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历经九十年修订的《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清代史学家赵翼对它也是大加褒赞：

《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

但是这部三百二十卷，涵盖了明朝所有重大人物事件的史书却刻意地忽略了明末的一个重要人物--军事强人袁可立。

袁可立简介（袁可立与袁崇焕是什么关系）

睢县东关袁可立雕像

袁可立，字礼卿，河南归德府睢州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万历十九年袁可立被任命为苏州府推官，刚刚走进官场的袁可立就展示了他与众不同的“硬骨头”，硬杠应天巡抚李涞。

注：明朝时推官为各府的佐贰官，属顺天府、应天府的推官为从六品，其它府的推官为正七品，掌理刑名、赞计典。

当时的苏州知府石昆玉因依法惩办了吴之祯（首辅申时行的内亲）而得罪了申时行，应天巡抚李涞以“擅动吴县库银”的由头打击报复石昆玉。江南四府的官员们虽然都知道石昆玉是被冤枉的，但是摄于申时行都不敢接这个案子。

最终这个惊动了神宗的要案落到了七品芝麻官袁可立手上。袁可立却完全不在乎这些压力，很快就查清了案情，并在堂上把李涞怼得无地自容并将案情上报朝廷，逼得李涞只得自劾致仕。

《黄漳浦文选·节寰袁公传》

此后袁可立又复查了当地上千件积案，其中不乏大案要案，例如“湖州案”（又称为董范之变）、琉球涉倭案、雷鸣案、各地的倭警案等等。侦办这些案件过程中袁可立不惜得罪急于借大案邀功的众权贵，执意重新调查审理，使得数千被诬谋反、通倭的无辜平民得以活命。

袁可立的不畏权势、秉公执法，让其被广为赞誉并入列苏州府名宦祠。此祠前有文天祥、况钟、海瑞，后有于成龙、林则徐。袁可立是明清数百年中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祠，他也因此被称为“推官楷模”。

万历二十三年，升任御史的袁可立多次上疏针砭时弊。虽然袁可立不像其他言官那样为骂而骂，而是将朝廷税收、财政、国防等问题一一指出，但是奏疏中“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依然触怒了此时对言官已经异常敏感的神宗。

注：雒于仁上《酒色财气疏》后，神宗对言官产生了非常偏执的看法，觉得天下言官没一个好东西。后期他甚至故意不批复言官的任命，任其空缺。

被触怒的神宗将袁可立直接削职为民，终万历一朝也不复用，让袁可立蒙受了长达二十四年的冤屈，是为“震门之冤”。

泰昌元年，朝廷为袁可立恢复了名誉，嘉奖其“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随后重新启用了已五十八岁的袁可立，任命为太仆寺少卿。

天启元年，辽东巨变。关外明军接连惨败，辽阳、沈阳、广宁相继陷落，整个辽东几乎全部沦陷于后金之手。在人人视关外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时，袁可立上疏天启，提出七项建议：

收残兵，以省调募；出奇兵，以图制胜；明赏罚，以振法纪；慎防守，以固封疆；实京营，以固根本；多储资粮，以防未然；破格用人，以期实用。

第二条“出奇兵，以图制胜”，袁可立指出朝廷应以登莱为基地，渡海直接攻击、袭扰后金后方，让人力和资源处于劣势的后金首尾难以兼顾而不敢向辽西深入。这个策略和熊廷弼之前提出的三方布置不谋而合。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这无疑是最适合明朝的辽东战略。

熹宗全盘采纳了袁可立的建议，并于天启二年任命袁可立为登莱巡抚，委以边防重任。此时的山东却是一片烂摊子，白莲乱军四起，山东各地的驻军纷纷逃往。袁可立在前往登州赴任途中多次遭遇乱军袭扰。

不但袁可立毫无惧色，亲自带兵冲杀，连他六十多岁的夫人也走上战场擂鼓助阵“公填抚登镇，适莲妖东奴交讧，而夫人从公戎马，亲抱桴鼓不以为惧”。

到任后袁可立只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让山东的面貌焕然一新。他拓地筑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恢复生产和社会稳定；锐意规划，整肃军纪。以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组建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队，不但有力的的震慑牵制了后金，也镇压剿平了山东境内的白莲乱党。

在对后金的战略上，袁可立和朝堂大多数文臣的看法不一样。袁可立不赞同将全部力量投入辽西与后金在陆战中分胜负。他主张以长攻短、以海制陆，海陆互为犄角，两向夹击后金。

天启二年，袁可立就开始了主动出击。以登莱为基地，利用明军的海上优势，开始清理辽东半岛沿海的后金军队。并与朝鲜、琉球等国建立了海上贸易通道，大大加强了登莱的物资吸纳、供给能力。

