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我不排斥一切有价值的思想

中国经济观察网2016.11.0413:01

陈卓/文

时下，国学热不断升温，各类国学书籍和国学大师扑面而来，读者常有云山雾罩无所适从之惑。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学？哪些内容应成为国人必备的国学常识？哪些又是阻碍中国完成现代文明转型的精神包袱？国学如何与人们当下的生活经验无缝对接而不是知行脱节？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不但对国学有深厚造诣，对西哲之研究更是其看家本领。在访谈中，傅先生多次强调自己不是文化沙文主义者，不会宣称国学是“世间最伟大的学问”，不会幻想中国文化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今日谈论国学，必须面对两大挑战：第一，如何跨越两千多年帝王专制政体对自由思想的钳制？第二，如何回应西方文化对理性思辨的要求？他说：“若要探讨国学对人生有何启发，首先要做的是正本清源。西方近代文化能够展现活泼的生机与动力，必须推源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回到古希腊与罗马初期，一举跨越一千三百多年的宗教钳制。中国文化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要跨越的是二千一百多年的帝王专制，回到先秦的儒家与道家。关于这个问题，学者难免各有所见，那么不妨再来营造一次诸子争鸣的盛况。”傅佩荣先生长期以来奉行“四不一没有”的生活模式，即“不碰政治、不上电视、不应酬、不用电脑，以及没有手机”。他说，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榜个性，只是为了在授课之余找到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幸好傅先生的“四不”中没有不接受采访这一条，于是才有了某个深秋的傍晚在季风书园的一次愉快谈话，谈传统与西方，谈童年与母亲，谈女儿与电影，一种儒雅醇厚的学者形象渐次展开，打通了学问与人生的隔膜，激活了国学一词的应有之义。

问：您从小生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大学和博士念的都是西方哲学，但最终却选择了传统国学研究，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入国学研究的？

答：这个问题很好。我早期出版过一本书，名为《人生问卷》，列出了一百个问题，并以自己的经验作答。其中有一问是：“你这一生最感恩的是什么事？”我的回答是：三件事。第一，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第二，身为一个中国人；第三，从大学本科就念了哲学。

我最初念的是西方哲学，由于自幼的宗教背景，使我在这个领域如鱼得水。后来听了方东美先生的课，才领悟了中国哲学的美好与深刻，并且在得到博士学位开始教书时，就很清楚自己只有在传统国学方面才有可能作出较大的贡献。

问：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的父母用哪些中国传统美德教育过您？您的家人对待国学又是怎样的态度？

答：我的启蒙教育得自信仰者较多。父母亲是平凡而务实的百姓，谈不上家学渊源。这方面我与大多数家庭中的孩子一样，服从父母的教导，说话诚实而守信用，做事认真而能负责，心存善念而乐于助人，并且经常自我反省。我们兄弟姐妹共七人，每逢开学要交学费时，总是听到父母在商量要向哪一位朋友借钱周转。一旦向人借了钱，母亲就天天想着早些把钱还清。母亲说我最像她，也是念念不忘自己所亏欠别人的，包括金钱、恩情等。能在有生之年回报别人的恩情，使我至感愉悦。父母对我的影响，身教远多于言教。

问：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生病之人、步入老年之人或者希望升官发财之人信仰宗教的特别多。在您看来，信仰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答：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的局限性较大。一般人都是信仰祖先的，以致西方学者谈论中国宗教，总是会强调“祖先崇拜”一词。祖先崇拜的局限性在于：一，祖先若有能力，必然庇佑子孙，因此未必显示公正性；二，祖先与子孙有血缘关系，因而缺少了信仰所不可或缺的超越性。我们一般所说的“宗教”，是指“信仰之体现”，因此，宗教必有时空特色与文化差异。那么，信仰是什么？是“人与超越界之间的关系”。所谓超越界，即是前面所说的“天”或“道”，当然也指其他宗教中的“上帝”、“梵”、“涅槃”等词。因此，一个人若有信仰，即是有了“他与超越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将自然且必然地使他的生命“不断提升超越”，亦即不断摆脱世间“名利权位”即物质欲望的束缚，而彰显精神的光辉与力量。

以儒家来说，孔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宣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正显示了向上超越的宗教情操吗？以道家来说，老子认为道是“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庄子提醒人们“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不正体现了众生平等的宗教向度吗？

问：一提到“周易”，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算命，您曾说过，占卜不是算命。那么，占卜的正面意义到底是什么？

答：周易的占筮可以预测未来。在《尚书·洪范》谈到“稽疑”时，指出古代天子在面临疑惑时，要分别考虑“自己的想法，卿士的看法，百姓的意见”；但有时人算不如天算，因此还需参考龟卜与占筮。其中的占筮就是使用周易的内容做为文本。当代西方心理学家（如荣格）在长期探讨“心电感应”的现象之后，总结出一个原理，即“共时性原理”，意指：同时发生的事，有其内在关联。他所说的正是“有意义的偶然”。古今中外的占筮或所谓的算命，皆依此一原理而来，但唯独周易有一个完整的文本，因而具有极高价值。并且，“占卦容易解卦难”，也使周易研究永远有进步的空间。

