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何道宽

人在社会里的位置就在特定社会力量的交叉点上。

人只能够在社会仔细界定的权力和威望体系里活动。

人一旦知道如何给自己定位，他也同时意识到，面对自己的命运时，他实在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对人之于社会的部分看法。

他认为，社会学是一场游戏，既可供消遣，又挑战着游戏者的思想。

无论社会学作为一种个人消遣，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式，人和社会都在不断有机互动。

在《与社会学同游》这本书里，伯格用了三章来解释社会学视角下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他将人文主义视角嵌入对人与社会观察的精华部分。

人在社会

到了一定年纪，儿童总是对在地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产生浓厚的兴趣。委婉地说，在陌生人描绘的经纬线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许就是个人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有了一个地址以后，儿童就参与成人世界的生活了。一个孩子可能刚刚给他的外公写过信，地址具体到哪个州、哪座城、哪条街等等。外公收到了他的信，于是他对成人世界的世界观试探性的忠诚就戏剧性地合法化了。

我们所谓的常识实际上是成人世界理所当然的观点，成年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存在和社会地图上给他指定的位置画等号。

在大多数人栖居的社会层次上，人在社会中的定位构成了我们必须遵守的规则的定义。

社会控制是社会学最通用的概念之一，即社会迫使桀骜不驯的人回归既定轨道的各种手段。

没有社会控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生存。

终极的且无疑最古老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暴力。

暴力是任何政治秩序的终极基础。普通人的社会常识也能够感觉到这个道理。

经常使用暴力既不实际，效果也未必好，所以进行社会控制的官方及其多半都依靠对可资利用的暴力手段的威慑作用。

在任何运转正常的社会里，暴力的使用都有一定的节制，而且被当做最后的手段。

仅仅靠终极暴力的威慑力就足以维持日常的社会控制。

略微温和的社会控制手段也种类繁多，仅次于政治控制和法律控制的大概是经济压力。

劳资双方有效地使用经济威胁作为控制手段，大学和教会也使用经济制裁手段，防止所属人员做出被各自领域的当权者视为出轨的事。

此外，更有强大而微妙的控制机制存在于初级群体之中——即生活、工作在密集群体里的人，他们互相认识、彼此忠诚、互相联结，这些控制机制有规劝、嘲讽、议论和羞辱。

有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群体内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个人就会修正自己原来的意见以遵从群体的规范——这一规范相当于群体里所有意见的算术平均值。

毕竟，人极其渴望被群体接受，无论周围的群体是什么样的群体。

而最后一个人类社群能够施予其成员的最严厉的惩罚之一是羞辱和放逐。例如，阿米什人对违反了群体重要禁忌（比如与外人有染）的人实行“群体回避”，即允许他继续生活在这个空间，但谁都不会和他说话了。这就是和平主义者的神奇之处。

社会在人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指望正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想要服从社会，我们想要得到社会指派给我们的身份和角色。社会不仅决定我们之所作所为，而且决定我们之为何人。换言之，社会定位决定我们的行为举止和社会存在。

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是角色理论，这几乎完全是美国思想的产物。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是，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给最重要的情景下的定义至少是大致重合的。倘若参与者对情景做出的界定分歧太大，某种形式的社会冲突或组织瓦解就是必然的后果。

角色是对典型期待的典型回应。角色提供模式，个人则根据这一模式在具体的情景中演出。

但在这个世界上，装腔作势是非常困难的。一般地说，你会成为你扮演的角色。

即使我们认为是基本自我的身份，实际上也是社会指派的，并由社会支撑和转换。

身份的维持是相当稳定的。

独自一人不可能成为“人”，倘若他人突然收回对某个人身份的承认，他的自我形象不久就会土崩瓦解。

人的一生就是一系列不间断的舞台表演，面对不同观众，角色千变万化，但表演者总是要成为他扮演的角色。这种人格观点对我们通常构想自我的方式提出挑战。

自我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过程，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

人进入每一个社会情景时自我都要发生变化，自我靠纤细的记忆之绳串联在一起。

人存在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社会性，而且每一个方面都是向经验研究开放的。自我的可转换性不仅依靠社会语境，而且取决于个人对过去身份的习惯程度，或许还取决于某种程度的基因特质。

其次是产生于欧洲的知识社会学。这一观点认为，任何思想都要在社会中定位。

知识社会学试图清理从思想到思想者再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发展脉络。有时，思想给具体的社会情景提供合法性，就是说，思想解释、证明并认可具体的社会情景。

某一思想为社会上的某一既得利益服务时，我们就把这种思想称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群体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同时它解释社会现实的方式又使得这样的合法性有道理。

人的世界观也来自于社会，很像他的角色和身份在社会中形成一样。换句话说，和他的行为一样，个人的情感和自我解释也是由社会预先决定的。同理，他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方法也是由社会预先决定的。

语言在塑造个人与现实的关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的语言不是由自己挑选的，而是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强加给我们的，这个群体是我们社会化初期进入的群体。

社会预先界定了语言这个重要的符号系统，我们凭借这个符号系统去了解世界、组织我们的经验、解释我们的生存境遇。

同理，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价值、逻辑和信息（或错误信息）储备，这样的信息构成了我们的“知识”。

最后是源自美国的参照群体理论。这为上述两种观点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连接点。有人区分两种参照群体，一种是你是其成员的参照群体，另一种是你以其为行为取向的参照群体。就第二种参照群体而言，群体的观点、信念和行动对我们个人的观点、信念和行动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参照群体理论说明，一般地说，建立社会关系和脱离社会关系都伴有特定的认知义务。你加入一个群体，由此“知道”世界如此这般。你离开这个群体，而转向另一个，于是“知道”你过去处事有误。

你参照的每一个群体在世界中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每一个角色都附带有一个世界观。

综上可见，在研究社会现象时，社会学家所用的关键词是内化。

社会化的结果就是外在的社会在儿童心里完成的内化。

社会不仅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而且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思想和情感。社会的结构成为我们意识的结构，既包裹着我们，也深入到我们的内心。

社会如戏

社会为我们提供了被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安然无虞的世界”）；在这些结构里，只要我们遵守规则，我们就能够得到保护，就不至于受到生存境遇终极恐惧的威胁。

“安然无虞的世界”给我们提供常规和仪式，通过这些常规和仪式，我们遭遇的恐惧被组织起来的方式使我们能够平静地去对付它们。

一切过渡礼仪都说明了社会的防御功能。

生的奇迹、欲望的神秘、死亡的恐惧——这一切都被精心掩盖起来。

当我们从梦境醒来时，所回归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呢？

这是社会构建的世界的现实。

用海德格尔“人”的观念来看，社会是产生非本真存在的共谋。

本真的存在又只能在社会里发生，这是事实。

一切意义都是在社会里传递的。

除非生活在社会里，否则人是不能够成其为人的，不论是在本真的或非本真的意义上。

社会既可能是逃避自由的借口，也可能是获得自由的机缘；同理，社会既可以埋葬我们的形而上求索，也可以提供形而上求索的形式。

只有步出被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常规，我们才能够直面人的境遇而不必诉诸安慰人的神秘化的骗人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