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学大师南怀瑾筹资4568万美元修建的金温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曾是孙中山在1921年就构想过却未能成功的。

相比修建金温铁路等实事，南怀瑾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也相当惊人：他一生致力于儒释道三家学说的合一，他著作等身，学徒更是遍布全世界各地。

声名显赫的同时，南怀瑾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各种压力，他所承受的最大压力来自于曾给他最大荣光的“国学大师”尊号。

“狂人”李敖曾经在自己的书里评价南怀瑾，说：

“南怀瑾在我看起来，根本就是个骗子……什么东西啊，完全胡说八道。”

李敖骂完，打假斗士方舟子、北大教授李零等也跟着骂南怀瑾是“神棍”、“大忽悠”，还有人甚至直接说：“南怀瑾的书适合乡野村夫看”。

学术界似乎也一直对南怀瑾不那么认可，这与大众对他的热烈追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怀瑾

李敖等人能如此毫无忌惮地对南怀瑾“开炮”，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这些“道理”中最大的一个便是：顶着“国学大师”、“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等头衔的南怀瑾，其学历竟然是“小学肄业”。

“小学肄业”顾名思义就是：小学读完了，但成绩不合格（倒数第一），所以毕不了业。

南怀瑾小学不能毕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开始的他对学习全无兴趣，他的注意力自然也不在学习上。

小学毕业考试的前一年，也就是南怀瑾12岁那年，他还偷偷开始练起了武术。

南怀瑾最初练武并没有人教，他习武全靠武侠小说。在《太极拳与静坐》一书里，谈及自己幼年练武的经过时，他写道：

“我常私自躲在楼上书房按武侠小说书上的图瞎练，自亦练学跳梁倒挂……”

这般瞎练，自然要出事。于是，有一日，南怀瑾又躲在楼上“练神功”时，竟不慎从梁上跌落在了地上，“砰”的一声巨响后惊到了他的父亲。于是，他偷学武术的秘密也就此“败露”。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父亲发现他的秘密后，竟并没有指责他。相反，父亲还干脆给他聘请了一个武师到家里教他学武。习武期间，父亲还给他请过博古通今的老师叶公恕。

南怀瑾父亲当时的考虑是：儿子一直体弱多病经常吃药，学个武术可以强身健体。从他父亲当时的考虑就可看出：他并不想让儿子以习武为生。

可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让南父失望了，南怀瑾自打正儿八经学武后便痴迷上了武术。好在，南怀瑾虽然好武成痴，但也还是依照和正常人一样在17岁那年结婚生子了。

南怀瑾的妻子是他的姨表姐王翠凤，他们婚后生下了长子南舜铨。儿子出生后，或许是觉得“传宗接代”任务已完成的缘故，他转身离开家乡继续学武了。

青年南怀瑾

在家乡浙江乐清一带时，南怀瑾先是学了“硬拳”，之后，他又开始四处游历习武。期间，他所拜的师父，各门各派加起来多达八十余人。

而他的所学范围也包括南宗、北派、长拳、短打、蒙古摔跤、西洋搏击。总之，只要是今天的世人想得到的十八般武艺，南怀瑾当时都学过。

好武成痴的南怀瑾也曾在武术上取得过成就，在那个好武的年代，和南怀瑾一样痴迷武术的人并不在少数。后来，南怀瑾还在杭州国术馆举办的全省性的国术比赛中，拿了一个冠军。

后来的南怀瑾还入了四川成都中央军校，因为表现优异，蒋介石曾一度力邀他担任秘书。可惜，因为南怀瑾志不在政治，所以他最终婉拒。随后他进入金陵大学研究院，专研社会福利，这是他的最高学历。

也正是在他的武术逐渐登顶时，南怀瑾突然在巨大的热闹里反思了自己的武术，他发觉：自己所学武艺根本没精到，各路各派，他都只是略窥其门径而已。

意识到自己在武术上的这个重大不足后，南怀瑾便决心继续寻师访道、亲近高明了。

当时的南怀瑾和很多在学艺时遇到困惑的青年一样，他们在内心深处极度渴望一个真正的大师，这个大师必定要身怀绝技并且愿意将技能倾囊相授。这个大师，最好还能给他们的未来指一条明路。

