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是伪造的（2.0）》一文中对西方纪年法进行过分析阐释，并得出结论：

一个纪元是多少年（一个纪元是多少年呢）

“直到美国《独立宣言》的时代，西方人还没有历史时间观念，西方历史纪年法一片混乱，尤其是纪年基准点飘忽不定。”

今天结合西方度量衡改革情况作进一步阐述。

（RobertL.Heilbroner，TheWorldlyPhilosophersRobertL.Heilbroner，Touchstone，1999）

翻译：1550年时，德国存在数不清的邦国，它们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和货币。巴登有112种不同的长度单位，92种不同的面积单位，65个干体单位，163种谷物计量单位，123种液量单位，63种酒的特有单位和80种不同的重量单位。

这里说的是1550年德国的度量衡纷繁复杂的情况。

“旧制度时代，法国的度量衡纷繁复杂……在革命前夕的法国，指称度量衡的名词大约有八百个，但每个名词之下的数值标准不尽相同。据估计，当时法国的度量衡多达25万种。……同一种类的度量衡单位，不仅名称和适用对象存在差异，其换算关系也相当复杂。”（黄艳红，《法国启蒙与革命时代的“自然理性”及其效应——以公制单位“米”的诞生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2021年06期）

这里说的是1800年前后法国的度量衡纷繁复杂的情况。作为西方专制程度最高的法国（太阳王喊出“朕即天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西方国家了。

这反映了从1550年到18世纪末德国和法国国内的度量衡的纷乱状况，至于整个欧洲，就更加碎片纷乱了！

因此，启蒙时代的西方人尝试寻找一种自然的、理性的、普适的标准。

“考察公制度量衡从酝酿到制定和确立的过程，可以清晰地辨识出贯穿启蒙和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这就是对于‘自然理性’的信念……这里的“理性”尤其表现为更科学的十进制。”（黄艳红，《法国启蒙与革命时代的“自然理性”及其效应——以公制单位“米”的诞生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2021年06期）

基于“自然的尺度”，西方人在制定长度标准时参照三种长度基准：“北纬45°的秒摆摆长，赤道长度的四分之一，以及子午线的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1793年5月29日，科学院提出了一个临时方案，建议全面推广十进制，将其运用到角度和时间单位中，并说德朗布尔和梅尚使用的测量仪器中，直角是100度，每度为100分；每天也将分为10个小时，每小时100分”，每分100秒。（黄艳红，《法国启蒙与革命时代的“自然理性”及其效应——以公制单位“米”的诞生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2021年06期）

“法国共和历新历法的结构是由GilbertRomme创造的。根据这个新历法，共和历从1792年9月22日开始纪元，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每个月分为3周，每周10天，每年最后加5或6天（称为无套裤汉日）。”（梁欢，《法兰西共和历》，《法国研究》2008年01期）

这里，理性与自然有时候是矛盾的，如直角100度，那么圆周就是400度；理性与自然有时候都被枉顾了，如共和历一个月30天，并非自然月的29.5天，也不理性，共和历只取一年365.25天，没有南北回归线，没有月相，非常不科学。因此，共和历是既非自然，也非理性，更非普适的历法，明显与大革命标榜的“时代精神”相违背。因此，从共和历演变为格里高利历是进步的，而从格里高利历倒退为共和历，尤其是在标榜自然理性普世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不符合正常逻辑，也不符合西方18世纪纷乱的真实历史状况。

在拙文《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是伪造的（2.0）》中，我也谈到欧洲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初纪年法的纷乱情况。

由此可见，欧洲在18世纪末历法和纪年法也都呈现为一种纷乱的状况。那么，此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黄艳红在文中说，“在革命之前，欧洲各国基本改用格里高利历了，时间标准已实现初步统一。度量衡则没有这种统一。实际上，在拉孔达明的计划中，格里高利历是度量衡改革的模板”？（黄艳红，《法国启蒙与革命时代的“自然理性”及其效应——以公制单位“米”的诞生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2021年06期）

那么，是否如西方人所说，西方自1582年就开始使用格里高利历呢？格里高利历是否真的是度量衡改革的模板呢？对比共和历和格里高利历，明显后者更理性、科学。如果说经历启蒙运动的理性洗礼，西方人在历法改革方面反而比之前倒退了，那么，西方所声称的那些启蒙运动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吗？所以，格里高利历并不是度量衡改革的模板——这是西方伪史，而是历法纪年法和度量衡一样混乱，并一起成为“改革”的对象，最终以国家力量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共和历，由于共和历虽然比此前完善方便，但不自然理性，不科学，随着西方文明的进步，必然被更为科学的格里高利历所取代。

这些年，我读了不少西方书籍，尤其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原著，整体感觉，18世纪的西方人认知水平、思辨水平、复杂程度水平明显不如19世纪，结合西方18世纪末期依然存在的这种极度纷乱碎片的情况，可知欧洲内部彼此之间的交流启发是很难的，欧洲文明的崛起和发达都共同指向于同一个母体：中国书籍，即中学西渐。种种迹象表明，曾经有一段时期，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学英语一样，西方精英对中文趋之若鹜，甚至非常精通，如尼采称呼康德为“科尼斯堡的中国佬”（ChinamanofKonigsburg）。但是，这种历史痕迹都被西方人抹去了——就像希腊独立之后抹掉奥斯曼痕迹一样（西方的“取消文化”），非常彻底。

总而言之，1800年之前，西方世界不但度量衡纷乱复杂，而且历法、纪年法也纷乱复杂，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格里高历；当今中国实行的西历和阳历、当今西方实行的格里高利历诞生于共和历之后，即格里高利历是西方19世纪发明出来的，并非今天讹传的1582年——这是西方伪史；至于耶诞纪年法，西方达成使用共识是在19世纪，而其在西方使用的源头可能起始于伏尔泰，而伏尔泰系采信于来华传教士的谎言《西方伪史的年代学体系系基于耶稣诞辰的谎言（2.0）》。

↑《天主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