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路

本文是为解答用户CoCo的提问而撰写。日韩在学习中国文明的过程中走向不同的道路，与地缘、法统、政治、社会都有关系，旅日学者陈路对日本与韩国学习中国之路进行梳理，从多方面进行申说。希望CoCo用户能够满意。

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政治制度，长期以来都对日、韩、越等周边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故而有着儒家文化圈的说法。但是该说法也受到过挑战，如亨廷顿便将日本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

但是，尽管日、韩、越等周边文明都在不同程度上皆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构筑自身的政治体制。但是，就以结果而且却是千差万别，特别是日本与韩国，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演化方向。

根据国际文化论，外来文化受容的关键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由纵向的历史演化与具体社会情境所交织而成的具体时空情景。根据这一思路，必须首先考察日、韩等文明，是在何种具体情景之下，引入中国文化并因此发生了何种变化，其次再探讨儒家文化在各国的表现。

故而，本文也将依据这一思路，来对日、韩两文明的中国文化受容史情况进行简单探讨，以此来理解何以同为接受中国文化的文明，日韩两文明会产生出不同的演化路径。

由于本人并非韩国史方面的专家，故而在此仅仅为读者诸位提供一个思路。同时，由于虽同样来自中国，但佛教的情况比较复杂，故此处不予讨论。

日本有选择的吸收中国文化

依照传统的历史分期法，近代以前有文字记载的日本历史，可以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时段。而日本对于包含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吸收，大致上也与这三个时代相对应，分为三个时期。

天皇主政的古代日本

古代日本对于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受容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在政治上以儒家的王土王民思想为核心，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律令制。在外交上构筑日式天下秩序。这里仅对律令制度进行讨论。

律令制度的成立，虽最早可追溯到推古朝制定十二冠制。但一般认为，正式引入中国文化，改革日本内政的，是稍后的天智天皇与天武天皇两兄弟。

天智天皇在登基之前，便作为主导朝政的皇子，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推行了废除豪族私有地；由中央统一创设地方政治制度；制定戸籍・計帳・班田収授法；修订租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其登基之后，更是进一步推行这些改革，制定令制国制度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支配，并颁布了日本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正式推行以户籍为中心的班田收授法。

天智天皇去世后，其弟大海人皇子虽借助诸豪族对天智天皇的不满，而得以通过军事政变上位，成为天武天皇。但其却继承了天智天皇的中央集权事业，下诏参照大唐律令，制定日本最初的的律令，试图以此来建立中国式的官僚制度，改变过去由豪族主导政治的格局。该律令直到其后继者持统天皇时才编撰完成，这便是日本最早的律令《飞鸟净御原令》。另一方面，其还积极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培养熟悉中国政治制度的人才。

此后数十年间，大和朝廷在《飞鸟净御原令》的基础上，参照大唐永徽律令，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终于在公元8世纪中期，将律令制度推向巅峰。

然而，到公元8世纪末的桓武天皇在位时，这位与天智、天武兄弟一样野心勃勃，试图大权独揽的天皇。却发现律令制不仅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而且还成为朝廷巨大的财政负担。以至于尽管其与汉武帝一样好大喜功，积极推行对虾夷的战争，但却不得不因为负担过重，而废弃了大宝律令所规定的军团制，转而推行依赖地方豪族武装的健儿制与国衙军制。

伴随着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放弃，尽管日后朝廷不断的推出各种格・式来对律令制进行修补。并通过对国司的放权，一度强化对地方的汲取机制。然而终究难以挽回律令制崩溃的命运。最终随着势家权门的崛起，太政官的权力几乎被权门所瓜分，律令制也便名存实亡。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日本对中国政治制度学习的最用力的一个时期。几乎完全以中国政治制度为蓝本，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制度。

然而，即便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依旧保留了许多与中国不同的特点，比如存在与负责行政事务的太政官相平行的负责祭祀事务的神祇官。而太政官虽然以唐朝的三省制为基础创立，其权限却要远大于三省，除非重要议案，一切议案只要太政官审议通过，便可直接由弁官发布太政官符辅助实质。

更重要的是，虽然日本也模仿中国，设立大学寮，并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僚。但此时的考试制度，仅仅是针对大学寮学生的审查考试。而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对于学生们的仕途几乎也不会有多少影响。且大学寮虽没有入学考试，但平民出身能进入大学寮者几乎微乎其微，由此出头者更是极其罕见。

可以说，该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受容即律令制的成立，并未改变日本朝廷贵族联合体的实质。

