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之间——《劳特利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历史建筑与空间的社会生产》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法谈-米儿火

陈薇，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学术带头人，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

本文摘自《在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之间——〈劳特利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历史建筑与空间的社会生产〉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法谈》，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4年4月刊，总第228期P144-147。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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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薇. 在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之间——《劳特利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历史建筑与空间的社会生产》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法谈[J]. 建筑师，2024（02）：144-147.

本文是对《劳特利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历史建筑与空间的社会生产》一书中发表的12篇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论文的方法展开的评述，原文为英文出版，此文做了一定的调整，并以中文发表。作者概述的该书中古代建筑研究方法有：“葫芦串式”“结构拼图式”“切片式”“阐释式”“设计方法推理式”“源头追问式”“过程式”，基本能够代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之间达成的路径。由于原论文作者来自不同国家，因此这种评述有利于了解国际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采用的不同方式方法，加强对建筑史学发展的展望。

2023年一本关于中国建筑研究的英文书籍《劳特利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历史建筑与空间的社会生产》（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Social Production of Building and Spaces in History）正式出版（图1），并于当年岁末被英国建筑史学会列入优秀图书提名奖（short list，五本之一）。该书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历史时期以及理论单独篇章，共五大部分，由国内外众多学者合力完成。其中古代部分又分为三章，主要就政府出资建设的建筑和城市、文人文化和社会生产、民间文化和乡间实践分别展开（图2），这个研究架构基于将建筑作为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产物的视角，是认知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方式和可能。全书从立项到架构、从组织写作到编撰完成，历10余个春秋。全书纲举目张又丰富多彩，既有内容上的饱满度，又有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本文主要对该书古代部分的研究方法略作解析，力求助于深入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之间采用方法的更宽广的认知，如若放在系统中考察，将推进和加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理性发展。

图1：图书《劳特利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历史建筑与空间的社会生产》的封面和封底

图2：图书《劳特利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历史建筑与空间的社会生产》的“古代部分”目录

自20世纪20年代海内外学者开始涉足，尤其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第一代学者大力开展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以来，已走过百年历程。其间，五代研究者的贡献，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已蔚然大观。第一代学者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实物考证及调研所得，建立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各时期的认知标杆、谱系和体系，是后代可以开展深入研究和拓展研究的重要基础。本书所选古代建筑研究论文12篇，虽然不能囊括当下研究积累，所幸征得自第二代至第五代研究者的认可和同意，所选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代表性，同时构成的古代建筑研究篇章架构起本书探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种角度。

夏南希（Nancy S. Steinhardt）的《服务于国家的中国城市》（The Chinese City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以纵览的方式陈述了自史前经历中国古代各朝代和首领、皇权相关的城市，包括原始社会的首领聚落、都市中心、都城、陪都等，以考古发掘传递的信息，如城墙、城壕、墓葬分布、宫殿及寺庙遗址等，作为构成描述与国家相关的城市要素展开，是关于城市史的通览性研究。但是其中因为引入了“服务于国家”的角度，也并不完全局限于都城自身。如对于龙山文化，是以城市化的概念来看待当时的都市中心；如六朝时期，是和北朝鲜进行连带思考的；对于宋代，特别强调了王安石的经济策略对于沿海城市崛起的影响等。所以全文呈现的城市是“葫芦串式”的，有贯穿的主线，但是在“服务于国家”的框架下又在某些节点有范畴上的拓展，每个“葫芦”的大小和装的“药”也不同。这与国内常提到的几大都城——如长安、洛阳、开封、北京、临安、南京——的研究不太相似，同时，我发现该文对于南宋临安和明初南京用墨极少，尤其对于南京几乎忽略不议，或许是服务于国家的时间较短？或者此两处仅偏安南方？总之，在“服务于国家”的前提下，对于跨越6000年的城市描述有张有弛，并不孤立于都城的边界和属性，是该文的特色和方法。

