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学研究领域中，一般将西方的美描述成侧重再现、模仿，具分析性与系统性的‘美真统一’，而将中国的美描述成侧重抒情、意境，着重于伦理学的‘美善统一’。中西美学最根本的不同，即在于中国的美背后是以道德精神价值之善为依归。但这样的情况，在近代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朝向西方‘美真统一’的发展转向。”

这是2018年11月3日， 中国美院“艺术·思想·科学——山水书法研究的新视角”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邱伟云的报告内容。他希望为中国近代这一“美观”的发展转向提供实实在在的佐证，描绘出中国近代“美”的观念从“美善统一”走向“美真统一”的发展历程。

而要回答如此宏大的问题谈何容易，以往人工精读的方法无法从短时段和少量史料中勾勒出如此长时间和整体性的发展脉络，故此，邱伟云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通过远读(distant-reading)视野，以包含一亿两千万字，横跨1830-1930百年间史料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为研究基础，从数据驱动（data driven）角度出发，以文本探勘技术挖掘出纷繁史料中的资料结构与语言证据。

“千万不要拿以政治思想类文献为主要内容的数据库，去研究不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这样数据库资料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就不能相互配适，所探勘得出的研究成果就不具备有效性，因为中国近代美的观念很大部分是再现于近代政治论述中，因此我们使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来探讨中国近代美的观念体系就是相配适的。”邱伟云说。

用数位人文的方法快速勾勒中国近代美的观念系统三大结构

邱伟云先做了词族图来展示鸟瞰视野下的“美”，他提出的问题是：中国近代以“美”为前缀词的词汇有那些？又以哪些美的词汇用的最多？他的研究过程是先以“美”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发现在数据库中共有十万条以“美”为中心的语料，然后再进行第二步人工过滤，可以得到一个表格，通过计算和制作词族词频序列表，可找到近代中国“美”的词组的宏观意涵。可以很快了解到一亿两千万字的数据库里面，以“美”为前缀的词里，最为高频的是“美术” 一词，然后依序是美德、美丽、美观、美名、美善、美学、美谈、美术家、美满等等。

词族图

也就是说，邱伟云迅速锁定了一亿两千万字中前20名关于“美”的高频词组，他把这些高频词汇当做当时与“美”相关的知识论述的重要词汇，并把它区分为三种类型。例如，美德、美丽、美观、美善、美谈等等，这些词汇都是中国从先秦开始就已使用的词汇，所以可归类为传统儒学的道德美观念；而美妙和美满等词汇则是在印度佛教传入之后才使用的宗教美观念，再后来的美术、美学、美感、美育则完全是舶来品，可归类为近代西学的真实美的观念。到此，他很快速的勾勒出了中国近代“美”的观念系统的三大结构。

美善、美术、美育：“美”的历史变迁

邱伟云想解答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近代“美”之词族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发展的，这些词族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何？他想透过“美之词族”的历时性时间序列发展，揭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中“美”之观念的新陈代谢，指出中国近代“美”之思想史的发展轨迹。邱伟云把20个高频词在1830-1930年百年之中的历年使用频度比例计算并绘制出来，按照词语出现的时间的顺序，划分成了四大群组，四大类型（如下图）。

他在四大群组中，基于过去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力积累与鉴别力，依照时间发展先后，各自寻找一个可以代表该群的核心概念作为观察对象，发现能解答他的研究问题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分别是美善、美术以及美育，根据时间序列图来看，这其中，美善的使用是在1895年前后开始，美术稍晚，在1900年前后，而美育是1915年前后才涌现的。

邱伟云又是如何进一步的深度的探索这三个美的核心概念的演化轨迹？其中又有哪些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意义存在呢？这个演化过程中又是如何突出了美善统一转向美真统一的发展历程呢？

这里面的逻辑是要找到美善、美术跟美育分别共同使用的，中间的桥梁和发挥嫁接作用的概念。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需要透过人机互动，先用计算机方法挖掘并计算绘制出共现概念词汇，其后再由人工进行深入的文献分析。邱伟云最终发现，从美善过度到美术基本上有三个主要概念桥梁，那就是政治、制度、以及科学。由这三个主要概念桥梁中，揭示出当时具有的一种“善就是救国之术”的思想，藉此就勾连了美善跟美术观念。以此类推，从美术过渡到美育的共现概念关键词则是陶养、训练和宗教。这说明了当时是以“术即个人（小我）之育”的思想与论述，勾连了美术跟美育的观念，完成了“术的个人目的”的转向。并最终完成了从儒家德行伦理“共同之善”到个体间“多元之善”的多元化转向。