年少的南怀瑾始终相信：这个大师一定存在，只要自己苦心寻觅，就可以遇见。

打定主意后，南怀瑾便离开了家乡，他先是到了杭州城隍山找了传说中的剑仙。1937年，他又去了成都、重庆等地，一路上，他也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奇人异事，他甚至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详细讲述过自己的奇遇。

南怀瑾最终弃武，与他到达成都后遇见的一个河南拳师有关。

1943年，27岁的南怀瑾拜了河南拳师为师，他教他的是“十三大法”。这十三大法是太极拳衍变的十三个招式，不刚不柔，但这些招式却招招可致人死命。

学这些招式时，已经痴迷武术十多年的南怀瑾突然地被触动了。他在一个月明星稀夜自问：我学这些武术究竟是干什么？真的将这些武学光大，可若这些被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掌握，他们动辄要人性命，自己岂不成了祸首？

那晚后，南怀瑾有了弃拳的想法。那段时日里的南怀瑾一直被悲凉笼罩着，想想，你费尽心力走了十多年，到头来才发现这路子根本是错的，你的心里能不悲凉么？

说来也真是机缘凑巧，就在这之后不久，南怀瑾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恩人，他就是居士袁焕仙。袁焕仙是四川当地极有名望之人，他一生弘法、志在普度众生。

袁焕仙比南怀瑾年长31岁，但巨大的年龄差并没有影响两人成为知己。初结识时，两人就有了相见恨晚之感。

成为知己后，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南怀瑾告诉袁焕仙，这些年自己目睹百姓民不聊生、社会战乱频繁极度痛心，他哀叹自己始终没有能力救人民于水火，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浸在痛苦里。袁焕仙听完后一句话点醒了南怀瑾，他说：

“宗教本是人类面临痛苦时产生，它的意义就是帮助他们内心平和、脱离现实的痛苦，实现灵魂的超脱。”

南怀瑾听到这儿后才恍悟：原来自己一心想要的帮助世人脱离苦海的法子，并不在武术上，而在禅修上。当下，他便向袁焕仙表示：自己想要深入了解佛学。

在袁焕仙帮助下接触、了解佛学后，南怀瑾才终于知道：原来佛理竟是如此浩瀚无边。那一刻，他也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未来方向。

袁焕仙

当时的袁焕仙正准备去重庆请虚云老和尚回成都成立维摩精舍以弘法，南怀瑾随即与他一同前往。一路上，他从袁焕仙的口中听到了很多虚云老和尚的故事。当他听到虚云曾用三步一跪的方式从普陀山拜到五台山时，他心里对此人充满了敬仰。

不久，南怀瑾如愿见到了虚云法师并成为了维摩精舍开山首座弟子。此后，他便正式开始了潜心修道悟禅之路。整整三年间，他都在虚云和袁焕仙的指引下闭关修炼。

闭关期间，已经用十多年时间“行万里路”的南怀瑾把佛学的经、论、律三藏十二部，五千卷经典，五千五百册道藏透彻研读。

掌握了大量知识后，年轻气盛的南怀瑾不免也有些小得意，期间，他还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

如同同时代的很多禅修者一样，南怀瑾开始禅修后曾混迹于佛教圈，他追随过大愚、普钦等汉密大师，也曾近距离观察过抗战时期西狩川滇的各界贵人与佛教上师之间的密切互动。

这些大人物对南怀瑾的影响非常深，他们的所思所想等都一直影响着他。

但当时的南怀瑾并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路也如何走，好在，此时的南怀瑾终于有了大师的指引了。在他第二次感到迷茫之际，虚云法师点拨了他。

一次，南怀瑾陪着虚云老和尚在江边散步，因为当时正是黑夜，国内又在打仗，而虚云又已经90多岁了，所以他竟对虚云法师说：“师父啊，你年纪大。我来扶你！”边说，他便把手靠近虚云老和尚，想扶着他。

虚云老和尚看着南怀瑾，微笑着说：“不要了。”随即将手臂脱了出来。南怀瑾接着说“路太危险了。”虚老接着说：“前路暗淡，你我各走各的，不必相扶。我也是应劫而来还账的。”

