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Biketo.com|美骑网作者:刘俊聪

近年，中国自行车产业发展瞩目，中国61万家自行车相关企业贡献了全球超半数的自行车产能，而代表着高新科技的国产电助力车也“扬帆出海”，频频在海外市场崭露头角。然而，作为传统自行车大国，中国自行车的历史研究却少人问津，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张德彝（张德彝随使法国记）

一年前，笔者在文献查览的过程中，偶然找到这篇厚达326页博士论文，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徐涛的毕业论文，日后修订以《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为名面世。该文详细梳理了中国近代的自行车发展史，以详实的史料和背景数据将这段空白填补。下面笔者就选取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历史问题，从这篇论文中寻找答案。

▲论文封面

问：近代的中国人最初是如何与自行车结下不解之缘？

徐涛：虽然后来也有“自行车源于中国说”，但现今我们熟悉的自行车技术基本上是欧美各国工匠“内卷”的结果。对于国人而言，自行车一开始传入时无疑是实实在在、闻所未闻的新奇之物。迄今为止，自行车传入中国的最早证据显示在1868年11月24日刊印的《上海新报》上：“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

自行车技术进入中国民众视野，与晚清战败后被迫望向西方密切相关。中国最早接触自行车的一群人首先是外交使臣。1867年冬，第一批官派出国访问的人员张德彝在日记中，详细地描绘了自己在各国所见自行车的情景。

▲19世纪80年代经过改良设计的“前小后大”高轮自行车（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自行车无疑给这位外交使臣带来极大的新奇感，不过他并没有沉迷其中，“敏感”的他关注到这一工具给西人带来的便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惊叹：“自有此车，恐将来马车渐少矣！”

除了外交使臣外，最早接触自行车的还有留学生群体。这批曾身穿马褂、拖着长辫的中国男孩，在留洋后迅速适应了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自行车。留学生吴仰曾的同学菲尔普斯是这样说的：“当自行车刚刚出现时，学校第一个买它的是曾（注：吴仰曾）。我现在仿佛还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早艰难地山路上走。”

自行车的到来，还让末代皇帝都被骑行的魅力所吸引。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据实地勘察，故宫门槛被锯掉多达20处，算是玩车有点玩“过头”了。

问：在国内最早骑自行车的是什么人？国人对自行车的态度经历了怎样转变？

徐涛：因为自行车骑行热潮先流行于欧美诸国，所以在中国大地上首先骑车而行的也是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当时的骑友以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最为多见，因为他们发现自行车非常适合当时中国的路况。“在那个国家（注：中国），自行车给传教士帮了大忙，即使是最坏的路况，他们也可以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走个几百里路。”一本1899年出版的澳大利亚自行车杂志如是说道。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的时光，自行车大多与西方人的形象捆绑在一起。为何起初国人对自行车不感兴趣？

三点原因：首先是技术不完善，并没有达到“便利”的程度。当时的自行车前轮大、后轮小，既无刹车，又无橡皮车轮，不仅难以驾驭，舒适性也很一般。

▲改良前的“前大后小”高轮车

其次是国内路况不佳，自行车替代性不足。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是当时中国道路的真实写照，就连当时的“魔都”上海，也仅是租界有几条大马路。相较于危险的自行车骑行，还是“马车”“黄包人力车”比较“香”。

最后是学骑困难，价格非一般人能接受。当时的自行车价格非常昂贵，相当于如今一辆中档汽车的价格。喜欢自行车的买不起，而对于买得起的“土壕”而言，让其花大价钱买自行车回来忍痛练习两三月已是万难之事，更别说让他们冒着“扑街”丢脸的风险上街骑行了。

对于自行车的态度，中国人起初是嗤之以鼻的。作家怀朗在1942年发表的《闲话自行车》中写道：“自行车到我国来的时候，年代已不可考，但总在海外通商之后……因为国人习性和习俗，不役人的就役于人……除了使用自己天然的两腿走路以外，自己坐车自己使力会被人笑话的，因之自行车虽传到我国多年，还是未被扩大的利用。”

▲今时今日的上海街头

直至进入20世纪，在国力日颓的大力冲击下，崇洋心理逐渐取代“天朝上国”的观念。虽然自行车仍然没什么技术改进，但国人的看法却来了180°的大转弯。自行车在国人心目中不再是无用之物，而是转变为可以“娱畅心神”并寓有深意的文明器物。许多国内城市陆续出现华人骑车的身影。

而随着自行车的普及，骑友们的阶级也由社会上层群体，向下位移至城市中下层群体。此时的自行车不再为少数人所有，西方意味越来越淡，中国气息越来越浓。

问：近代中国民族自行车产业是如何诞生的？

徐涛：由于工业基础孱弱，西方列强对中国企业实施技术垄断，因此中国在自行车传入近50年都没有出现任何一家民族生产企业。早期国内自行车多以英、日、德进口为主。

1897年，上海原本以设摊修理马车、人力车的诸同生开办同昌车行，这标志着民族自行车业的诞生。见有利可图，此类自行车行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华商车行多以修车、租车和代销国外自行车产品为主。

