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清廉如水、公正如山、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在戏曲影视节目中，他以民为本主持正义，被演义成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他就是包拯。关于包拯的口碑、话本小说、戏剧曲艺乃至当代的电影电视就演义了许许多多他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故事，演义的结果，使包公的形象更丰满，甚至神化、传奇化。包公“包青天”成了人们寄托、祈望的理想人物。现存18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明代《元曲选》100种里包公戏占10种；打开《京剧剧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戏。

几乎所有与包拯有关的影视剧，包大人都是一张大黑脸，从来都是不苟言笑。对此，民间传说，包拯出生时脸色就漆黑，长大后成为黑脸大汉，做官又刚正不阿，因此被称为“黑脸包公”。因为包拯不会装模作样取悦别人（不伪辞色悦人），加之为官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一视同仁，所以被称为“铁面”。戏曲中的铁面就是黑脸，用以表示忠正耿直、无私刚勇。久而久之，包拯也就被描绘成大黑脸了。

包拯出身在名门望族之家，没有传说中坎坷的身世，也不是哥嫂养大的，而是父母双全、宠爱备至，从小接受着良好的儒家教育。包拯，字希仁，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5月28日）出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29岁的包拯考中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包拯老家是庐州合肥，包拯上任的地方与老家相隔实在是太远了。包拯的父母因为年纪大了活动不方便，而且也身患疾病，常年需要吃药，并不愿意跟随包拯到他乡。包拯觉得自己父母年纪大了，也的确不适合长途奔波，于是主动上书辞去官职，安心在家照顾父母。悉心照顾父母起居，无微不至的关怀父母。皇帝每次提起包拯，都对包拯赞不绝口，并以包拯为楷模，大加赞赏。其他官员们也为包拯的孝心而感动，不断称颂包拯的美德。

庆历元年（1041年），42岁的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端州出产砚台，既是宋朝文人雅士眼里的珍品，也是朝廷的贡品。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可包拯破除了这个多年的潜规则，只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谁也不准私自加码 ，违者重罚。这对于刚正不阿又不谙于人情世故的包拯来说，这样做是太正常的事了，殊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包拯任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不懂为官之道、不懂潜规则，与同僚格格不入的另类官员包拯，却因“端砚事件”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任殿中丞。后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任监察御史。

包拯根据当时的朝政时局，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对朝廷上下不合法、不合情的事就要行使自己的监察权，就要弹劾。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 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痒，其人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

宋仁宗是一个开明的皇帝，包拯能生活在这个朝代也是他的荣幸，这俩人简直就是绝配。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宋仁宗的脸上。尽管如此，宋仁宗还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包拯在官场有所作为的，最出名的就是担任开封府的府尹，在这里包拯破过很多案子的。这让很多有权势的人是很怕包拯的，也正因为皇上对包拯是很欣赏的。他做事有自己的原则，才会让皇上这样信任他。在朝堂上面，包拯敢当着很多官员的面子，向皇上说明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上谏朝廷的贪官。

有次想把张贵妃的伯父辞去他的官职，皇上也是很为难的。这时候正好是包拯站了出来，这件事情才得到解决。不得不说包拯是谁也不怕，虽然冒犯的皇上但是皇上心里还偷高兴。正好帮我解决了这件事情，在朝堂之上，包拯的这种直言进谏的精神。也正是宋仁宗所看重的，他是真的为国家好。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说：“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这么长久地不作出决定，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说：“你认为立谁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仁宗听了大为高兴，说：“这件事还要慢慢商议。”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病。同月二十四日（7月3日），包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临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包拯曾有遗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mò）之后，不得葬于大茔（yíng）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gǒng）刻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这段话作为包公家训，被刊刻于石碑上，竖在堂屋中，作为严格要求子孙后代的“铭”，对今人也有所启迪。现在，包公的这段家训，仍在合肥包公祠中，昭示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