虚云法师图

南怀瑾听了这话后心里咯噔一下，他随即放开了手，只在暗中留意地护着虚云前行。到慈安门后，一路心有触动的他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回屋后的南怀瑾一直在想虚云那句“你我各自走各自的”，他知道这句话里有深意。思量到快天亮时，南怀瑾才终于明白了虚云法师这句话里的深意：他是在劝自己不要出家，而要入世！

1949年春，南怀瑾前往台湾并相继受聘于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讲学。这是南怀瑾入世的开始，但初入世时，他并未引起任何人的重视。此间，迎娶了第二任妻子杨晓薇的他有了新的孩子，孩子出生后，他们的经济状况一度非常拮据。

1955年，南怀瑾在窘困的处境下出版了《禅海蠡测》一书，可这本书出版后竟愣是一本没卖出去。后来，南怀瑾在回忆中曾说：自己曾将此书送给身边人，却发现别人用它来包裹食物。

苦心写出来的书受到如此冷遇，南怀瑾心里自然不大好受。搬到台北龙泉街后，他的日子更加艰难了。这个住所位于菜市场附近，这里常年充斥着贩夫走卒的喧嚣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南怀瑾竟长期右手执笔、左手抱幼子，双脚还要不停推着摇篮以哄住襁褓中的婴儿。谁也想不到，在这样糟糕的境况下，南怀瑾竟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楞伽大义今释》两本力作。

南怀瑾以为，在佛教知识极度欠缺的当时，这两本书定能被世人发现，但结果让他失望了，同第一本书一样，这两本书出版后一直被堆放在角落里很少有人购买。

“是金子终究有发光的一天”。

1960年，大文豪胡适偶然间读到了南怀瑾所写的《楞严大义今释》。看到此书后，他大为赞许。不久后，南怀瑾才开始逐渐被人知晓。

胡适与蒋介石

早在胡适出现以前，南怀瑾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也来到他身边，这个人就是他于1956年结识的台湾航运业大佬杨管北。

杨管北是杜月笙的干将之一，南怀瑾经人介绍与他认识时，他正称病退出一线在家里潜心研究“养生打坐法门”。

南怀瑾初与杨管北见面时，他对这个小学肄业的所谓讲师全无好感，不管他说什么，他都只觉得他是在“变戏法”。毕竟，当时的杨管北自认为阅人无数，且有自己固定的判断经验。

一两年后，杨管北终于意识到：南怀瑾和他以前认识的贩卖焦虑感的江湖术士截然不同。那些江湖术士擅长让他们焦虑、恐惧，而南怀瑾却相反，他一直努力让人安心、沉静。

在南怀瑾的影响下，杨管北竟慢慢地在思维、想法上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种，自然源于：南怀瑾素来对大人物的趣味、思维和行为有着切身的认识。毕竟，在杨管北遇见他之前，他早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最为重要的是，南怀瑾心里有大爱、有慈悲，他虽然已是大学教授，但他的心里一直装着受苦的百姓。这样的南怀瑾自然会让杨管北打心眼里刮目相看。

最终，杨管北彻底被南怀瑾折服，在回忆中，他曾这样讲述自己被折服的过程，他说：

“第四年上才比较有点信；第五年才信，第六年才真信，我没有随便信。”

“信了”以后，杨管北开始对这位比自己小十多岁南怀瑾执弟子礼，他也成为了最初和最重要的“供养者”。

1963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聘请南怀瑾担任教授并兼礼学院院长。思虑之后，他接受了教授聘书，附加条件是不到学校上课，由研究生到其家受教。

随后不久，南怀瑾在台北辅仁大学开设《易经》课程。这门课，南怀瑾早已研究了几十年，自然，讲课时，他总能把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各种都信手捏来。他甚至还将自己几十年游历的经历都融汇进了课程里，这样的课程自然受到了学生的热烈追捧。

听过他课的人都无一不感叹他之“博古通今”、“深入浅出”……

后来，每次他上课时，学生都挤到了窗外。

1966年，声名鹊起的南怀瑾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前往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据说，他有次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演讲，蒋介石还亲自到场聆听。

自然地，盛名之下的南怀瑾开始得到了台湾政要的追捧，无数达官显贵都拜在了他的门下。

此后，他每周四给这些政要开特别班，但他的讲课从来不涉及时政，他的讲课内容偏重于历史哲学，如《史记》、《长短经》、《战国策》和《阴符经》等。这个特别班在当时也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几乎热到烫手。