除了战略眼光，袁可立与朝堂众官员最大的不同是对武将的态度或者说对毛文龙的态度。因为明朝从中期就开始以文治武，文官们既看不起武将，也不能容忍武将独掌一方之权。毛文龙原本是广宁巡抚王化贞的下属，辽东失陷后，毛文龙率一百多人渡海深入敌后奇袭镇江，建立了以皮岛为核心的一块敌后根据地。

但是很快王化贞因广宁惨败被下狱论死罪，毛文龙就此也在朝堂失去了靠山。朝堂不少官员一是没意识到毛文龙的战略作用；二是觉得一个武将孤悬海外，日后坐大会不利朝廷。因此倾向毛文龙率部迁往辽西或者不资助让其自生自灭。

袁可立却非常清楚毛文龙的战略价值，深入敌后的他即便是不出战也可以牵制大量的后金力量。因此袁可立不但不轻视毛文龙，反而主动接纳并尽其所能资助毛文龙。因为袁可立的请求，毛文龙得以升任总兵官并在皮岛开设东江镇。

在粮饷物资上袁可立也是不遗余力，因为他明白，毛文龙每壮大一分，后金就要多分出一分力量在后方防御。山东地震后，袁可立还上疏天启希望朝廷不要忘了接济毛文龙--“预筹毛帅之接济”。而毛文龙的主要战绩都是在袁可立任巡抚期间获得的。

袁可立在资助毛文龙的同时，自己也开始攻略辽南地区。天启三年三月起，袁可立的舰队就开始出没于旅顺、平山等地。同年七月，在毛文龙的配合下，袁可立的部将张盘攻克金州，拿下旅顺、望海堡等地，收复辽南大片失地。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

与此同时，袁可立还给后金来了个“窝里反”，策反了努尔哈赤的侄女婿刘兴祚（后金称他刘爱塔）。刘兴祚原为明将，投降后金后官至副将，管辖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之地。

虽然刘兴祚因为叛徒告密未能成功组织部属投奔大明（崇祯元年正式归明），但是刘兴祚诈死骗过了后金。以为刘兴祚已经病死的后金也就不再追究叛乱罪名，反而主动否认叛乱，斩杀了告密者并开始优抚刘兴治（刘兴祚的弟弟），想以此笼络和安心辽南汉民浮动的人心。

袁可立和刘兴祚在无意之中共同演绎的这一出“反间计”，让后来明白过来的后金倍感屈辱，也成为后金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清修《明史》将二人削去不立传，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招降刘兴祚虽然未能彻底成功，但是因此引发的叛乱和镇压也让后金在南四卫人心尽失，无法稳定统治的后金被迫先弃守并后撤稳固防线。

《明熹宗实录》

袁可立在辽南的胜利，从战略上基本实现了当年熊廷弼三方布置的意图。后金落入西边关宁军、东边毛文龙部、辽南袁可立的三线夹击之中。而且袁可立和毛文龙部拥有海上优势，千里海疆可以随处出击，加之刘兴祚部的复叛，让后金在整个辽东半岛的统治都岌岌可危。

因此后金希望趁袁可立在辽南立足未稳，将其赶回登莱收复辽南四卫。天启三年九月，后金开始大举向辽南进攻。袁可立根据谍报，令明军在复州、永宁和金州、旅顺一带分两路伏击两路进犯的后金军。

是役张盘和沈有容分别大败后金军，并趁势收复了复州和永宁及相邻数堡。朝野上下欢声一片，这是后金叛乱以来明朝少有的大捷。

天启四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之机，以万余骑绕过金州欲突袭旅顺。获得谍报的袁可立令张盘在旅顺城外险关设伏并坚守城池，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沿海各岛间奇袭策应。后金耗尽粮草也无法攻陷旅顺，遣使议和，使者被张盘斩于军前，最后后金只得落荒而逃。

此役之后，后金也就放弃了重新攻占辽南的想法，转而向海州、辽阳方向收缩防线。这个阶段后金在辽东也处于最为被动的时期。不但被明军三线压制，因为巨大的压力，努尔哈赤变得心理扭曲，极端排斥和仇视非后金族人，开始了报复性的无差别屠杀。

被动的局势以及大屠杀导致后金内部人心浮动，后金在辽东的统治也摇摇欲坠。不但汉民人纷纷叛逃，连不少后金族人都认为自己即将被明朝剿灭。可能再来一场败仗，明朝给努尔哈赤人头标定一个价码，后金势力就会土崩瓦解。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辽西的关宁军却没有利用这个时机给予后金更大的压力。关宁军不但坐困关宁防线，耗费了大量军饷，拖垮了明朝的财政。反而在自己的防区内被动挨打，而且越打越残。

