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袁甲三和袁世凯关系（袁甲三和曾国藩的关系）

湘军，是一种现象，代表着汉人士大夫崛起，帮助清朝打灭太平天国。与曾国藩同时，甚至还稍早一点的江忠源、胡林翼、王鑫，以及曾国藩之后的左宗棠、李鸿章，甚至包括吴长庆、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等人，都是这个时代湘军现象的体现者。

曾国藩能够作为这一现象的代表，不仅因为当时他的官大，也不是仅仅因为他的道德学问好，主要是因为他对清朝的统治机器的弊病看得比较清楚，他麾下湘军的制度建设做得好，成为当时“新军”的模板。在总体的战略选择上，他也高人一招。

八旗兵的废弛，早在乾嘉之间，就已经比较明显了。清朝的旗兵制度，让旗人不工不农不商，专心当兵，自有钱粮可以养活家小。这样的铁杆庄稼制度，在承平日久的环境下，里面的人要想不成废人的确很难。

同时，尽管清廷入关之后实现了满汉分隔制度，但自皇帝开始，没有人能挡得住汉文化的魅力。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在满人入关之前，一部《三国演义》，就已经风靡了满洲各部，进关后汉文化的说唱文学，很快就征服了八旗子弟。而满人的上流社会，则被昆曲、诗词歌赋所倾倒。所以，尽管皇帝不停地强调满人要保持原来的部落骑射文化，但部落文化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更何况，即使满人不会过日子(钱来得容易，没法会过日子)，欠下一屁股债，最终皇帝都会替他们还。同理，就算八旗兵不善骑射，也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处罚。自己人对自己人，总是下不了狠手。八旗兵的不中用，到太平天国兴起时，已经无法挽回了。

八旗兵，汉人比不了。曾国藩练湘军，比的是汉人的绿营。

绿营兵实际上是世袭兵，平时驻扎在各地，充当地方警察，战时临时调集，由朝廷任命将领，领命出征。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本质上，跟积弱的北宋兵制区别不大。

而且这种兵，自成体系，平时的统带者，没有地皮可刮，只能喝兵血，克扣军饷。兵不足额，甚至严重不足额，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世袭为兵，强弱无从挑选，训练早成形式。只要一支队伍有几个能耍把式的，上级若来点校，则临时雇人站班，耍把式的做好表演，再打点好了点校大员，一切OK。士兵们则把打仗，作为捞一把的天赐良机。这样的兵，上了战场，则扰民害民有余，作战基本没戏。

每次打仗，将领们最擅长的游戏，就是杀良冒功，揽功推过，谎报战绩。两次鸦片战争中，充斥了这样的戏法，最后实在演不下去了，只好皇帝出面，赔钱了账。只是，对于洋人，还可以用赔钱、割地、开放口岸来应付，但对于太平天国，则任何妥协都没用。人家不仅要你的钱，还要你的命、你的江山。

曾国藩等人，大多是老于宦海的人物，他们深知清朝兵制的弊病。另起炉灶，编练新军，必须洗心革面，一改旧章。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其实，绿营的病，也是朝廷的病。朝廷固执兵为国有的体制，分隔兵将，为的就是防止武人，尤其汉人的武将擅权，形成不稳的因素。但是，这回长毛造反，火烧眉毛，曾国藩顾不得忌讳，皇帝也只能暂时放下心病，放任曾国藩们去闹。

实际上，湘军的编练，正是针对绿营毛病去的。大路数，是在抄戚继光的旧稿：用山野乡民，编练一支兵为将有的队伍。史家一直称道湘军的营制有独到之处，制度的优势是战胜太平军的最大保障。

其实，湘军的营制，基本上跟绿营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营的规模，也大体上在500人左右。其官佐，也跟绿营一样，无非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

但湘军不同的地方在于，湘军的各营，哨长招士兵，营官招哨长，各营的哨长，都是各营长官自己招募的自己人，从士兵到军官，只听命于自己的长官。如果长官阵亡，则该营解散。

而绿营则根本不是这样，兵将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绿营的士兵，多半是老于行伍的兵油子，抢劫在行，逃跑在行，打仗不在行。但湘军的士兵，多是质朴的乡民，多半跟自己长官有着浓厚的乡谊，甚至有宗亲关系。只要训练得法，上阵即使为了自己的长官，也多肯卖命。

