，研究主体必须参与社会互动过程来完成知识的最后形构；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社会共识及其规范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影响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在评价层面上对各种个人主张进行剪裁，以形成标准化的社会知识。
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对这两个维度的研究并非自始至终是同时共存的，只有到70年代中期在一种发展的相对完备了的科学知识学中才成为可能。而在此之前则表现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从传统知识论向关系知识论的逐步推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对于知识的社会学分析日渐扩大了自己的适用范围，直到把原本一直视为例外情况的科学知识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中。
以下就立基于马尔凯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所涉及的内容，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上来简要评述这两个维度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脉络。马尔凯认为“以往对科学知识之正统社会学解说的主要缺陷，乃在于它们丝毫没有任何有关诠释与协商的观念。
”[i][i]虽然马尔凯在全书第三部分的讨论中把诠释与协商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处理有关社会于认知之技术资源的议题上，[ii][ii]但我却拟将二者分别放置到认知与评价这两个分析纬度上去展现各自独特的意义。
之所以这样处理，原因在于一旦把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诠释概念成功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那么立基于主体能够如实复制客体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传统认识论就会遭遇到致命打击，这就扫除了阻碍知识社会学向科学领域拓展的最大障碍；而在科学知识评价问题上强调协商的概念，则揭示出原本被认为是客观而绝对的评价标准背后所隐藏着的丰富社会意蕴，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马尔凯在全书第二部分用了很大篇幅来处理认识问题。传统科学观在这一问题上认为可以将事实与理论明确区分开来进而在科学知识内部区分试验陈述与理论陈述，并认为事实是中立于理论之间的，人们可以通过无私而超然的观察、使用一套独立于理论的语言把这些事实陈述出来。
传统科学观正是在这一区分成立的基础上探讨科学的累积进步与不可通约性问题的。隐含于其中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研究主体的观察活动能够摆脱社会及文化的影响。这一区分能否成立关系重大，因为，如果二分成立，那么有关知识相对性的争论就只能局限于作为理论陈述的知识领域，而对作为观察陈述的知识不适用，这样，相对性只是“理论化知识形态”的特质；如果二分不能成立，那么相对性就有可能拓展开来成为所有“人之知识”的特质。
对此，马尔凯经由分析得出：一方面“直接观察”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在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物体之间并无清楚区分，另一方面，其意义是有经验导出来的观察词语与思辨式的理论词语之间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出区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并非孤立的藉由把一个词语与现实世界中某个实体加以连接，以获致该词语的意义，而是在一个更宽泛的语言架构下习得一个词语”。
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事实陈述都是理论负载的，即科学家不会获得独立的与理论框架不同的发现，他们不能完全脱离自己的分析框架，因为如果离开其分析框架会使其概念和命题失去意义。[iii][iii]第三部分“对科学的文化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处理的是有关知识评价问题。
传统科学观认为能够辨认出一组有限的、在实际上指引着科学中大部分活动的普遍规范原则，它们提供了一切涉及生产与确认科学知识的规则，并被科学家确定无疑的适用于个人研究活动中，用于确保合格知识的形成。
但是马尔凯却认为，并不存在着这样一套数目已定、内容明确的规范标准，相反，无论是普遍规范还是实际操作中的规范，与其说它们是描述性的，倒不如说是诠释性的。规范的意义总是会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它倚仗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当事者对它的诠释。
因为能使任何具体规范与大规模的明显不同的行为相一致，“所以科学知识的生产便不能被视为只是遵从任一组特定规范的结果，而应该把科学规范视为是科学家用以协商其自身与他人行动之意义的语录（vocabularies）是较为恰当的。
”由此可见，任何一项规范是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诠释的。“而科学家究竟接受哪一套说明则是社会互动与协商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当科学家彼此交换观点，并试图去说服与影响他人之际，这些观点可以被修正、放弃，或强化。
