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先生是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省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60年来，他在史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著作等身，是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史学大家。

2007年12月23日上午，著名史学家安作璋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周年暨80华诞座谈会在济南举行，来自省内外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群贤毕至，向先生80寿辰表示祝福。

近年来以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国学”热持续升温，如何来看待“国学热”及国学研究？年逾八旬、一生治史的安老当然有发言权。趁为安先生贺寿之时，记者与他进行了畅谈。

于丹易中天是务正业

记者：这几年的国学热中，以于丹、易中天为代表的“文化超女”、“文化超男”的出现，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对此应怎样看待？

安作璋：近年来国学兴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整个社会民族自信心也大大增强，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就有了更大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普及工作，让国学走到群众中去。于丹、易中天他们就应运而生。在电视上“百家讲坛”比较热的时候，连我这样一辈子搞历史研究的也忍不住买了本“百家讲坛”精品集，闲来无事的时候也翻一翻。可见他们的出现是应合了社会需求的。

记者：可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他们这是不务正业，脱离了传统、正规的学术研究。

安作璋：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要想让国学真正“热”起来，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需要有人对重大历史问题深入研究，不断出现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也要有人把成果从学术殿堂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也就是要提高和普及相结合。从前我们过于注重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但先生、教授板着面孔坐而论道，连不少研究生都昏昏欲睡，还谈什么让群众接受？而于丹、易中天他们正是用生动的语言、故事，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再加上用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抓住观众，这就弥补了后一个方面的空白。所以我认为，像于丹、易中天他们，不是不务正业，而恰恰是务正业，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记者：但很多人对他们所普及的成果不以为然，感到并不十分符合国学的本来面目。

安作璋：这正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实际上，几千年来，研究国学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作注、作疏乃至专门作专集的大师层出不穷。但是大家仍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国学是门极其深奥的学科。多年前，我曾经编过一本《论语》词典，对这个问题认识才更深刻了。举个例子，《论语》中有“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的话，有人就由此断定孔子轻视妇女。但在孔子一生的行为中，却看不到轻视妇女的痕迹。最简单的，孔子对他的母亲就是非常尊重的呀。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论语》是其弟子收录孔子的语录。既然是语录，那不少话都是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某些事来说的，具体分析就是不可少的。比如上面这句话，是在《子见南子》时说的，其实是孔子针对南子以及卫灵公的宠臣这些人说的。知道了这一点，才会对这句话有更准确的理解。

正是因为国学博大精深，所以我在这里冒昧地说一句：以于丹等人的学力、功力，要想把国学真正讲深讲透，弄通原意、精义，是力有不逮的。我佩服于丹的是，她自己对此也很清楚，你看她讲的内容，叫做《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如果有谁来拿其中的一些问题来责难她的时候，她就可以说，这是我自己读经典的心得，拿来跟大家共享，共同体会。这怎么让人真能再去挑她的毛病呢？所以我说，广大群众在接受他们的国学知识普及时，是应该了解到这一点的，知道他们讲的是普及的东西，要想更进一步就要进行更正规的研究学习了。

大事不虚与但求会有

记者：“国学热”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当前大量历史文艺作品的出现，如书摊上历史小说一直很有市场，而历史影视剧就更多了。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呢？

安作璋：关于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群众对他们褒贬不一。我认为这应当一分为二地去看。用文学艺术作品去把历史知识传播到群众当中去，这是扩大历史研究影响的有效手段，应该说不无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样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往往过于追求娱乐化和轰动效应，存在着对历史不尊重的“通病”。其中对于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少地方处理不够严谨，失真失实，甚至有意传播错误知识。比如《汉武大帝》这部电视剧，编剧说是根据史记、汉书搞的一部正剧，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了。但其中许多大的事情弄错了，有时把汉文帝的事情弄在了汉景帝身上，把发生在周勃身上的事情又弄到了周亚夫那里，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实在太多了，是一种很不负责的体现。

记者：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关系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要想在实践中得到更好地解决，应遵循怎样的原则呢？

安作璋：我认为首先要注重历史的真实，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适当进行艺术加工。我对一位历史小说作家的两句话印象比较深：第一句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是不能搞错的；第二句是“不求真有，但求会有”，如果不可能有的有了，这就成了问题了。这两句话我比较赞同。

所以说，在创作中，大的时代背景，历史发展趋势不能错，当时是在一种什么社会背景下，出现什么人物、事件，尤其是重要性的历史人物，重大历史情节不能错。在这种前提下，可以用当代思想水平、高度来处理历史上遇到的问题，也允许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进行合理想象。否则，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会给人误导，这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利的，也不可能成为令人信服的好的艺术作品。

多读历史提高自己

记者：不可否认，“国学热”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历史故事中了解中国传统，并汲取做人办事的经验。

安作璋：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情。我一向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从历史过程中总结和发掘历史智慧，从历史的规律中探索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既然历史是资政育人的宝鉴，我们多用用这面镜子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的确，我们看过许多这样的历史故事：在当政者对某个政策犹豫不决时，往往某个智囊大臣列举一个历史故事来，一下子就让当政者豁然开朗。可见以史为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安作璋：中国史学不仅有“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而且有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优良传统。事实上以史为鉴的事例自古至今不可胜数。比方说在治国上，秦始皇与汉武帝的比较就很有说服力：秦始皇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及时将工作重点放在治国安民上，而他偏偏继续穷兵黩武、大兴土木，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很容易就亡了国。汉武帝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连年与匈奴开战，搞得举国疲惫，也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一国之君的汉武帝，能够做到轮台悔过，向全国下“罪己诏”，从而收拾了民心，这是很高明的。很明显，汉武帝这是汲取了秦始皇的教训。因此，司马光才有“汉武有秦王之失，而得免秦王之祸”的结论。

记者：事实上在我们生活中从历史中得到教益的事情也有很多。

安作璋：是的，有时候人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错误，如果注意学习点历史知识，就是可以避免的。我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趵突泉水位持续下降，在是否加强泉水保护上，人们的思想还不是很统一。有一次，我出席了一次保泉研讨会议。针对有些同志对保泉意义认识仍然不足的情况，我在发言中首先发问：大家现在都生活在济南，请问谁知道济南最早的原址在哪里？多数人答不上来。我就解释说：最早济南就在章丘的东平陵，千年前曾经繁华一时。而到晋代突然变成一片废墟，只好迁到了今天的历城。为什么发生这一变故呢？就是因为人类活动使东平陵发生了严重的水荒。因此对济南来说，泉水一直是这个城市的命脉所在，现在不加大保护力度，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这样一说，大家就很容易信服了。这就是史的力量。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大家更注重从历史中学习人生体验，不失为提高、发展自己的一条好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