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山海经》与三星堆关系考证论点系列一

《山海经》是中华远古奇书，因其内容荒诞不经、晦涩难懂让人难以认真阅读，进而对其无法深入研究。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也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因此，其内在价值一直被人忽视，只被视为奇谭怪志类。然而三星堆考古发掘则一掘令天下醒，原来三星堆发掘出来的青铜太阳神鸟树竟与《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述的“汤谷上有扶桑，十日之所居，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完全吻合，这说明《山海经》并非奇谈怪论、荒诞不经，而是所述有据，是中华远古的第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地理书、历史书，只是一直沒被后人读懂而已，其信史价值也被后人尤其是学者远远低估。因此现在很紧迫的任务，就是需要结合三星堆考古的不断出新，重新对其全方位、多角度进行认真研究，形成《山海经》学，以助更好地研究中国的远古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夏以前的断代史。本文现就《山海经》成书年代这一点作一考证，以期拋砖引玉。

山海经书（山海经书籍）

《山海经》成书年代久远，对其具体的成书年代一直没有定论。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山海经》应初步成书于舜中后期至大禹建大夏王朝前这段时期，是舜帝时期官方的史书兼地理书。

一、舜时期古汉字已基本成型。

中华文明渊源流长，三皇五帝到如今，成为世界上唯一数千年不曾中断的伟大文明，这其中汉字的创制、完善、传承、传播功不可磨。古汉字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相传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其根据日月星辰、江河湖泊的形状及鸟兽虫鱼的形象及兽鸟足印创立了象形文字，创制缘于结绳记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不佳，尤其是复杂事情，根本无法记住，因而仓颉以“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为指导，以“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为结果创立了汉字。虽然创建汉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之功，但其肯定是集大成的，因而《荀子、解蔽》对此赞道“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从黄帝时代创字至舜时代，时日已久，从常情和逻缉应判定汉字在舜时期已基本成型。黄帝有史官，推断舜也应有史官，而且会用最初期的汉字记录舜时期的大事。因此《山海经》成书于此时具备客观条件，符合逻辑法则。

二、《山海经》应成书于舜执政时期

由于《山海经》成书年代不详，因此自古以来学术界也对此争论不断，有说成书于汉代的，有说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如茅盾就撰文称该书成书于东周，也有说成书于更早的，西汉的刘歆在整理《山海经》时著《上〈山海经》一书时称“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而土1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因此判定是禹、益之所作。汉灭秦，汉相萧何得秦皇家所藏图书，知天下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从《史记》已记载《山海经》来看，该书最迟不迟于司马迁所处西汉汉武帝时期，上则无限。我赞同刘歆对《山海经》成文年代的判断，但不同的是，我认为是舜时代所作，并判断是其史官或其委派的随大禹勘测定九州的人所著，有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一个团队，而且著成长达十几年甚或几十年，而禹则参与甚至领导了此事的制作，理由如下：1、太史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在书至黄帝、炎帝、颛顼、尧、舜等先帝及后面的启及商汤、周文王、周武汉及秦皇汉武时均未提及《山海经》，而恰在书《禹本纪》时却同时提到《山海经》，显然司马迁认为大禹与《山海经》有着紧密的联系，至少是地理空间上的紧密联系。2、历史上有众多学者考证《山海经》是大禹时期所作。3、最关键的是《山海经》在“海内经”一篇描述的内容真实反映了成书的年代和成书背景以及成书时的人物关系。我们知道，大禹是我国家天下的第一人，但《山海经》直呼其名“禹”，而称呼舜为“帝”，讳其名，这反映此书制作时大禹还不是帝，而是奉舜帝命治理洪水、定九州的大臣，因此才有这种书写形式，就像司马迁著《史记》时，从黄帝、炎帝、尧、舜、禹到秦始皇都直呼其名，而独尊称汉武帝为“帝”是一个道理。如果是舜、禹之后的人所写，那他一定是写舜令禹治洪水、定九州，最多是舜帝令禹治洪水、定九州，而不是现在这种写法。4、《山海经》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记叙了从黄帝、炎帝、颛顼到尧、舜的历史传承，二是重点记载了舜时期最重要的大事，就是舜命鲸、禹治水及命大禹定勘定九州。三是记载了舜时期辖制内及四荒八面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及当地的神话传说。当然，这种记载是跟随大禹勘测四海定九州的足迹而进行的，它从南北西东山经到中山经，从海外南北西东经一，大荒南北西东经最后到海内径书写的顺序，与《史记》记载的大禹定九州，从冀州开始、，到沇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最后到梁州、雍州的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山海经》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部历史书，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部地理书。

通过以上论证，说明《山海经》是中华民族自有文字产生以来最早的一部官方史书兼地理书，产生于舜时代，其地位和作用不亚于甚至高于汉代司马迁之《史记》、三国时陈寿之《三国志》、北宋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清之《四库全书》。由于其成书比夏王朝成立早几年或者一二十年，因此其从文字上也印证夏代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