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临一团支部书记 刘梦超

刘梦超，女，1990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临一团支部书记，肾病科主治医师。

不论是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是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往往都要追溯到1840年。因为这一年，鸦片战争的硝烟荡尽了中华帝国落日的余晖，古老东方大国自发地缓慢步入资本主义行列的进程被打断，中华民族的命运由此发生历史性逆转，开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华儿女心头。也是自这一时刻起，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基本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相互衔接，前者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国青年运动也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兴起的。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840年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工业革命生产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的大门。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也许是“破窗效应”的作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接踵而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勒索中国的“赔款”，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驻扎军队，使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中华民族呈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的发展脱开自我演进的轨道，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二是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不同主张，探索挽救危机的出路。

1851年至1864年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即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的高峰。1898年至1900年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震撼中国大地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农民阶级的英勇斗争给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但他们作为小生产者，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能找到中国实现独立和富强的正确道路。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较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固守传统的清政府依然因为种种因素延误了鸦片战争后大约20年可供变革的重要机会。直到1861年1月才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他们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然而技术不可能解决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宣告了持续35年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

这场战争带来的瓜分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变法维新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不论是位高权重的保守改革者翁同龢、张之洞，还是草根出身的激进改革者康有为、梁启超，都认可变革的重要作用。但要救亡中国，仅仅学习外国的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所以，当康有为们争取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并于1898年6月制定新法、开办学堂、改革科举、奖励实业，并没有多少争议。只不过等到他们开始革新政治、裁减冗员、任用新人、开放言路时，遭到慈禧太后的严厉斥责。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后党与帝党之间、守旧与革新之间的重重矛盾。

当人们看透了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的虚伪，又突遭八国联军入侵，一种共识在潜滋暗长，这就是只有推翻满洲皇权的专制统治才能拯救中国、振兴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目标，并开始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行动。其间，各地爱国志士纷纷结集社团，宣传革命，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打出了一个新的民国，于是有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有了清帝退位，有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再后来就是袁氏背叛共和、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军阀混战……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很多政治、经济方案一旦与社会现实交锋，就显得力不从心而最终无所作为。如此，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还需要有一些更深层、更根本的精神来唤醒国家和人民。

二

变化的中国青年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君臣政治伦理模铸出民众的尊卑等级观念，家族家庭伦理形成了年轻人对家庭的义务、对家族的归属和依附。以至于日本学者横山宏章相当偏激地认为，“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其中却见不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大变局，为中国青年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存在基础和社会环境。一个较早接受近代西方文化、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束缚的新式学生群体首先出现，成为近代中国青年群体的雏形。

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王朝的瓦解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新式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新式学生(包括出国留学生)在数量上达到相当规模，并且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国青年的伟大力量主要蕴蓄在这批新式学生群体中，近代社会中国青年的典型特征，也只有在他们身上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们为冲破封建文化的思想束缚，广泛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新思潮，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些新形成的学生群体，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国民身份”意识与国家观念表现强烈。

第二，人格独立的意识开始彰显，强烈要求摆脱封建礼教束缚。

第三，组织化程度较高，群体的凝聚力较强。

三、早期的青年运动

中国早期的青年运动是以新式学生运动为主要形式兴起的，而且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的政治色彩。

因不满校方的封建压迫，南洋公学全体学生退学事件在20世纪之初掀动的风潮已经昭示着一个属于文化与社会的新的时代的到来。在这场斗争中，蔡元培不仅出面向公学督办转达学生的要求，并通过中国教育会成立“爱国学社”，专门接收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和上海、南京等地因学潮而退学的学生。他亲自担任学社总理，在学社中设置了完备的课程，施行学生自治制度，提倡民主和自由，受到大批青年学生的欢迎。

这一事件在全国学界引起了连锁反应。浙江、江宁(今南京)、杭州等地均发生学生集体退学的事件。这类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形成一股“学界风潮”，学生们自称为“学界革命”。这一时期，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极为活跃，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

1903年4月27日，在上海的18省爱国人士和爱国学社、育才学堂、爱国女校以及务本女校等校学生共千余人，集会抗议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径，痛斥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许多留日学生参加了国内人民的斗争，在各地推动拒俄运动的开展。

拒俄运动在国内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拒俄运动后来失败了。但这一运动打击了沙皇俄国的侵略气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受任何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第一代新式学生群体也初试锋芒，经受了锻炼。尤其是通过这场斗争，广大爱国学生看清了清政府媚外卖国、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从而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拒俄运动以后，中国早期青年运动便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初期，以新式学生群体为基本力量在国内、国外掀起了一个反清革命宣传的高潮。在这些宣传活动中，留日学生的作用极为突出。中国留日学生还发愤著书，为反清革命提供精神武器。四川留日学生邹容写的《革命军》和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都很大。在宣传救亡的同时，留日学生们不厌其烦地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和卖国罪行，深入浅出地阐述反清革命的道理，理直气壮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理论。这些宣传活动，反映了这个新式学生群体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精神风貌，对辛亥革命的进程，起到了擂鼓进军的积极作用。

随着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了高潮。广大爱国学生也很快投身到埋葬清王朝的革命洪流之中，大批爱国学生加入了同盟会。据统计，从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有据可考的会员有379人，其中354人是学生，占93%。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12人是青年学生。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十年后回顾说:“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便收辛亥年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全国就统一的大效果。”肯定了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巨大作用。

——以上内容节选自《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胡献忠著）

仁术勤和

宽街小郎中

北京中医医院团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