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南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张伯苓

2005/08/01 16:00 南开大学网站

梁吉生

52年前，著名文学家老舍、戏剧家曹禺在美国合写过一首诗，其中写道：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这个张校长就是张伯苓。他是南开教育的奠基人之一。50年呕心沥血，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伯苓，1876年4月生于天津。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欧美科技文化知识，毕业后入海军服务，想以海军使中国强大起来。但不久，海军的腐败，清政府的媚外无能，完全打破了张伯苓的“海军救国”梦想。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欧洲列强像一群饿狼扑向中国，鲸吞瓜分，肆无忌惮。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这一交接仪式定于在威海卫举行。张伯苓所在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

那一天，风在呜咽，浪在怒吼，乌云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滚过。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再是拱手让给英国人。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怆。但见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地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鲜明地对照，强烈地印象。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话剧，悲愤交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张伯苓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这样的官兵对阵外敌，怎能不一败涂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视苍茫的大海，耳听海浪冲击岸石的轰鸣，眼里射出坚毅的光，他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

经过新地思索，张伯苓得出这样地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支较强的师资队伍。南开氏私立大学，教师薪金要比北大、清华低一块，如何选任一批较好的师资，不能不是张伯苓面临的重要问题。还在美国时，他就聘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凌冰到校任教，并请凌代为联络留美学生，同时张伯苓也在各大学延聘优秀毕业生。南开薪金虽然略低，但由于南开是私立，较少时政的干扰，这是知识分子比较向往的。另一方面，他又懂得教师的心理，能够尊重他们，体贴他们。他为教师安排了比较舒适的吃住条件(眷属不在此内)，并有工友伺候。这一条件，在当时生活标准下等于薪金的四分之一，这对教师也颇有吸引力。张伯苓还借各种机会与教师联络感情。新学期伊始，新聘教师到校，他召开新教员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按惯例宴请全体职教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劳。这一切，虽是小事，却使教师及其家人感到温暖。在校务管理上，他尊重教师的意见。大学成立不久，即建立起师生校务研究会，定期征求教师的意见，后来又印制师生意见书，分议案、理由、办法等项，以期师生对校务积极建议，然后分类讨论，早日实行。就这样，一批著名学者，如姜立夫、邱宗岳、饶毓泰、杨石开、张彭春、李济、竺可桢、蒋廷黻、范文澜、汤用彤、徐谟、罗隆基、何廉、方显庭、黄子坚等，先后来到南开执教，为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行政人员很精干，都能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喻传鉴，石南开的四根台柱，又都是精通行政、教务以及后勤管理的行家，对南开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以学校为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帐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查当月帐目，他可以5分钟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校的报酬，只是中学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大学加领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用1元。这等客店设备自然不会好，且臭虫特多，所以他每次总要自己带一盒臭虫药设防。张伯苓上班或到市里办事，学校备有“洋车”。后来，那辆洋车的后堵板被两个学生偷拉时摔坏，车夫和斋务都主张换成新的，他却笑着说：“不用换，还没有到把我漏下去的程度。况且这是两个失掉家乡的孩子玩破的，是个很好的纪念。”张伯苓理校，凡事除非绝对为学校公事，由学校出帐外，他都记在自己帐上，公私分明可见一斑。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1文入了私囊。

“积沙成塔，积羽成舟”。张伯苓的兢兢业业和勤俭治校，推进了南开的发展，其本人也赢得了更大的社会声誉。1919年11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学校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展。1923年，南开女中成立。同年，大学也由男中校址迁到八里台。1928年，南开小学成立。至此，南开终于成为一所包括四部的系列学校。20年代，以丰硕的成果载入张伯苓的教育编年史。

20年代，也是南开大学从初创向日臻成熟的过渡阶段。

此时，学校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昔日芦苇丛生、荒草漫漫的八里台，变成了天津南郊的风景区。在幽美的环境中，青年学子们迅速成长起来。

20年代的青年，具有迥然不同于过去的思想风貌。南开大学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历史潮流中。新文化运动以其锐不可当之势，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明主和科学更加深入人心，马克思列宁主义伴着十月革命的春风，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新的变革。

社会的变革，广大青年学生思想的日进，不能不反映到教育上，也不能不影响到张伯苓的办学方针、教育思想。

张伯苓，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能够适应社会潮流，与时俱进。20年代初，他开始注重教育改革问题。1921年1月，他率领师生代表二十余人到北京香山慈幼院，专门就学校改革问题举行会议。会议开始，张伯苓着重强调了教育必须谋社会进步，教育必须注重社会效应的问题 。他尖锐的指出：设问学校之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对学生之输入，是否合乎社会之需要？造就之人才，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这些问题，涉及了教育与社会的根本关系，张伯苓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当时，他在思考，他希望有所进步。在这次“香山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办校反正。这是张伯苓教育明主思想的集中反映。

