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的转型升级、民族复兴使命的完成都需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然而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当前中国工匠精神淡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培育工匠精神，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改变当前社会存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和思想准则，提高工匠和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使“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社会共识，完善制度，改进管理，工匠精神的培育和重塑才有可能。

关键词：工匠精神 原因 培育 途径

随着《大国工匠》、《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热播，“工匠精神”成为了社会热词。培育工匠精神，厚植匠人文化也被写入了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社会上屡禁不止的假冒伪劣、腐败、欺诈、豆腐渣工程等等，似乎与社会倡导的工匠精神背道而驰。其实，在中国辉煌灿烂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工匠们创造了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只是到近现代之后，中国工匠精神逐渐淡化。分析当前中国工匠精神淡化的原因及其培育途径对于中国从制造大国发展为制造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社会缺乏产生工匠精神的“土壤”

工匠精神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传统工匠精神主要体现为专注、注重品质和细节，现代工匠精神则在传统工匠精神的基础上升华为一种高度的职业认同、责任担当、价值体现、质量高于一切的职业态度和创新品质[1]。

在中国传统社会究竟有没有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或工匠品质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曾经享誉海外，是西方上流社会消费的奢侈品，还有那些流传至今的典故，如庖丁解牛、莫邪铸剑，以及那些出土的美轮美奂得令人惊叹的文物，无不说明在中国工匠精神的存在。然而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传统中国经济结构中从来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确立起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工匠精神的承载主体工匠们大多集中在官营的机构，社会地位略优于处于社会末端的商人。加上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常将匠艺斥之为“奇技淫巧”，难以登大雅之堂，儒家思想讲究“中庸”，强调过犹不及，追求极致是儒家的大忌。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工匠们拥有高超的技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工匠大多把工作作为被迫养家糊口的手段，职业认同度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工匠文化不是主流文化，工匠精神也不是主流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2]中也鲜有工匠精神的特质。

二、“文革”时期工匠精神的消退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职业态度，其形成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发展背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开始的，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战争与革命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家建设、工匠精神难以被提上日程，更不可能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党和政府的不二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涌现出铁人王进喜、高炉神仙孟泰、掏粪工人时传祥、“一抓准”“一口清”的售货员张秉贵、解放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吴运铎、鞍钢技术能手王崇伦、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细纱挡车工赵梦桃等一大批先进劳动者，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积极进取的工匠精神成为这一时期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

但“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人们忙于“斗私批修”，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切以“政治挂帅”，专心业务、醉心科研的劳动者被戴上“白专”的帽子遭无情批斗，家庭手工业、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被取缔。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虽然这一时期工厂没有完全停工停产，但忙于階级斗争的人们没有心思考虑产品质量，甚至军工产品都难以保证合格，如使“两弹”专家邓稼先遭受核辐射的破裂降落伞就是在文革期间生产的。因此十年“文革”，使工匠精神消磨殆尽。

三、改革开放后工匠精神遭遇的挑战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以及全球化多元价值观的渗透冲突，使工匠精神再次遭遇挑战。

（一）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工匠精神遭遇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激发了社会活力，鼓励竞争和优胜劣汰，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产品的丰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依然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在各方面都还不成熟，其中包括经济体制方面的不成熟，尤其是在监管方面的不完善。一方面富裕起来的人们购买力增强，对产品的需求增大，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生产力依然落后，新兴的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监督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各行业的准入门槛低，这使无序竞争成为了可能。竞争的无序必然导致诚信缺失、质量下降，劣币驱逐良币也就成为必然现象。既然假冒伪劣同样可以赚钱，甚至赚得更多，谁还会追求精益求精呢？

（二）畸形的价值评价体系和“快富”“大富”的动机使工匠精神遭遇挑战

改革开放使人们从“文革”时期的“狠斗私心一闪念”到追求共同富裕，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和快速致富成为许多企业和个人的奋斗目标，人们从事一切制造、生产、服务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20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可以发财，于是全国刮起了“下海潮”、“经商热”，新一轮“读书无用论”兴起； 90 年代中国引入证券交易，股票市场兴起，傻瓜炒股都能赚钱，人们纷纷转向证券市场；2000 年开始房地产爆涨造就了一批房产大鳄，“炒房热”、“炒房团”出现；如今“e时代”来临，阿里巴巴的财富又使人们的关注点转到互联网……总之，什么行业赚钱大家就干什么。快速致富的动机必然带来社会的浮躁，人们需要寻找的是发财的机会，制度的空子，自然不愿意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一件产出很低、又随时可能被替代的事情或物件之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工匠精神”没能得到弘扬，反倒是急功近利的“差不多”文化逆风生长，制假卖假的犯罪成本很低，山寨产品因利润丰厚而久打不死、死而不僵，偷工减料因权力寻租而得到保护和纵容，这些歪风邪气的盛行成为打压“工匠精神”的重大杀手。[3]