最终，邱伟云发现，不论美的观念如何变迁，中国近代美的概念都共同指涉著实用性，皆与学校和社会教育有关。从一连串的研究中可见，中国近代的善的概念有转向物质、现实、救国的变化，又由于美善同构的原因，美也发生了物质和现实的转向，最终成为由美善统一到美真统一的桥梁。

“伴随着善的概念的滑动，中国近代有一从道德为善到救国为善这一物质的现实的转向，从集体之善到个体之善的世俗的小我的转向，我们传统的美善统一的结构仍然存在，但同时也发生了现代化转型，也进一步通过知识人对美善、美术、美育的论述，同步实现了美的现实和世俗化转向，进而得以勾连西方认知经验真的观念。”邱伟云说。

“虽然中国近代迈向了美真统一思想，但并未破坏中国传统的美善统一框架，而是拟合成了仍重视道德、具有中国特色的美真统一的思想。”邱伟云指出中国传统中“真”的观念，是修身求真（道德真）之意，这不同于西方的实然的认知求真（经验真），而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近代的美的观念虽然趋向西方美真统一，但却仍受到中国传统道德真的思想之影响，故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融合了道德和经验真，追求形式但仍重视道德的中国化美真统一观。

邱伟云

【对话】

澎湃新闻：美善、美术、美育这三个词为什么是最关键的？是人工的方式还是机器的方式找到的？

邱伟云：数字人文技术虽可透过数据驱动方法，层层逼显并不加人工预设的挖掘出近代史料中美的论述的观念词族结构，但仍然需要研究者从繁复的数据线索中，凭藉人文学者的学力积累与学术鉴别力，找到数据线索信息中值得研究的重点，这是人文研究者在数字人文跨领域研究中的重要任务。因为数据结果并不等于研究结果，数据之中仍会有因为数据清理未完成而存在的错误信息，虽然不影响大体的宏观结构，但在进行细部论证时则需辨别并加以清理，这就须依靠人文研究者去加以阅读与辨识，如此才能保证数字人文研究结果最终的正确性。美善、美术、美育这三个词分别使用于中国近代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与新文化运动阶段中，这三个词虽然各自与其他词一同活跃于三个时期，但根据人文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来看，是最能直接揭示中国近代从美善统一走向美真统一发展的三个关键词，因此才选择这三个词汇作为关键词进行分析考察。

澎湃新闻：美的观念变迁为什么和善的观念变迁如此息息相关？

邱伟云：因为中国自古就有美善统一的思想，如《论语》中出现了14次的“美”，其中有10次为“善”跟“好”的意思。不过，美善统一乃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仍存在美善二分的现象，因此《论语》才会有“尽美矣，未尽善也”的说法。正因为美善统一是一种有别于现实的理想，因此才需要人们透过不断的修身去使美善二分朝向美善统一发展，那么儒学即可视为不断拟合美善概念的一种学问，透过各种仪文规章制度去表现出道德精神价值之善。因此，儒学正是使美善统一思维惯例稳固的重要拟合剂，也正是因此，在中国语境中，美的观念变迁才会与善的观念变迁息息相关。

澎湃新闻：这个研究具体用了多长时间？

邱伟云：这个研究在收集语料部分很快，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下载十万条美字语料大约1分钟内可以完成；而后在数据清理与整理部分则需要约4个小时；而在数据驱动下各种文本探勘计算出数据结果并加以视觉化呈现，大约2个小时；但是从繁复庞杂的视觉化数据结果线索中，经由人工阅读语料与回读文本，抽丝剥茧与披沙捡金的辨别出具有人文研究意义的资料，最后加以分析诠释，就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大致需要一个月才能产出初步成果，因为在后面这个人工阅读与分析的部份，实质上是回到精读研究分析方法。由于数字人文研究是兼综定量与定性的综合研究法，所以虽然在前期计算阶段所耗时间短，但后期分析部分则仍须长时间浸入于数据结果所折射出的史料文献中，才能完成对于数据线索的人文诠释，某个角度而言，数字人文研究看的语料是比纯定性研究看的更多更广的。

澎湃新闻：你会不会觉得当代，我们的道德真（善）的传统在渐渐丧失？有没有计划做这方面的研究？

邱伟云：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很有现实感，是一个好的idea。确实，当代社会在某些方面某个程度上，道德真（善）的传统正在不断流失中，我不用丧失，因为道德真（善）不会突然的消失，其实是慢慢的流失，在这之际，其实社会贤达都尝试透过各种传统国学与文化的推广工作，来减缓道德真（善）的流失，甚至加以补缺，这也是身为文化人与知识人的我们共同的使命。