南怀瑾与第二任妻子

可就在此时，南怀瑾却又再次陷入了他的迷茫之中。在热闹中，他再次发现：若自己苦心将儒释道三家融为一体的学说只能被上层人接纳到，而不能被大众接收，那他怎能做到普度众生呢？

意识到自己要从神坛上下来以后，南怀瑾很快完成了《论语别裁》的撰写，这本小书是一本关于《论语》的讲演录。与他以往出版各类书不同的是，这本书全部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展开。

这本书一经出版后，便火爆异常，就连香港、新加坡等地也争相翻印。南怀瑾的影响，开始向真正的大众延展。

与寻常的国学大师不同的是，南怀瑾从来不以学者身份自居，他甚至努力避免与知识分子产生学术上的交集。

在一次与历史学家许倬云会面时，他很直白地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

南怀瑾并没有解释这“另外一条路”是怎样的路，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条路是普度众生之路。这条路，注定不会受学术规范、学术谱系等象牙塔规则束缚，同时，它也注定会与三教九流的传统江湖游士之路不同。

南怀瑾的“路子”与正统学术的区别在于，他更加“不着相”，也就是说，他著书立说更加注重“道”，而不拘泥于形式。所以，他的著作中经常会有可以被传统史学家、学者拿住的“常识性疏漏”，他们自然会以此驳斥他甚至贬低他。

南怀瑾的这种“路子”，与《金刚经》里“不着相”一致。《金刚经》里有句话是：“凡所有相皆为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要透过一切事物的表象，看透真相和本质，其前提就是“不着相，不住相”。在南怀瑾看来，过分执着于细微的知识、学说等，便是“着相”，它们应该只是去向真理、本质的方式。过分执著，将只会让人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就意味着：当学者、史学家们更多地将时间和心力放在了“相”上，而他则相反。

或许是悟道了的缘故，南怀瑾总能第一时间预测到一些东西。在一次讲到中华民族命运时，他说：

“中国要转运了。这个世纪80年代，200年的大运，比康乾盛世还要好！”

他的话音刚落，中国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便迅速提升，时间，刚好是20世纪80年代。而此时，虽不在大陆却一直心系大陆的他，开始更加密切关注大陆的各种。

南怀瑾有很深的家国情怀，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之深，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早在1970年他就曾写下了：“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时情。”

从这首诗中可看出，南怀瑾除了渴望文化复兴外，还渴望祖国真正统一。后来，他还做了两岸谈判的牵线人。

1982年，中共对台工作负责人廖承志以个人名义给台湾蒋经国先生写了一封以情感人的公开信，倡议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最早将这封信给国民党当局报告的，便是长期关注两岸关系、忧国忧民的南怀瑾先生。

不久后，南怀瑾定居华盛顿并开始密切接触大陆访客。这期间，南怀瑾在大陆访客中的影响慢慢加深，他打磨多年的“传统文化功力”，很轻易便折服了文革后精神匮乏的青年一代。

与此同时，两岸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蒋经国宣布废除台澎“戒严令”，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交流的大门被打开。可惜，就在谈判即将开启之际，蒋经国溘然长逝。好容易推进的两岸关系，再度受阻。

敏锐的南怀瑾在蒋经国死后收拾行囊抵达了香港，之所以留在香港，是因为他想“留半步”，以便于做两岸的工作。

此后，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随着两岸和香港著名人士的不断登门拜访，他的住所很快成了两岸交流的场所，他亦正成为两岸沟通的桥梁。

文开头提到的金温铁路的建成通车，便是他在此间的“水到渠成”。

南怀瑾没有党派，但他并非不理政事，他对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长期密切关注便是他“理政事”的象征。但他做事，却从不受党派等的束缚，他自己晚年在回忆中曾这样讲述自己的“从政观”，他说：

“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

有人认为：南怀瑾如此重的家国情怀，实际是他未开悟的表现，对于这种说法，他从来不置可否。

1990年到1992年间，两岸的9次密使接触，几乎全是南怀瑾安排的。但因为他介入太深，他最终被排除出了两岸谈判。

南怀瑾与密谈当事人合影

两岸中间人的关系结束后，南怀瑾开始另谋他法。此时的他对于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已经非常清楚了，而他的弟子们也对他之所思所想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弟子王学信曾说：