（三）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价值观渗透冲突使工匠精神遭遇挑战

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终伴随着西方的围堵、遏制和“和平演变”的威胁。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文化、价值观也同时渗透到中国社会，对国民的国家民族意识、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表现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膨胀。传统中国文化重视国家、民族利益，强调个人服从集体。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倡导个性、自由，注重实现个人梦想，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人生观、价值观 使中国社会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显著下降，使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无论在个人品德还是社会公德方面都有所下降。同时资本主义的思维模式对国人的侵蚀使得社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逐利思想，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膨胀，理想主义精神下降。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崇拜金钱的物欲化倾向、缺乏理性的群体躁动倾向、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化倾向、权利和义务失衡的无责任化倾向，在社会上滋生蔓延[4]，这样的文化土壤难以滋长专注、坚守、淡泊名利的工匠精神。

四、培育工匠精神的途径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到实体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工匠精神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美国发明家迪恩·卡门曾警告说，如果美国不继续为工匠提供最强大、最有利的支持，它将失去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任务，需要积极弘扬和培育专注、负责、创新、奉献、敬业的工匠精神。

（一）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渗透力

工匠精神是人们职业态度、职业精神、职业行为的统一，它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反映，弘扬与培育工匠精神需要文化土壤的滋润，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5]。文化是价值观念的主要载体，文化产品是统治阶层灌输、渗透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手段，文化产业竞争是各国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战场。所以文化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观，传承文化、保护传统，就是延续自己的价值观[6]。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经济和话语权优势，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影视音像产品、新媒体等文化及信息手段对我国进行长期的文化渗透，其倡导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悄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习惯按照“利害算计”去经营而不是按照“善恶信仰”去行动，出现了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甚至是背离和扭曲[7]，财富成为人们追逐的唯一对象。在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的侵蚀下，文化日益丧失了个性、创造性和审美意义，导致文化精神丧失[8]，体育和娱乐界的明星成为了人们效仿的社会偶像。因此，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必须加大制度顶层设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重塑国民义利观，淡化对明星、社会公众人物财富的渲染，加强对普通劳动者、科技工作者的宣传报道，引导人们寻求精神意义而非物质享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人们的思想指南和行为准则。

（二）提高工匠政治、经济地位，使人们切实感受到“劳动光荣、技能伟大、创造宝贵”

工匠精神的主体是工匠，工匠是工匠精神坚守、专注、创新内核的执行者。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创业精神，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只强调奉献、牺牲，强调高尚的精神追求，工匠精神难以持久。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最低的需求就是生存。如果工匠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却拿着最低等的工资，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即使他们再怎么热爱自己的工作，在现实面前也会动摇，只讲精神不讲物质，那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需要提高工匠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营造尊重技能、鼓励创新、严守质量的社会氛围，因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9]。当前我国工匠精神淡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工匠们的经济待遇偏低，虽然现在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跟过去相比有所提高，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总体依然偏低，特别是与管理人员相比收入差距较大。当前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应该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和人才评价机制，提高工匠经济待遇，使工匠能通过提高技能和服务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能获得体面而优渥的生活。

当然，改善工匠生存条件、提高工匠经济待遇只是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的基本措施，要使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还需要提高工匠以及普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对具备工匠品质的劳动者给予应有的社会荣誉和社会地位，使工匠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建国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由此引发的社会效应或许可以为今天工匠精神的培育提供有益借鉴。新中国起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在1950年和1956年两次召开全国性的劳模表彰大会，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数量不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的（参见姚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8月28日）。劳模们不仅获得相应荣誉称号，还得到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亲自接见。这种政治上的礼遇比经济待遇的提高更具有影响力、震憾力和感染力。掏粪工人时传祥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毛主席还把这名普通的掏粪工接到中南海小住，邀请他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門城楼参加1966年的国庆观礼，这是中国历史上普通工人从未获得过的尊重。他们的事迹和礼遇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成为了时代的行为标杆，激发了无数工匠的创造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