▲中国第一家自行车商行——同昌车行的自行车广告

1999年出版的《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是这样介绍同昌车行的盈利模式：“除经销邓禄普车胎外，还独家代理和独家经销英制三枪、台顿牌自行车，进价以96%优惠，货款规定3个月结算一次，实际上是卖出后结算……”

这些车行通过代销进口自行车和相关零部件，获得不错的收益。得利、大兴、鸿利、润大等车行更是直接“结盟”，垄断进口自行车头道批发的经销权，业务兴旺。

经过多年的资本积累，一批初具规模、资历雄厚的自行车行，如大兴车行、同昌车行、得利车行，终于开设自己的工厂，尝试在引进部分进口配件的基础上生产自主自行车，此举成为民族自行车工业的诞生标志。

1926年，大兴车行购入进口钢管和接头，聘请两名日本技工正式进行自行车架的组装、焊接和油漆，并命名为“红马”“白马”牌自行车推向市场，这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虽然“国产”只不过是外国零件在中国装配而成，但这已经是不错的开头。

“讲到脚踏车，虽属轻便工业，惟期间制造方式，在简单中是有繁复过程的。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和润滑，淬火尤须深具经验。如钢圈必须圆准和坚硬，车架必须依照一定的角度。其它如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无不有其复杂的制造过程，看似容易，实在并不如理想中简单。”回忆起当时的艰难，民族企业家邵之深曾感慨说道。

▲三枪自行车广告，刊载于《申报》1922年11月22日

在困局之下，国人也“被迫”开始最早的DIY尝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还有一种便宜车，就是各个车行‘攒’的车，他们用进口的英、日车零件加上若干国产件，拼成整车……质量高低相差颇大，售价不一，总的说比英、德车便宜不少，不讲牌子的市民多买这种车骑。也有顾客自己买零件请车行攒的。应该说，那时的自行车中以攒车为大宗。”作者袁熹在2000年发表的《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中如是说道。

直至1945年，中国的民族自行车工业才在战火和逆境中不断成长，自行车一切主要车件已经实现自给，每年可装成新车20万辆，自此由经销时代步入能独立制造自行车的民族工业时代。

问：早期国内自行车赛采取怎样的形式？

徐涛：最早在中国进行自行车赛的多为西方侨民和留洋归国学生群体。据《新闻报》记载，“1903年秋，（上海）张园举行了脚踏车大赛，赛程是一英里，设有贵重奖赏，参加者不限资格，只要交费五角即可，进场学习、练习者不取分文。”这是中国人举办自行车比赛的最早记录。

▲《跑车角艺》内页，画面右下方一骑车人跌落水中，颇为狼狈

随着国人中的骑友越来越多，自行车运动开始在国内蓬勃发展起来。除竞速外，当时的比赛形式也非常“脑洞大开”，比如类似杂技表演，比拼跳上、下车、车上立定、俯身拾物等技能。大致总结有以下三种形式。

首先是以万国自由车系列比赛为代表的国际自行车赛。1926年，“万国自由车比赛会”定于上海举行，国人对于此次比赛极为重视，当时《申报》刊发消息称：“为国际性质则一，是以我国不能不参加，且不能不有优良成绩之表示……于国家之荣辱，个人之精神，亦有关系。”

为此，当时中华队的教练唐观翼亲自挑选队员组织训练，在法租界贝当路（注：今衡山路）日事操练，最终共有十一名中国骑手参加此次比赛，除一两位骑手中途退出，其余均完赛。此次比赛前三名均被日本骑手斩获，英、法等国骑手位列其后。

作为国际性赛事，当时的后勤补给也相当丰富，热度不输如今的各大“单车节”。据《申报》报道，比赛出发点“均搭盖篷帐，装设看台，并开有临时吃食店，专售各色西点、啤酒、汽水、冰激凌、糖果等物……无虑三四千人，车水马龙，盛极一时”，比赛时“前导者有马特脚踏车（注：摩托车）二辆，引示路径”。

除国际比赛外，其次便是由商人和公司赞助的商业自行车赛。诸如“海格路卫乐园自行车竞赛会”，为吸引眼球，此类比赛有着危险性极大的竞技方式和丰富的周边活动，通过对外贩售门票盈利。不少自行车厂也会通过此类比赛宣传其车质的坚固，推广销路。

▲1888年商人邓禄普发明的“安全气胎自行车”让自行车越来越普及，成功走向全世界

最后便是由学校、警局等各式社会机构、行政单位自发组织举办的自行车赛，此类比赛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深入城市近郊的乡村。据1937年《申报》报道，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长蔡劲军表示，“为提倡运动、考察警察自行车技术起见，特令督查处组织自行车竞赛。”此项比赛原计划办成系列赛事，但很快被淞沪会战打破。

结语：笔者只是对这篇论文的亮点部分进行提取整理，无法反映徐涛博士的研究全貌。至于为什么要将自行车作为研究对象，徐涛博士曾在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而作为‘舶来之品’的自行车，对其研究希望能够‘由器及事，由器及理’，更实在地探寻近代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变迁。”

总之，《自行车与近代中国》是一篇干货满满、趣味性十足的史学专著，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自行上网购阅。

本篇论文作者简介：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市“晨光计划”“曙光计划”学者、“上海社科新人”；以自行车为题发表理论著述如《自行车与近代中国》《自行车是怎么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研究（1897-1949）》等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