“南师其根本心愿仍在中华传统文化之弘扬与传承，盖以文化为民族存亡之根本也。”

1994年2月份，南怀瑾在厦门南普陀寺打了一次禅七。在7天的禅修中，南怀瑾亲自讲解禅修要义，他在指导禅修实践中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这次禅修受益者达千万之众。时至今日，"南禅七日" 的视频至今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在做以上这些的同时，南怀瑾还做了很多实事，如为水患灾区捐款，成立医药基金会，修建佛堂，建立光华奖学基金会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等等。

文章开头提到的修建金温铁路，也是他所做实事之一，而文章开头未交代的是：通车前夕，他基于"功成身退，还路于民"的想法，将股权转让给浙江省和铁道部。

2004年，86岁的南怀瑾终于回到了大陆，此后一直到辞世，他都住在江苏吴江。生命最后几年，他完全退出了世俗眼里的“名利场”，而将全部心力投注在了他创办的太湖大学堂。

之后，南怀瑾一直坚持每日给弟子授课。

2012年3月18日，南怀瑾过最后一个生日时曾突然说：“净念相继，往生净土。”很多人认为这是他第一次暗示：自己将圆寂。

3个月后，南怀瑾弟子陈峰来太湖大学堂看望他，他突然严肃地说：“以后再没有人骂你啦！”这是他又一次示寂。

在不久后太湖国际实验小学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南怀瑾再次示寂，他对刚毕业的学生说：“以后不能靠太老师了，要靠你们自己了。”

9月的一天，因为南怀瑾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征兆，他的学生们开始焦虑，或许是为了安抚学生的缘故，一向不求医的南怀瑾竟同意前往医院。

很多后世人依据南怀瑾进医院推断：他并未开悟，毕竟，在世俗眼里，开悟的定是解脱了生死的，既解脱生死，自然不可能连自己的身体问题都解决不了。但这些人显然并不知道，他进医院的真实用意。

实际上，到医院后，南怀瑾并没有求生，他只是泰然自若地配合医生做各种检查。待检查程序走完后，他便活动身体、整理衣容、盘腿打坐了。

老年南怀瑾

此时，弟子们都知道老师不想被打扰，于是他们只安排了轮流值班的人员。

在一位弟子准备洗嗽用品时，他突然“听到老师内部像有个开关关掉一样”，随即，他发现老师南怀瑾已经没有呼吸，而脉搏也已经十分微弱。

医生检查后发现：心电图已呈直线，只偶尔有一丁点凸起，但他的瞳孔却并未放大。因着这个缘故，虽然医生提出他已经离世，但弟子中的部分认为：他只是进入禅定。因为70年代南怀瑾禅定时，医生测试过，也是气住脉停，心电图也是呈直线。

29日，医师对南怀瑾的身体进行了最后的检测，检测结果是：“南老师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部分身体已出现死亡迹象，身体不可再用了。”

到此，南怀瑾究竟死于哪一天，竟也没有了明确的论断。懂南怀瑾的人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给世人开示。

相比这最后的“开示”，很多人悟道：南怀瑾以修行人身份进到医院，恰是他给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他在用这种违背修行人修行规律的方式告诉学生们：人终归要归于平凡，修行的本质也是平凡。

而“平凡”二字，恰也是他在死前于病床上写给世人的最后遗言。

从其遗言回到文开头外界的各种质疑和谩骂后，世人才恍悟：他的这两个字，恰在无意中回应了所有。懂的人自然能懂：人既是平凡的，自然也就不存在伟大，既无所谓伟大，又何须去管顾俗世的评判呢。

实际上，南怀瑾是可以接受世人对他的任何评判的，因为：自始至终，他都是虚心到极致的状态。晚年时，每到一处演讲，南怀瑾都说：

“我今年活到九十岁了，我的一生八个字：‘一无所成，一无是处’，还国学大师呢！那个‘大’字上面多一点吧，‘犬’师，狗师差不多！我真的很反对这个过誉的名称。”

说这话时的南怀瑾，不得不让人想起晚年自号“二一”老人的律宗十一代祖弘一法师，弘一也曾说自己：

“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也只有真正走到虚极，才能不把世俗所拥有的任何当回事，也只有如此的他们，才能真心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