还有一篇也属于概览式的，是何培斌（Ho Puay Peng）的《跨越大地理范围的住屋变化》（Vernacular Architecture：Themes and Variations over a Large Country），只是此概览特别强调不同气候环境和社会文化是形成民间建筑形式不同的主因，主要体现在方位选址、合理布局、结构体系、建筑材料、装饰等构成的认知框架上。笔者注意到其论述是在村庄和建筑、祠堂和住屋、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南方和北方，以及中国汉文化圈与欧洲或者准确地说南欧之间进行切换的过程中进行表达的，笔者尚且称之为“结构拼图式”，不同于严格区分中国地理环境的各个地域性民间建筑勾勒，也不同于村庄与建筑的分述，而是在一种结构关系中谈个案或者建筑类型，或者有时通过某种建筑类型，如祠堂或住宅，来充实形成一种图景，从而能够见树见林。

在整个选文中，有四篇笔者称之为“切片式”的方法运用，即王才强（Heng Chye Kiang）的《都城——隋唐至宋朝城市范型的关键转变》（Imperial Cities：Critical Changes in Urban Paradigm from Sui-Tang to Song）、顾凯（Gu Kai）的《江南文人园——特点和突变》（Literati Gardens of the Jiangnan Region：Characters and Mutations）、徐佳（Jia Xu）的《景观城市化——南宋临安的城乡关系》（Landscape Urbanism：Urban-Rural Relations in the Hangzhou of Southern Song China）和沈旸（Shen Yang）的《儒学权威——北京国子监分析》（Confucian Authority：Analysis of School-Temple at Imperial Academy of Beijing）。这四篇均为关注某时段某种专题的研究，那“切刀”——或者说观察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主副标题构成的关系。不同的是，前两文，刀刃用在副标题；后两文，刀刃放在主标题。其实这也表达出研究侧重在具体运作时迥然不同。前二文，基本以史实、文献或者案例进行论证，以副标题的视角来考察，但是对于主标题的研究对象是其一解，还有其他可能性，结果是开放的；后两文的主标题是观察角度，研究的对象和结果落在副标题，那么结论便成为唯一解——在特殊视角下的考量，这种指向性明确的切入，是否有可能杜绝了研究对象形成过程中的丰富度和复杂性呢？事实上，沈文特别突出在历时性中阐释国子监的庙学构成变化；而徐文则强化在空间构成上分析城市与景观之间的转化，其中缘由仍然是多样性的，只是二文均特别强调了最终的结果。

另外三篇可以相提并论的是程建军（Cheng Jianjun）的《杨云松与南方江西风水学派和实践》（Yang Yunsong and the Jiangxi School of Fengshui Practice in Southern China）、董卫（Dong Wei）的《概述：中国古代风水实践与城市发展》（Fengshui Practice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An Outline）和张玉瑜（Chang Yu-yu）的《民间大木作实践：匠师的运作》（Carpentry in Vernacular Building Practice：The Master’ s Way）。三篇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民间营造理论的阐释或说明，涉及民间形成的风水术、术书、相关人物及其操作实践。非常重要的是，几篇论文既是对过去比较晦涩的民间建筑营建传统与设计原理进行了分析，同时架构了古老的营造理论和经验与现在知识语境的关系，是一次比较深入的多层面认知，尽管这些久远的理论何时源起的说法在几篇论文中并不一致，但从中可以了解术书和匠师的传承关系、应用广度——如用在选址、都城规划、设计建造、民间住屋、宫廷、墓葬包括陵墓，以及特别注重的和自然环境及其时间的对应关系。这套系统有点类似中医，既是解决生活问题的钥匙，也是预防人生问题的阐释系统，比如杨云龙提出的“三和论”——关乎出生、生长、死亡的规律等。目前不可能有全解，但至少打开了一扇窗口。“阐释”的方法不仅是解释，也是一种关于合理性的追索。张玉瑜的《民间大木作实践：匠师的运作》，也是通过深入调研，对于福建穿斗式大木作操作系统中秘而不宣的匠人层次结构和运作秘诀进行解码。总体来说，民间古老的营造犹如中医，有系统理论和掌门人，其传承和实践普及面很大，这里只是揭开冰山一角。