武家夺权的中世日本

中世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有着与古代日本完全不同的特点。由于当时日本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无从模仿中国政治体系。但是，儒家思想却通过五山十刹禅僧的教育活动，在日本各个阶层扩散开来。

尽管在古代日本，儒家思想便已经传入日本。但是在当时，大致上只有贵族或是寺院的僧侣，才有机会接触到儒家经典。进入中世之后，净土宗、日莲宗、净土真宗等新兴教派，开始面向大众进行积极的教化活动，开启了日本佛教大众化的时代。

而作为新兴教派之一的禅宗，一方面依托幕府将军、大名等武家权力者，在武家社会中获得了南都、北岭那样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与其他教派一样，积极投入民众教化活动。而其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所凭借的主要资本之一，便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汉学。

当时大陆汉籍，大多经由禅僧之手输入日本。而禅僧也是当时汉学素养最深厚的群体，甚至于连以汉学为家学的博士家，也要向禅僧们请教宋学的相关知识。

另一方面，无论是权势日增的武士，还是新兴的庶民，都对汉学表露出了浓烈的兴趣。前者试图通过对汉学的学习，掌握关于政治秩序及军阵相关的知识，而后者则更看重医术等实用性较强的技术。而两者皆对充满道德训诫的儒家学说，有着极其浓烈的兴趣。

五山的禅僧迎合了这些阶层对于汉学的渴求，不仅应武士的要求，频频为其讲解《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而且也在寺院开设讲坛，向不同阶层的人普及汉学教育。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国内长久以来流传的误解，即日本人很排斥《孟子》。无论在中世还是在近世，日本人都很重视对《孟子》的学习与解读，比如出身博士家的清原宣贤，便多次应战国大名朝仓孝景的邀请，为朝仓氏的武士们讲解《孟子》。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透过五山禅僧们的教育活动。儒家思想开始渗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成为武士们理解政治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儒学本身从未获得来自公权力的任何支持，传播儒学的禅僧们，也从未试图使儒学本身成为政治秩序的一个构成部分。

简而言之，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儒学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单纯的学问。他们汲取自己所试图获取的资源，但是并没有多少兴趣以此为基础来构筑他们的政治秩序。这种去政治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日本儒学的主要特征。

朱子学与近世日本

最后是近世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

不可否认，近世是儒学对日本社会影响最深远的时代。不仅出现了中江藤树、熊泽蕃山、荻生徂徠等儒学大家，甚至于奠定了近代日本社会推崇儒学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发展与推广，也充满了坎坷。

与中世五山禅僧相比，近世的儒者大多都有着实践儒家政治理念的意图。特别是林罗山、熊泽蕃山等人，便一再鼓动武家权力者驱逐寺社势力，践行儒家的教化体系。而如池田光政、德川光国等被誉为儒家名君的藩主，也确实一度废佛毁释。池田光政甚至通过在各地设立手习所，引进出身寒门的浪人，来建立儒家的教化体系。

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近世初期的这些活动，并未撼动佛教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性地位。

池田光政的废佛毁释，甚至招来幕府的反对而无疾而终，而他的改革事业，在其去世之后也仅留下一个闲谷学校。而德川光国，除了开启编修《大日本史》的事业外，其崇儒成果也乏善可陈。而林罗山虽然一意排斥佛教，但最终他却不得不顶着法眼的僧位为幕府服务。直到他孙子林鳳岡，才获得幕府的正式支持，以私塾的形式，开创带有幕府官学色彩的昌平坂学问所。使朱子学成为幕府认可的官方意识形态。

日本大儒林罗山依然无法摆脱佛教的影响

但是，尽管幕府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但相较于承担了户籍管理等重要职责的佛教僧侣相比，儒者的权力仅仅局限于文教事业。而即便是在文教领域，儒者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如藩校的普及，要拖到18世纪后期。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僧侣依旧在文教方面保留有极大的影响力。

不过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另一重大影响，是确立了五人组制度。通过五人组，来实行教化，实现对农村的间接控制。

除了这些政治层面外，儒家思想主要通过儒者、武士、僧侣等人开设的私学，向大众传播。就这个方面而言，大体上可以认为继承了中世儒学部分去政治化的特点。更多是作为一种个人的修养或是纯粹的学问而存在。

也正是这一时期儒学教育的普及，才为近代日本儒学的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依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国人及日本学者，皆爱强调江户时代汉学的昌盛。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占比极少的知识精英群体如此。就日本社会全体而言，儒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依旧是一个比较难于考证的问题。

