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文化是日本列岛内形成早期国家即倭国国家群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东亚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其始于公元前5世纪，终结于公元3世纪。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一方面，以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藤尾慎一郎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利用稻作遗存的碳14测年，将弥生文化的起始时间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另一方面，目前有关弥生文化来源的研究往往依据稻作遗存的分布，试图构建起一条稻作文化的传播路线。笔者以为，稻作遗存的出现并不能代表作为一种全新考古学文化的弥生文化的登场；稻作文化的传播也并非沿着固定的线性路线，而是具有多元化特征。

弥生文化的形成

随着更新世冰河期结束，日本列岛步入绳纹时代（约公元前12000年—前400年），并形成了采集、狩猎、耕种并重的复合型生产方式，粟、黍、麦等旱地农作物的种植逐渐普及。自绳纹时代末期，以水田稻作农业为代表的弥生文化开始登陆日本九州北部，并迅速在日本列岛传播，最终代替绳纹文化成为列岛内的主体考古学文化。基于稻作农业与弥生文化间的密切关系，稻作遗存成为探讨弥生文化起源的重要依据。近20年来，以藤尾慎一郎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利用碳14技术，对九州北部出土陶器中附着的碳化物（包括灰烬、碳化米等）进行测年，获得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稻作遗存。以此为基础，相关研究者将弥生文化的起始时间向前推进了500年。这一研究成果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并形成了修订弥生文化编年的趋势。

支石墓遗址未列入韩国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支石墓名词解释）

然而，判断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成立，并不能简单地依据某一类遗存。实际上，在属于绳纹文化的熊本县上ノ原遗址与青森县风张遗址中，就曾检测出作为旱地谷物种植的碳化米遗存。因此，探讨弥生文化的起源，必须全面考察其文化因素的构成。首先，与碳化米相比，水田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现已发现日本最早的水田遗迹位于九州北部唐津市玄界滩沿岸的菜畑遗址（约公元前5世纪）。菜畑遗址由众多4×5米的小水田构成，水田间通过畦分隔，并由水渠连通，水渠与水田间还设置控水的闸门，呈现出较为完备的水田农业系统。

与稻作农业相伴出现的还有全新的聚落形态以及丧葬制度。绳纹文化的聚落多为自然形成的聚居区，缺少明确的规划与边界。而弥生文化聚落的外围往往建有人工的环壕、土垒、木栅等防御设施，甚至如福冈县平冢川添聚落遗址引天然河流形成多重环壕，最多处达到四重。此外，弥生文化特别是其中前期的墓葬形制也极富特色，流行墓上设置支石的支石墓（即石棚），并且随葬品的等级差异愈发显著，高等级墓葬常随葬有青铜兵器、铜镜、勾玉等珍贵遗物，用以表现墓主人的特殊身份。相比权力私有化薄弱的绳纹时代，弥生社会无疑代表着更为先进的文明形态。

综上所述，单纯的碳化米遗存并不能作为弥生时代确立的标志，考察弥生文化的起源应综合考虑水田农业、环壕聚落、墓葬形制等方面的文化因素。在现有的考古资料范围内，尚难以推翻弥生文化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的基本结论。

弥生文化与东亚大陆

除弥生文化的形成时间外，有关其来源也是东亚考古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稻作农业、环壕聚落等文化现象在绳纹时代末期的骤然登场展现出弥生文化并非日本的原生文化，其具有显著的外来特征。朝鲜半岛在进入无纹土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850年至前550年）后，分布于大邱至松菊里一线以南的松菊里类型逐渐形成以稻作为中心的农耕社会。如密阳琴川里、蔚山无去洞玉岘等遗址中均发现面积可观的水田遗迹。并且，松菊里类型同样流行环壕聚落。由此可见，弥生文化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稻作文明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当然，朝鲜半岛稻作农业的产生也是东亚范围内稻作文明传播中的一环。现阶段有关稻作农业的起源存在南亚说、东南亚—云南说、长江中下游说等众多观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就新石器时代而言稻作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在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中，均已形成规模化的稻作农业。21世纪以来，浙江上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将该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延伸至距今一万年前后。随着长江中下游流域稻作文明的发展，稻作技术也随之广泛传播。江苏龙虬庄、山东兖州王因（大汶口文化），以及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等遗址中稻作遗存的发现，揭示出长江下游的稻作技术通过江淮之间传播至黄河下游地区。而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上稻作文明的起源无疑受到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影响。

不过，有关稻作文明在东亚范围内传播的具体途径，东亚学术界仍存在较大分歧，其主要观点包括：其一，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的稻作文明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进而传播至日本列岛，形成弥生文化。这一观点源于对各类考古遗存展开的综合研究，因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如我国的严文明、日本的安藤广太郎等诸学者均支持此观点。随着中日间有关人骨遗存对比研究成果的公布，相关学说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其二，基于中国江南文化与弥生文化稻作文明间存在着与其他地域相比更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安志敏、樋口隆康、松本豪等学者均主张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稻作文明跨越东海直接传播至日本列岛内。此外，还有学者专门从稻种遗传学研究入手，指出弥生稻作文明很可能是经日本的西南列岛传入后形成的。

稻作文化传播的多元性

上述研究多依据稻作遗存的分布，试图建构一条固定的传播路线。然而，不同地区的稻作文明特别是弥生文化表现出复杂的文化多样性。这在以下考古学现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首先，弥生文化与朝鲜半岛南部在水田农业、环壕聚落、支石墓等方面存在共同特征，甚至朝鲜半岛被视为弥生文化最直接的来源地。然而，弥生遗址出土稻作遗存中普遍存在的RM1-b基因却并不见于朝鲜半岛的稻作品种。而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广泛发现了具有RM1-b的稻作遗存。可见，弥生文化的稻作品种很可能直接源于中国大陆。

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弥生前期日本列岛的弥生人可分为“北部九州—山口”“西北九州”“南九州”三种类型。其中“北部九州—山口”“西北九州”弥生人骨中的线粒体DNA与同时期中国山东半岛至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人骨中的线粒体DNA较为接近。可以推定早期登陆日本列岛的弥生人中相当一部分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带族群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支石墓的传播上也可获得印证。弥生文化主要流行支石较矮的“棋盘式”支石墓。根据近年的发掘成果，我国东南沿海地带以浙江瑞安为中心分布着数量可观且类型丰富的支石墓，其中亦包含“棋盘式”支石墓。由此古越族被认为是弥生人的来源之一。

尽管弥生文化与中国沿海地带文明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同样不能忽视二者展现出的显著差异。例如，虽然各地的支石墓在形态上较为接近，但浙南支石墓中常伴随出土的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却始终未见于弥生文化。此外，弥生文化前期在生产中依然普遍使用石刀、石镰等磨制石器，出土的少量青铜器主要为朝鲜半岛制造的细形铜剑、细形铜矛、多钮细纹镜等用于彰显墓主身份的器物。战国时代已广泛出现的铁质工具尚未出现于弥生前期的遗址。

中国东部沿海地带、朝鲜半岛南部、日本列岛西部的稻作文明间既存在明确的联系，也具有一定的差异。由此可见，当时稻作文明的传播绝非以某一文化或族群集体迁徙的形式展开，而应是不同文化间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早期作为外来文明进入日本列岛的弥生人很可能既包括受中国稻作文明影响而形成于朝鲜半岛的稻作族群，同时也包括源于中国滨海地带、以小集团分散迁徙的形式直接或经朝鲜半岛短暂中转后进入日本列岛的族群。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从多元文明融合的视角，考察东亚稻作技术的传播与弥生文化的形成。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刘可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