要改革，首先遇到一个学制的问题。南开的学制，早年学习日本继而师法欧美。大学学制更是照搬美国。选科制、定积点，教科书几乎全部英文原版，讲课不用国语。这种机械地照抄照搬，不可避免地带来弊端。学生们切身感到学制不适国情，严重束缚他们地思想，有碍生动活泼地学习。他们热切希望“能根据本国国情，定出一个比较中国化的大学学制”。

学生的意见，引起张伯苓的重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24年4月，派出六教授赴京参观北京各大学，了解理科情况。5月，教授会议决议改革考试。平日考试最优之学生，由教授斟酌该学程的性质，可以免去学期考试，以平日所得之成绩为学期考试的成绩。接着，又派出大学秘书长、校长办公室秘书等，去日本了解改进教育的情况。1925年张伯苓亲自出访日、美、法、意、瑞士等国，考察教育。

这次考查，是他学习西方教育的转折点。首先，把考察教育同考察社会密切地联系起来。各国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等等，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其次，对外国的长处、短处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第一次到美国时，看见人家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这次去则不然。他觉得美国的东西有的可以搬到中国来，有的不能搬，勉强的搬有害而无利。他针对当时在学习外国的认识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深刻地指出：中国学习欧美，忽视了造成现代国家的两大要素――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要搬也须按照环境的情形而加以选择”。从对学习西方教育的这一深刻反省，进而使张伯苓对中国的教育得出结论：教育不振固然为中国之病症，教育不能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之大病。

从醉心学习欧美，到对它进行清醒、客观的评价；从热心提倡教育，到深刻认识中国教育的弊端，这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发展，立即引发出南开教学上的一系列的变化。主要是，规定课程，重问题轻学程，全部课程当有系统，着重培养学生“适应现代生活及解决实际问题之能力上”。学制上，理科除化学、物理、算学、生物等系外，增设应用性科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系。文科，针对南开系多，战线长；教授少，力量分散；学生少，各系课程隔绝互不联系的情况，决定实行集中精力政策，即集中文科的人力、物力，缩小范围，将过去文科五系(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心理、历史)，实行裁并，而以政治、经济两系为主干，其他三系附之，以培养政治、经济人才为目的。这样，“在学生方面，得知专其所学，收将来致用之实效；在教授方面，亦可以分工合作，各献其所长，教学也自有精进矣”。

科学研究方面，1928年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该方案总结了南开效法外国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并针对当时大学教育大半“洋货”化的情况，明确提出南开要“土货”化。所谓“土货”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方向明，决心大。各项研究工作活跃起来。1927年成立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何廉教授领导下，从天津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入手，进而编制各种物价指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1932年，在张克忠教授领导下，成立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主要研究解决我国化学工业生产中的现实问题，受到工商界的好评。张伯苓和他的南开同仁们，为探索切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到30年代，南开大学已经发展成一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高等学府。

无论南开中学，或者南开大学，都有突出的办学特色。张伯苓为南开制定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之校训，就集中反映了南开的办学特点。

张伯苓曾把近代中国衰弱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愚、弱、贫、散、私五个字。他提出为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就要培养救国建国人才，“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

为了实现“公能”校训，张伯苓还设计推行了一整套训练方法，这酒是：道德训练、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结组织以及培养救国力量。

道德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品德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根本。对此，张伯苓特别重视。早在建校初期，他就设立修身班制度(后来叫“集会”)。民国初年孔孟之道仍盛，修齐治平之术颇有市场。各校“修身”不外照本宣科儒家格言，听者昏昏，味同嚼蜡。“修身”科成了窒息青少年们的一潭死水。张伯苓亲自主持的“修身”则不然，受到历届学生欢迎。他是高明的演说家。每到星期三课后，全体学生齐集礼堂。他走山讲台，用标准的天津腔，开始演说。起初声调低缓，渐渐地昂扬起来，高亢沉重，表情也随之奋发。他的讲话既不用官定修身教材，也不用事先打稿，题材顺口出来，要讲的内容都是当时的国内外大事，校内外大事，行已处世之方，求学爱国之道，没有干巴巴的大道理，没有盛气凌人的说教。学生们耳闻目睹，喜闻乐见，虽是白话却有风趣，虽极通俗，却蕴涵哲理，亦庄亦谐，妙喻如环。为了说明“聚者力强，散者力弱”，他常常表演他的“拿手好戏”――拉绳子。他叫一位小同学上台手握一把绳子的一端，又让几位大同学各执一根绳子的另一端，各往不同方向用力拉，结果那位小同学“稳如泰山，岿然不动”，尔后又让那几个大同学合拢起来，往同一个方向拉那几根绳子，这时小同学就站立不稳，被轻易拉过去了。表演后，他喜行于色地问大家：“你们懂了吗？分则易折，合则难摧。”同学们都会意地笑起来。