而采用数理和几何关系来分析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成熟的群体建筑设计，莫过于傅熹年（Fu Xinian）的《明代北京宫殿和祭坛的典型设计特点》（Typical Design Features of Ming Palaces and Altars in Beijing）。论文以北京永乐时期（1420年）以来的系列明代案例求证——大到城市、中到紫禁城、小到宫廷院落，在轴线和网格的平台上，其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比值有规律可循，院落的见方和宫城的面积也有倍数关系，并由此也探讨了比值的文化意义和设计意义。其中，比较关键的是用什么计量单位来核算。文中有步、丈、米及见方，而明代北京又是建立在元大都基础上，元尺和明尺的关系如何？明早期和中期建筑的承继关系如何？这就需要开展建筑或者城址本身的历史研究，并且叠合在一起讨论，需要非常严密的考证和数据分析。显然，该论文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在格网模数关系的基础上存在多重的整数比，从而可以理解建筑复杂的群体布局和设计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当然，如果读者对于宫殿的形制如前朝和后寝、坛庙的前区和后区的功能及其活动需求比较了解的话，更有益于理解数值的差比。

相对于从建筑结果反推设计源头和方法，潘谷西（Pan Guxi）的《〈营造法式〉的性质和特色》（Yingzao Fashi：The Book and Methodical Issues for Studying It）则着力探讨北宋建筑专书《营造法式》成书的缘由，作者从成书的背景和过程及其编撰者的身份进行考证，并从《营造法式》劄子（序言）进行研究，开门见山给出见解：该书的性质不只是为了设计，更重要的是为加强工程管理，以减少财政开支浪费；《营造法式》一书具有法律制约性质，这和以往从书的结果进行考察而注重建筑样式和设计不同，该文直接追问源头。文章又从书中的三个步骤进一步确定如何进行控制的，即：定规模、定预算、不同规模的用工用料调整。文章认为这种在规范下的增减形成的灵活性和适用性，表现出《营造法式》达到很高的水平。其研究方法除了对于原著有深入研究外，还比对了同时期《梦溪笔谈》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可以比对的宋代建筑，从而结论有理有据也有突破。

同样是对个例的研究，笔者自己的《苏州沧浪亭的情、景、境、意》（Cang Lang Pavilion of Suzhou：Sentiment，Scenery，Aura，and Meaning）是从长时段过程展开的，围绕“沧浪”，跨越文化时长2000年、园林变化1000年，其目的是将叠加在“沧浪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学性和物质性能够清晰认知，发现各时期的变量和贡献，从而理解文人园林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这种过程性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关于“源”和“流”的特殊动态考察，形成的理论或许对于一种传统的继续和发扬有所助益。

如上，概述该书古代建筑研究论文采用的方法有：“葫芦串式”“结构拼图式”“切片式”“阐释式”“设计方法推理式”“源头追问式”“过程式”，虽然不尽准确，但是基本能够代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之间达成的路径。历史研究，尤其是古代建筑史研究，其对象由于经时久远、物质存留有限，往往披上尘衫而难解成因，显得扑朔迷离。但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第一要则是接近历史的真实性，第二要则是发现历史的复杂性，第三要则是打开历史的智慧眼，为此，“理解”才是指路明灯。这也构成不同于第一代学者开展工作的主要特点。建筑史研究第一代学者主要工作正如那个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发现建筑很重要，进而研究属性，鉴定时间，认知特色，建立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大厦的基石；此次系列论文则主要以理解的心态贴近历史，或宏观或中观，或专题或案例，整体构成中国古代建筑丰富的层次性，即本书架构的古代建筑的三个层面：官学系统，文人系统，民间系统。这个框架的建立方式也是笔者在东南大学几十年前从事教学时建立和采用的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阐释的主体，我们在编本书的时候经过讨论采用了这样的结构并进行组稿。今天看来重拾这个系统，仍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中，官学系统，如对于都城的认识，随着近年和将来不断呈现的考古成果，理解和认知将不断在刷新中；文人系统，如关于园林的研究，多年来已经在许多侧面进行多维度的研究，使之相对于早期研究立体许多，但是其中历史的变量如何考察，依然需要开展更细致的工作，若将园林（garden）扩大到风景园林（landscape），则有更多的地理和地域性问题有待深入和补充；民间系统中，目前尚有相当大的未知量仍然需要“动手”“动脚”“动嘴”（口述方式）去寻找和访谈，从中去发现和破解，况且中国地域大、民族多，这方面仍然要付诸艰苦的努力。但无论如何，该书选文，既可以看到在认知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上的另一种可能，也可以触摸到在开展研究中运用方法以应对研究对象的丰富性，还可展望未来在史学发展上的研究图景。

《建筑师》No.228丨202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