”[iv][iv]因此，“科学知识乃是藉由协商过程，亦即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诠释而被确定的。”[v][v]认识维度与评价维度在对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所作的这种静态描述中显现出这一极为紧密的联系；诠释与协商相互纠缠影响着科学知识生产的全过程。
这一成熟观点在思维中所形构的是一个包括个体研究和集体认同在内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科学知识生产机制，因而，这一观点允许做出以下构想：科学家为了在集体认同阶段有效而迅速的达成共识极有可能会有意识地在个体研究阶段采取某些战略性行为。
然而，认识维度与评价维度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这种紧密关系；通过考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就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科学观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尔凯把与知识社会学研究相关的科学观大致分为三类：以涂尔干和马克思为例说明的古典科学观，以曼海姆和史塔克为代表的较近之变奏，以及马尔凯自己所属的新近科学观。
以下将重点关注涂尔干和曼海姆的思想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维度与评价维度的推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涂尔干把科学的产生及其发展原因归结于社会规模的扩大与社会联结的日渐松散，因为这种社会条件能够使知识活动的结果相对不会受到直接的社会影响。
为此他比较了科学与宗教，主张科学概念与结论之所以会被逐渐采纳，乃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而不像宗教信仰一样，只不过是“集体的”。[vi][vi]他认为个人有能力超越社会生活产生的范畴和预设，能够径直面对自然世界，并依据自然世界来修正概念与观察技巧。
他断定个人具备“直观”自然的能力，而在前科学社会中，这种能力只是被遮蔽了而已。所以，在涂尔干那里对科学领域进行社会学分析是可能的，但必定是以一种有限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可以把整体意义上的科学活动的发生发展放置到日常生活的社会世界这一大背景下做一番外部考察，但对于直观自然世界之结果的科学知识内容却是客观真实的，故而不能对其进行内在的社会学分析。
使涂尔干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源在于其背后所隐藏的这一假定：客体能够直接映照于主体之上，主体依凭特定方式能够保证真实复写客体的成功。由此可见，知识社会学如果要在涂尔干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就必须从前提上去质疑这一认识维度上的主客关系假定。
之前有关马尔凯的论证在这里完全适用，但这一关注主客关系的研究性质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上分析，认为知识的自然本性受制于人的存在性局限，主体并不是在复制客体，而是在其生存情境下通过说明和理解活动而达致某一幅世界图景的。
曼海姆的贡献在于他放弃了传统知识论及其相应的客观性思想，而转向提出关系式知识论并依此阐发了一种较以往不同的“客观性”。从此知识论立场出发，我们可进一步去假设“人类知识中的内在关联结构（正如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物体）……这并非主张客体并不存在或信赖观察是无用与徒劳无益的，而是说：我们对问题的答复，在某种情况下，只有在观察着观点的范围内，才可能切中事物的本质。
”这并非意指我们放弃了“客观性”的观念或建立“事实”的可能性，而是说，我们对客观性的概念必须加以修改。[vii][vii]曼海姆认为客观性与智识上的共识是无法加以区分的。通过重构“客观性”，曼海姆把对知识性质的讨论从与人相对的自然世界的特质转向人所构成的社会世界中，进而统一了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这就为在社会学领域平等处理两类知识提供了前提。
但是，曼海姆并没能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他虽然主张两类知识都是某种智识上的共识，但又认为社会历史领域的知识与各种社会因素有关，而自然世界的知识则与物理性的时空位置有关。这似乎在暗示说两类智识共识的成因并不相同：一个有赖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另一个有赖于时空条件所属的经验证据。
就此而言，曼海姆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知识论所强调的那种“客观真实”。以后科学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究共识的成因并试图赋予其社会意义，即影响个人研究成果或曰个人主张能否获得社会认可、达成共识的因素是什么？在这一评价维度上所展开的研究，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如何面对自反性问题？它在“观察”作为自己研究客体的自然科学研究活动和以物理世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知识时，如何处理观察活动无法摆脱的理论承载问题，而这正是其攻击传统科学观的要点之一。
观察所隐藏的理论预设直接影响了它对“客体”的观照，即选取科学史上的哪些事件，以及围绕这一历史事件所进行的因果链条追索应停止于何处。为了维护自己的论证根基，科学知识社会学必须充分证明对于个案的选取不是因为它的特殊性而是基于它的典型性，并妥善解决如何将个案所处情境中的偶然因素上升为一种去情境化的理论解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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