以上便是对近代以前日本对儒学乃至中国政治制度受容的基本情况。不难看出，在不同的时期，来自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都很大。

但是，这种影响，并未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动摇日本的政治传统。即便是在全盘模仿中国政治制度的律令制时代，氏族政治的特点依旧极其明显。比如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核心的科举制度，便从未能在日本扎根。

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更主要的体现在政治理论、道德伦理等思想。这便使得在大陆历来与公权力有着很深关联的儒学，在日本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去政治化的空间，从而在形成一门纯粹的学问。

大陆挑战与韩国走向秦制

与日本类似，韩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受容，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新罗时期、王氏高丽时期与李氏朝鲜时期。

骨品制主导的新罗

首先是新罗时期。随着新罗与唐朝联手，反杀高句丽与百济，再趁着唐朝面对吐蕃的威胁，击败薛仁贵的唐军，建立其第一个支配整个朝鲜半岛的王朝，其也如日本一样，开始引入唐朝的律令制度，设立国学，推行郡县制度。

这一时期新罗对中国文化的受容，大体与同时期的日本类似。虽然建立了律令制与郡县制，甚至连官名与人名，都改为充满唐风的汉字，但却并未触动贵族联合体这一政治结构。特别是以骨品制为核心的身份制度，依然是新罗政治结构的主要支柱。

所谓骨品制，是将新罗的三王家与六部氏族，依据血统划分为五品十七阶，其中最上位为与王族关系密切的真骨（其中父母皆为王族者，称之圣骨），其下依次为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官职、婚嫁、日用品及住宅规格完全由骨品决定，且官僚机构的首长，则几乎全由真骨出身的者所占据。故而在新罗，能够被称为贵族的仅仅只有出身真骨者。

新罗古都庆州

可以说，在保留基于氏族的身份制度上，新罗与律令时代的日本非常类似。但与日本不同的是，新罗对于非新罗系统的其他氏族，有着更严重的歧视政策。如新罗支配朝鲜半岛后，新罗给予原高句丽与百济的王族及贵族较低的骨品。而出任这些地方官吏者，也往往只有较低的骨品，这便导致了新罗对于这些地方的整合很不成功。另外新罗本身并不像大和朝廷一样，对于朝鲜半岛的其他势力具有压倒性优势。而是借助唐军的威势，及百济，高句丽故地民众对唐军的反感，才实现对这些地区的支配。

这些问题的积累，最终引发了各地的强烈反弹。自8世纪末开始，新罗朝廷不得不与同时期的日本朝廷一样应付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新罗朝廷并没有日本朝廷那么幸运，不仅未能压制住来自各地的反抗，甚至其自身为能逃过覆亡的命运。

与日本分道扬镳的王氏高丽

接替新罗支配朝鲜半岛是，是由王建所建立的高丽政权。与之前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的统治者不同，王建本人并非贵族出身。尽管日后的高丽王室，将王建的谱系追溯到卫国公室及唐朝皇室，甚至还宣扬龙女的神话。但王建的父亲，无疑是一名从事贸易活动致富的地方豪族。王建最初的基本盘，主要也是不满新罗朝廷的地方豪族。

在高丽建立之初，王氏一族对于佛教与民间信仰的重视，要远远大于儒家思想。王建去世时，尚告诫子孙，当尊崇佛教，举办祭祀佛陀与山河之神的各种法会；不可轻易削减臣下与军人的俸禄；不可轻率的引入中国的风习。

但是，其去世后不到数年，其子光宗王昭便将这些告诫置诸脑后。不仅开始推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僚。而且在统治的后半期，对王族与支持高丽建国的豪族势力进行严苛的打压。

之后的高丽君主，大体都延续了王昭的政策。如6代君主成宗王治，开始清除高丽政权的佛教色彩，转而在各地建立学堂，普及儒学。至11代君主文宗王徽时，王氏已模仿唐宋制度，将高丽建设为以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并首次创立了两班制度。

自此，由儒家思想训练的文官集团，首次登上朝鲜半岛的政治舞台。而热衷于推行中央集权政策高丽君主们，也越来越倚重于这些文官，打压以豪族为主体的武官集团。

即便如此，在高丽时代，这种以文官集权支持的中央集权体制，尚未能达到其所效仿的唐宋王朝那样的完美程度。

首先，尽管经过儒学训练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出现，并且逐渐跻身权力中枢。但是高位贵族的子弟，依旧能够通过蔭襲获得官位。