总之，占筮的正面意义在于：人在作决策时，首先使用理性，把握过去的经验与现在的信息，再以占筮来预知未来的可能状况，以求达成最大的效益。所占之事未能如愿，则占者须在“德行、能力、智慧”三方面认真修养，精益求精，如此则可消解原先可能带有的迷信气息。《礼记·经解》谈到古代六经对教化的影响时指出“洁净精微，易教也”，同时也提醒人们“易之失，贼。”意思是，一个社会受到易经的教化，将使其风气变得“整洁、平静、精深、微妙”，但须防备“疑神疑鬼”的心态。我们现代人在理性思维的能力与训练上颇为进步，若是学习易经占筮而记得古人的建议，当不致于陷入非理性的迷信中。《周易》列在十三经之首，是国学的重要成分，我们不宜以任何理由忽略其价值。

问：当您自己的信仰与您所宣扬的东方哲学理念发生冲突时，您是怎样协调的？

答：我的信仰为我提供的立足点，从不排斥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不仅如此，它还帮助我从“根本的角度”去欣赏不同的哲学与宗教，从“完整的视野”去会通人类心灵的高度成就。举例来说，现代人探讨二千多年前的国学，很容易局限于自身“科学的与实用的”观念，而误以为孔子倾向无神论，或老子主张唯物论。事实上并非如此。儒家的“天”，与道家的“道”显示了共同特色，即：这两个词所指涉的，既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类，而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我由此肯定儒家与道家是一套完备的哲学系统。进而可以引申出两个观点：一，儒家有其宗教情操，使人不断向上提升以追求止于至善。二，道家有其宗教向度，使人无法安然处于相对的现实世界。这些心得如果没有信仰作为借鉴，是不易呈现的。

问：随着国学普及度和热度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质疑声，很多人将其指为心灵鸡汤。您认为为什么越来越反感心灵鸡汤？在您看来，国人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和智慧来滋养内心？

答：人在劳累时，喝一碗鸡汤，可以很快补充体力，但是真要保持健康，还是必须培元固本。国学的内容既广博又复杂，自然可以由之提炼出几盅心灵鸡汤，让人们补充元气，但根本之计还是要明白“好学、深思、力行”才是正途。首先要谨慎选择，读书在精不在多。必须精读的，是概念清晰、推论合理、系统完整的经典，学会之后可以领悟一套优质的价值观，用以指引人生的方向。我自己受益最多的是儒家的《论语》与《孟子》，道家的《老子》与《庄子》，以及列在群经之首的《易经》。这些经典是中国人要了解传统文化所不能绕过去的。其他的“经史子集”可凭各人爱好随意选择。

问：您是如何教育女儿的？她喜欢国学吗？您觉得孩子最不能缺失的品质是什么，为什么？

答：稍作回想，我教女儿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她六岁上小学那一天，我告诉她：“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考试不作弊。”她很聪明，随口反问：“那么我考试成绩不好，你会不会骂我？”我说：“不会。”时光匆匆，她大学毕业那一天，我问她：“你这一路在学校念书，考试有没有作过弊？”她说：“没有。”我说：“很好，爸爸对得起妳了。”她养成了负责、不自欺、不求侥幸的人格特质，往后的路应该比较好走，她后来去美国念书，表现不错。

我教女儿的另一件事是：同她一起看电影。她与我星座相同、性格接近，我们看完电影总会讨论剧情，由此建立了相似的价值观，在任何事情上都很容易沟通。她有一段时间为我整理讲国学的光碟，颇能乐在其中。

简单说来，一个孩子不可缺少三种品质：一是自信，二是负责，三是敬意。所谓自信，是指相信自己活在世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在某些方面可以胜任挑战。所谓负责，是指在与人来往时，言而有信，愿意承担行为后果。所谓敬意，是指对于神明、祖先与圣贤，心存敬畏的念头。

问：在生活方式上，您是偏于中式还是偏于西式？在您看来，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答：谈到生活方式，只有四个字可说：随遇而安。现代人住在都市里一间普通的公寓，食衣住行皆随俗从众，该上班就上班，该休息就休息。这是庄子所说的“外化”，即：外在与人同化，不需任何差异。但重要的是“内不化”，内心常有悟道的快乐，因而很少受到外界干扰。这其中也有具体作法，譬如，我长期以来奉行“四不一没有”的生活模式，就是“不碰政治、不上电视、不应酬、不用电脑，以及没有手机”。如此我才有办法利用时间多念书。说来惭愧，我的忍受力很强，总认为逆境是正常的，然后稍有顺心之事就觉得很幸福。我对生活的要求很少，一直深感不足的是念书与思考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