对于道德真（善）的传统流失问题，确实值得做研究，过去我们也曾透过数字人文视野来进行过一些观察，如以“天道”、“天理”、“良心”等观念作为代表道德真（善）的关键词，观察这些词在长时段历史文本中逐渐代谢的现象，并观察是哪些关键词取而代之？如此就可勾勒并找出道德真（善）流失的时间点以及关键因素，当能找到道德真（善）所以失能而被抛弃的问题点，就能提出好的对策，重新召唤与修补传统的道德真（善）的思想，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未来可以持续研究与探索的方向。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开始从事数位人文的研究的？

邱伟云：2008年之际，金观涛老师与刘青峰老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转到台湾政治大学任教，我当时在台湾政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此跟随两位老师进行观念史研究，并学习他们所开创的数据库研究方法。而在学习观念史与数据库研究法两年后，我接受了老师提出的一个研究命题，这是促使我走向数字人文研究道路的关键性事件。那是2010年，当时老师们在台湾政治大学带领了一个“中国现代认同的形成与演变研究群”，当时参与的师友们很多，老师希望大家各自选取一个能够揭示出中国现代认同的形成与演变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当时老师开出很多概念，很多师友都赶紧先选词条较少的概念，因为词条少，所以人工可以读完并且分析完毕，那时记得大家都选完了，只剩几个没人选，当时老师说“中国”这个词很重要，怎么没人选呢？这个词应该要进行研究，当时只剩我还没选，又因为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几条？想说即使有一万条我也应该看的完，所以最后就选了没人选的“中国”一词。结果，到数据库一查，共有19万条语料，这下糟了，这么多怎么看的完？但是既然选了就要努力去完成，我就开始对语料进行人工阅读与概念分析归类工作，结果读了三个月，只读完3000条，那就表示19万条至少要读一年半，我才可能初步分析归类完毕，还不包括之后的总体诠释分析，因此我就放弃人工精读这一方法。穷则变，变则通，当时就想，我读语料的方式，很像都是透过“中国”一词旁边的关键词去定义语料中心的“中国”这个词的意义类型，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透过共现关键词的快速检索归纳，完成19万笔的“中国”词条的概念内涵分类工作呢？

在上述的情况下，就开始尝试找excel的一些简单程式码，进行了一个现在看来相对初阶的数字人文研究，最后完成了〈关键词丛与文本意义挖掘的尝试：以《清季外交史料》为例，【这篇论文收入项洁等主编：《数位人文在历史学研究的应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页159-188】，这篇论文某个程度还算得以揭示近代“中国”概念的发展历程，这就是我的数字人文研究初体验。后来在2010年末，台湾政治大学的计算机系与统计系师友们听闻金老师团队在做些有趣的研究，就纷纷加入，研究团队开始纳入了计算机与统计系师友们的研究方法与视野，人文学者学得更多的文本探勘技术与统计思维方法，当工具越来越好，跨领域讨论越来越多，数字人文方法论视野就越来越清楚明晰。而在2013年博士毕业后，更在金观涛与刘青峰老师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郑文惠教授所带领的政治大学历史与思想数位人文实验室中担任博士后研究长达两年半。

澎湃新闻：你在山东大学的研究工作的日常是怎样的？

邱伟云：因为是做数字人文研究，所以就是每天与计算机为伍，不是用来打字，是用来计算庞大文本数据中的资料结构，并且加以分析辨识与清理，最后加以分析诠释，所以研究工作的日常就是下载数据，清理数据，计算数据，然后是阅读大量定性研究论文，作为分析数据与诠释数据的基础，最后是从数据线索中凝鍊出人文研究结果，日常工作就是上述动作一直循环反覆的进行著。而数字人文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资料库与数据库等电子文献，山东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非常关注，重要的数据库都已具备，所以提供了进行数字人文研究的好的环境。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数字人文学科的未来？

邱伟云：在过去八年间，我不断地与计算机和统计系师友们一同讨论数字人文的各种研究可能性与方法，这期间走了很多错路，当然也找到了不少可行的研究方案与路径。虽然走错路浪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是因为数字人文研究很有趣，能够告诉我们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虽然因为尝试性与探索性太强导致投资报酬率不高，但也就一路走来直到现在，凭藉的就是觉得有趣。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大数据时代，人类的各种信息都以数据化形式呈现，包含生理与心理的信息都已经以数据形式被记录保存下来，假想未来百年后的研究者要研究百年前的我们，必然不可能再用精读方式去一条条读我们发在各种信息平台上的短语信息，或是知网读秀上的论文专著，一定要用计算机方法才有办法处理庞大复杂的信息与语料数据，那么，我们现在对数字人文方法所做出的各种研究与贡献，实质上正是为百年后的人文研究者们开路。当我们站在未来回顾现在，数字人文研究岂不是一门值得戮力发展的方法视野与学科？期盼有越来越多的师友们一同加入，运用数字人文方法的远读密钥，打开更多我们未知的知识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