张伯苓还很重视对学生的品格教育。他主张学生要勤勉、虚心、诚意、敦崇品格，仪容大方，彬彬有礼。南开不允许蓬首垢面，体态松懈，言语蛮横，奇装异服。有的学生要学名士派头，不修边幅。张伯苓说：“你要是名士，你须有名士的智慧学识。假若你没有名士的条件，而你肮脏恶臭硬要学名士，学校绝对不允许。”南开学生很注意仪容，草绿色的制服，银白色的扣子，六角形的铜帽徽，显得格外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到南开参观，见学生这般情景，询问张伯苓。张笑而不答，领他到进校门处。那里竖立的一大穿衣镜上镌有40个大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当张伯苓用英语向他作了解释之后，伊利奥佩服地不住点头。他回国后，派人到南开拍摄镜箴，并译作英文，寄回美国，公之于彼邦人士。镜子和箴言有如无声的教员，学生进出校门，整饬仪容成了风气。

张伯苓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不论中学和大学，都由最好的教师开设基础课以提高教学质量。中学的生物、化学、物理课规定每周各两个小时实验，每两个学生发一组实验仪器，使学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他重视智育，但反对学生读死书，他说：“一个人念书要念活的，不要念死的书。”他常常邀请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还力主学生多接触社会实际。他认为：“吾国学生之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的情状，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束手。”这是很有见地的。

张伯苓在办学中注意发展学生专长。1921年他召开大学校务会议，专门通过《特材生办法案》，决定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宜设法使之尽量发展”，并且实行积点(学分)制和选科制，使学生有条件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为了有利于较快地培养人才，学校专门设立特种奖学金，奖励在学习上有创见的学生，鼓励他们奋发学习，勇攀高峰。

张伯苓也很重视体育，“注意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是他一贯的主张。他从教学馆时起，就设体育课，以后，南开始终把体育列为必修课。《南开大学学则》明文规定，学生须习毕三年规定之体育课程，才“准予毕业”。南开有比较完备的体育设施，体育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学校经常组织各种体育比赛。张伯苓还是全国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是1909年首届华北运动会、1910年首届全国运动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运动会就在南开中学草场举行。他长期担任华北和全国运动会的总裁判和全国体育协会的副主席。曾作为全国体育代表队领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1923年5月3日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在南开草场举行，负责大会组织筹备工作的张伯苓一改前规，裁判全部由中国人担任，裁判术语全用国语，张伯苓先生对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也做了贡献。

张伯苓说过，学生“不单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的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学生组织各种社团，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但有学术研究会，还有文艺、体育、书画、武术、外语等组织。学校不但安排活动场所，补贴经费，还派教师指导。南开的新(话)剧运动，在五四衣前就誉满京津。张伯苓先生是南开新剧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南开的第一个剧目(《用非所学》)就是他亲自编导的。南开的课外活动不但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观念、爱国主义精神和组织纪律性，还发扬了学生的多种爱好和特长，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办事才能，有利于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

南开是以爱国教育著称的。张伯苓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他把爱国视为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要求学生必须有爱国的精神和爱国的本领，“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新生一入学，往往是张伯苓首先讲第一讲爱国课。学校还经常举行各种“国耻”纪念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

张伯苓先生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7年4月，他到东北各省考察，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十分愤慨。回校后不久，即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专门研究东北的地理、经济和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况。“九·一八事变”以后，该会很快编出《东北经济地理》的专门教材，作为南开中学的必修课，对学生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南开学生还用多种方式宣传日本的侵略罪行。南开在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

1934年10月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张伯苓任总裁判。开幕式那天，两百八十多名南开学生组成的“啦啦队”在主席台对面看台上，用黑色和白色手旗作组字表演。正在进行当中，学生们突然组成“勿忘国耻”、“勿忘东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字样。整个运动场充满爱国的热烈气氛。正在主席台上的日本驻津总领事既尴尬又气恼，提出抗议。张伯苓在台上不予理睬，事后对啦啦队队员们大加称赞，并说：“下次还这么干！”

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南开视为天津抗日的桥头堡，必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攻天津，首先轰炸南开，大学和中学均被夷为平地。南开大学是抗战以来第一所罹劫的高等学府。当时正在南京的张伯苓先生悲愤填膺，发表公开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他的坚定、乐观的态度，使南开师生受到鼓舞。

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从创办伊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一直站在第一线领导南开大学的发展，竭尽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是他使南开大学从一所不足百人的私立学校发展成为国内一所著名大学，是他积极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建国，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显示出一位爱国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心。张伯苓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和创造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治学精神是我国近代教育史的宝贵财富。他在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