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第

11

期

韩

达

一

近来随着读经班争议的发酵，“国学热”话题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再次引起了学

术界及教育界对于如何学习传统文化的思考，尤其是关于“国学”应当如何被引入当代教育之

中的问题。伴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人对传统文化重拾信心，新世纪以来掀起的复兴国

学热潮其实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它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也隐含着大众对社会不

良风气的不满，更反映出家长对于体制教育的失望。而资本力量的介入，又使得某些机构所推

行的国学普及变成了商业运作的手段，使“国学”二字一度蒙尘。辩证地看，国人对传统文化

的热情显示出民众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这也是两百余年来“西风东渐”的大趋

势下，中华文明所表现出的顽强生机。传统文化适应时代变化的生长性又与国人的节日习俗、

伦理观念等发生耦合，从而在当代社会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国人对于什么是“国学”、应

该怎样学习“国学”存在明显的认识偏差。

具体而言，当前的“国学热”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与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合作所形

成的快餐文化倾向，它借助于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女：化名人、

作家诗人为讲授者，传播基本趋于定型的知识内容，但其中羼杂了不少个人解读的心灵体验与

励志话语。接受者并非独立阅读一手的经典文本获取知识，因而无法分辨其中羼杂的内容，往

往误认为这些现代解读即是经典创作时所要表达的本意。他们吸收的是经他人咀嚼过的“二手

货”，本身又缺乏独立学习经典的能力和意愿。另一种倾向则极力反对这种心灵鸡汤式的解读

方法，认为学习传统文化应该从背诵经典开始，采用“读书不求甚解”的方法强行灌输儒家经

典的原文，乃至佛经佛咒、英文经典等等。这种倾向的倡导者偏执地认为儿童并不具备理解经

义的能力，因此只需机械式的背诵就可以完成经学的教育，讲授经义不仅要等待十年之久，而

且要首先达到“包本”背诵数十万字的考核标准。在背诵的过程中，这些读经学堂甚至要求学

生脱离社会、远离“尘俗”，搬人深山老林与青灯古书为伴，学生既又不许接触《史记》、

《曾国藩家训》等其他传统读物，更不许借助《古汉语常用字典》等工具书去理解字词的含义。

这两种倾向皆存在对“国学”内涵的误解，人们却以为这些就是所谓的“国学教育”。二

者固然显示出为了驱逐现代性所造成的异化感，重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纽带拘努力，但又

各有其弊病。前者虽力图成为传统文化的伸张者，实际上却又落人了现代性的悖论：一方面，

大众传媒试图利用被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割裂而成的碎片化时间去接受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

他们所传播的又是被现代媒体剪辑、加工过的知识内容，仍以迎合现代人的口味为旨归。后者

则是机械复古的极端产物，对学生的不良影响更甚于前者。在背诵经典的过程中，学生心中日

渐确立起经典的权威性。这导致他们不能对经典产生丝毫的怀疑乃至探究之心，怀疑就意味着

对自身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否定。学生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缺乏反思的精神。这种教育

效果与现代教育的目标截然对立，却成为对体制教育失望的家长们趋附的对象。究其原委，在

考试制度、升学压力的逼迫下，体制教育不重视对孩子德行的培养，也不大看重学生审美能力

的获得；又或者缺乏相应的教育手段，难以为学生提供发现美、感知美的空间；更无力完成教

育的终极目标，即培养学生完善的道德人格、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正是

由于体制教育的缺位，导致各类“国学教育”以重塑人格、完善道德、提升品位的面貌进入家

长的视野当中。在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心理驱动下，家长们纷纷投向传统教育的怀抱。而事

实上，这种教育中的“国学热”现象与各种兴趣培训的大行其道、甚至出国留学的低龄化分享

的是同一种逻辑：家长们一方面担忧孩子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先机，一方面又害怕他们在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