此外，虽然在高丽立国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推行崇文抑武的文治政策，以地方豪族为基本盘的武人频受打压，文官能够在国王们的支持下，屡屡凌驾于武人之上。但作为两班之一，武人其依旧具有很强劲的实力。故而能够在第18代国王毅宗王晛与明宗王晧的时代，先后发动庚寅之乱与癸巳之乱，诛杀大部分文官，甚至弑杀支持文官的王晛。在接近100年的时间内，以武臣政权的形式主导高丽政局。

然而，高丽的武臣政权，并未能如鎌倉幕府一样，顶住来自蒙古的攻击。另一方面与鎌倉幕府不同，武臣政治并非地方豪族的联合政权，而是依附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推行统治，并未能形成日本那样的封建秩序。这便使得尽管武人们通过诛杀文官来确立其统治，但他们依旧必须依赖这些从事行政事务的文官来维持中央王朝的统治。

故而，可以说自高丽开始，朝鲜半岛便走向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演进方向。

成为“小中华”的李氏朝鲜

李氏朝鲜时期，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及中国政治模式在朝鲜半岛发展到极致的时代。

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是武人出身，与赵匡胤一样，他也是在远征途中黄袍加身，登上了皇位。某种意义上，李氏朝鲜的权力构造，与赵宋的赵宋的权力构造颇为类似。

虽然依旧推行文武两班制度，但无疑文臣才掌握着权力的中枢。特别是勋旧派覆亡之后，朝鲜的权力斗争，基本上都是以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为主。只不过朝鲜党争的惨烈程度，要远远强于宋、明。甚至出现国王被废、太子被关在木箱中饿死的惨剧。

当然，任何文化制度的受容，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移植。这一时期的朝鲜，依旧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点。特别两班制度，堪称身份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完美的结合。但是，这些拥有两班身份的人，早已经不是那些古老的贵族。而是高丽时代的乡吏与地方豪族的后代。

日韩为何分道扬镳

不难看出，虽然日韩两国都曾大力吸收儒家文化，并参照中国的政治制度来构筑自身的政治体系。而且最初的起点与效果也颇为类似，但以公元9世纪为分界点，两国开始走向了不同的演化方向。

当时两国皆陷入了国内此起彼伏的武装反抗泥潭。日本为了解决各地的地方反抗，选择了公权私权化及不断的将权力从中央分割出去的道路，最终演化出中世的封建秩序的同时，并未触动天皇作为一切合法性根源的政治传统。

但是新罗却被在各地反抗军中崛起的新兴势力王氏高丽所吞并。由此，不仅高句丽、百济、新罗这三家朝鲜半岛的古老法统，皆宣告断绝，老贵族们也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中，纷纷消亡。豪族出身的王建，正是在这个废墟上，建立起新兴的高丽王朝。

故而，尽管王建在建立高丽之初，还试图维持豪族联合与佛教信仰。但他的继任者很快发现，通过效仿中国的政治制度，重用受过儒家思想训练的文官，更有利于强化王权。

而且，对于王建的后人而言，他们对习惯法其实并没有多少概念。再加上他们是以武力获取国家，既没有先天的合法性，也未能从类似天皇那样的存在那里获取合法性。故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总是缺乏一种安全感。王建还能够自信的宣称自己以武得国，能压得住豪族们。他的继任者则只可能将王建的盟友皆视为潜在的竞争者。

一休哥的爸爸后小松天皇

天皇的存在令日本上古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彻底崩溃

掌权者通过天皇代理人的身份获得合法性，安全感较强

在这种心理中，引入儒家文化，建立官僚制度，以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压制桀骜不驯的武人，并重塑自身的合法性，似乎便成为王建的继任者们的合理选择。

而中国这套以文官为核心的官僚机制，纵使士大夫有操守，也极易被皇帝操纵，形成其极其发达的汲取机制，对于任何有着权力欲的统治者而言，都是一套近乎完美的统治机制。故而，即便是不堪文官压迫起而反抗的武人，最终也不得不倚重于这套必须由文官士大夫运作的官僚机制。

故而这样一套机制，一旦获得正式确立，便会近乎不可逆的不断发展下去，最终在李氏朝鲜时代发展到极致。

相较而言，由于日本的政治传统从未中断过，古老的氏族依旧占据着政治舞台，再加上后来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封建道路，故而即便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也始终停留在极其肤浅的地步。甚至于直到幕末时代，儒臣在权力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实在是非常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