虽然后金拿袁可立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袁可立对于明朝的“内乱”也一样是没什么办法。首先袁可立就无法抚平他麾下两镇总兵官毛文龙（东江镇）和沈有容（登州镇）的矛盾，这两人因为军功争执的问题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还相互弹劾。

袁可立多次居中调解，但是毫无作用。这个问题袁可立虽然解决不了，不过还能压制。毕竟毛、沈二人并没有自立或造反之心，对于袁可立的命令还是服从的。

但是来自朝堂的敌视和质疑，袁可立就无法压制了。

袁可立重视武将的态度，引来朝堂很多非议和批评。轻的认为他太过于骄纵武将，重的则说他是在养虎为患甚至于认为袁可立可能有不轨之心。这些官员不光是批评、弹劾，他们还直接挖坑。

天启三年元宵节，兵部突然明令袁可立领兵前往潍县镇压李性忠和张尔心部的兵变。这道兵部谕令一时间搞得山东人心惶惶。因为李性忠和张尔心部是辽兵，本就受山东地方官员排挤，现在兵部要求平叛，他们很有可能为了自保而大杀四方。

袁可立并没有直接执行兵部命令，他经过调查后得知李性忠和张尔心根本就没有谋反之意，只不过是因物资供应和地方官员发生了矛盾。潍县县令就直接上报朝廷说他们要兵变！朝廷也是想都不想就下令平叛，丝毫不顾虑情况是否属实，以及这道命令会带来什么影响。

袁可立立即命人犒酒，并令飞骑持令牌告谕潍营官兵，他不相信谋反一说，也不会率兵镇压并保证他会上报朝廷说明误会。一场可能的兵变就这么被平息于帷幄之中。

这件事实际也给朝廷敲了警钟，只是朝廷根本不当回事儿，此后孔有德叛乱近乎于重演了这一过程，只不过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袁可立。孔有德叛乱给朝廷带来的损失甚至大于萨尔浒、广宁等惨败。

如果说这样的明枪袁可立还能想办法回避，那么党争带来的暗箭，袁可立就避无可避了。天启年间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倾轧日益严重，虽然袁可立本人心思全在辽务上并无意于参与党争，但是这妨碍不了别人给他打标签。

首先袁可立反对“重山海轻沿海”把朝廷资源全砸进关宁防线的战略，主张加强海防建设，主动出击，通过进攻实现防御。其次袁可立坚决反对与后金议和，这些和阉党的看法都相左。

最后袁可立虽然不是东林党，但是东林党的骨干黄道周和倪元璐都是他的门下，而袁可立日常又不阿谀魏忠贤和阉党。因此在那个党争激烈的年代，袁可立也被阉党打上了东林的标签。

因为阉党并没有袁可立的把柄，于是阉党通过“升迁”的方式让袁可立去职。天启七年皇宫三大殿重新完工，袁可立被表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等虚衔，原职被剥除。

袁可立的去职让后金得以去除枷锁。

首先明朝将全部财力、物力投入到关宁防线的建设中，后金可以坐看明朝自耗。其次登莱基地的建设开始懈怠，后因孔有德叛乱而彻底荒废。明朝在辽南的战略也从进攻转为收缩防御，让后金的压力大减。

最后没有了袁可立，毛文龙与朝廷文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以至其最终被袁崇焕斩杀。后因朝廷有意无意的挑拨，投诚的刘兴祚部未被合理使用不说，还和东江镇一起陷入无穷的内耗之中，最终和东江镇一起覆灭。

再无后顾之忧的后金，得以专心在关宁锦防线上耗干明朝的血肉并最终取而代之，如同一头大象被一只老鼠牵着鼻子摆弄致死。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的主题，为什么《明史》不显袁可立。清修《明史》有两层意思，一是记录历史以供后世记忆和借鉴，二是显示自身取代明祚的合理性，而且第二个目的应该优于第一个目的。

才干、忠肝和义胆必须被记录和弘扬，因为能臣、忠将和义士也是保障满清皇朝存续的必需品。但是有些才干却是不便被记录的，因为通过袁可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后金的不堪，也可以看到袁可立治下明朝对于后金不是行将就木而是具有压倒性优势。

所以具备忠肝和义胆的袁崇焕更被满清所喜，因为他的无能为力看上去就不是他的无能，而是明朝腐朽到任谁也救不了了，这更显得满清得国“之正”，相对的袁可立就不要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