有人说，曾国藩是用书生带乡农，即用自己的弟子门生回乡招募最不开化、最质朴的乡民，组成了湘军。

其实，也不尽然。的确有大量他的弟子、宗亲、师友的弟子、同乡进入湘军将领之列。他的弟弟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都成了湘军的骨干。但是也有不是湘人的鲍超，还有不少出身行伍的原绿营将领，甚至还有塔齐布这样一个满人。

不错，排除老兵油子与有市井气的市民，建构带兵官与士兵之间的血缘宗亲关系，用特别的制度规则，让兵将之间形成生死和利益共同体关系，这一切，都可以给湘军加分。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后期曾先后改称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但是，湘军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还有另外两条。

一是兵饷高，高出绿营两倍，正勇每月白银4.2两，亲兵还高过此数，这个数额，甚至比八旗兵还高。这样高的兵饷，至少在建军初期，士兵是可以拿到的。对于长年在土地上谋生而收获无几的老实巴交的农民而言，这样的兵饷，值得他们为之奋斗。

二是“取具保结”，每招一个士兵，都要登记其府县、邻里、父母、兄弟、妻子。如果该士兵有临阵脱逃，投敌叛变的行为，他的亲属将遭到惩罚。

当年戚继光还没有曾国藩这么多名堂，但招募乡民练成的戚家军，就已经很有战斗力了。所以，曾国藩这样的干法，成功的概率相当大。

事实上，李鸿章的淮军，虽然是以五营老湘军为基础组建的，但组建之后，淮军跟湘军已经大不一样，但只要是兵为将有的体制，配上洋枪洋炮，一样能战。鲍超的霆军，有不少都是城市里的市井之辈，由于兵饷高、训练好、打胜之后得到的好处多，也一样能战。

但比较起来，即使在曾、左、李三支军队里面，曾国藩系统的湘军，还是最能打的。

没有多少洋枪洋炮的霆军，可以傲视淮军劲旅刘铭传。

李鸿章和左宗棠的队伍，现代化程度都比较高，而且越来越高，对阵太平军取得优势，有很大的武器方面的因素。

但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武器方面的优势比之太平军并不明显，但每每能够以少胜多。而且多数的硬仗，都是曾系湘军打的。这里的奥秘，不仅是曾氏兄弟带兵得法，而且在于，这支湘军在精神士气上的确有过人之处。

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传统的信仰和习俗，即使信从之人怀的是功利心理，也不见得能够一下子将这些传统从他们的心目中清除。

更何况，太平天国这种蛮横专断地对传统信仰的扫荡，可以打动某些心怀不满的农民，也可以让另外一些固执于传统的农民愤怒。

所以，当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帜的时候，不仅忠于儒家传统的乡绅会感到振奋，就是那些不满于太平天国做法的农民，也会表示拥戴。

曾国藩著名的《讨粤匪檄》里，对太平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抨击，说鬼神共愤倒未必，但的确有相当多的农民，对此会有强烈的共鸣。《讨粤匪檄》，不说太平军反叛，不说他们怎样反朝廷，单拿他们毁弃传统说事儿，的确很有针对性。

一大批湖南农民跟上太平军走了，另一大批湖南农民，却跟上了曾国藩他们，跟太平军死磕。在王朝末世，保卫王朝，效忠皇帝，已经难以打动人了。打动人心的，是基于人们生活层面的精神动员。

事实上，说湘军是卫道之军未必名副其实，但这支军队的确有股子精神，一股跟太平军对着干的精神头，加上训练有素，所以，湘军的战斗力，不仅绿营和八旗不能比，就是太平军也比不了。

自打湘军成军，每次与太平军交战，无论胜负，湘军都是以少敌多。

安庆攻防战，湘军围困了城里的太平军，却被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反包围，两边受敌的湘军，居然顶住了内外夹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硬是没有让太平军的援兵走进安庆半步。

同样，最后太平军与湘军在南京城下决战，太平军也是湘军的十倍，但打到最后，却是太平军惨败。

当然，打了胜仗的湘军，好处也是大大的，每攻克一地，太平军原来劫来的财宝，就都归了他们。所以，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曾系湘军虽然解散了，但湖南却出了一大批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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