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弁言》的开端，写下一句令人触目惊心的话：“‘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如何理解他的这个论断？我以为，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中国过去有“国学”之实，而无“国学”之名，“国学”其实是“五四”以后，面临“西学”的冲击而立名的。第二，按照西式的学科分类，学者可以从国学中抽绎出文学、史学、哲学来，待到抽绎完毕，钱先生担心“国学”也许就会自然解体。

我们认为，钱先生的这个说法前一半是对的，因为现今的国学概念，的确过去没有，无所师承。后一半的担心则是过虑了。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分立实践，我们承认，学者确实可以从国学中抽绎出文学、史学、哲学来，但这种抽绎的结果，绝对不会是国学的解体，反而可能是国学的提升。如果处理好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那就不仅不会互相抵消，反而是可能相得益彰的。

在中国古代，“国学”本是国家一级学校的称谓。《周礼·春官·乐师》有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清末佚名撰《西巡回銮始末》：“学堂之设，（光绪）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可见，“国学”从周朝就有了，原来是国家级的贵族子弟学校，逐渐发展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优秀的庶民子弟也可进入国学，经过考试，量才授官。

作为国家一级学校的“国学”概念，与今天所谓“国学”的概念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国学”概念，不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所谓“学问”，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积累与梳理；所谓“学术”，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了与“西学”相对应，有人提出了“旧学”或“中学”的概念。张之洞即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由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张之洞的名言。可见，相对于“新学”，“国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国学”指“中学”，它是与“西学”不同的自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为了弘扬国学，章太炎发行《国粹学报》，出版《国故论衡》，于是“国学”又有了“国粹”和“国故”的称谓。胡适即指出：“‘国故’这两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再谈整理国故》）胡适又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1922年，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应江苏教育会之请，公开向上海社会各界做“国学”专题讲演，前后共10次，后由听讲者整理成两个文本，先后以《国学概论》和《国学讲演录》为题出版。此外，在一些学校里也设有“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以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因此，尽管社会上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分歧仍然很大，但自此以后，“国学”的名称已在学术界广为流行。

有交叉，有区别。

国学主要指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史哲，语文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双方在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方面是重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