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写过一篇短文，题作《汉学辨》（见本报2010年7月7日第19版）。编辑先生说，该文以接连几个问号收尾，显得意犹未尽，建议我续写一篇。于是我便考虑，还应该谈些什么？

让我仍从概念谈起。《汉学辨》中说，汉学和国学是“一件事物两样叫法”，属于同一个领域、同一些对象，外称“汉学”、内名“国学”而已。这只是省便的说法，经不起细细推敲。虽说“汉学”与“国学”紧密到难以分开，谈及一个，势必牵出另一个，但是属于近亲，并非一个事物，与马铃薯、土豆、potato的关系不同。“汉学”与“国学”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词，前者的包容面往往比后者广。何以见得呢？不妨以几事来明理。

事例一，外国人研究鲁迅或者中国当代文学，当然是汉学家。国人研究同样的东西，只能说是文学家，称不上“国学家”。因为国学的对象偏于古旧和传统，汉学则今古兼纳，传统与当代并包。虽然，传统可以延伸，当代会成历史，不出一个世纪，鲁迅研究、毛泽东研究等等想必也会纳入国学，但国学的涉面目前终究窄了些。如能容纳当代，国学必定更具活力，然而那样它就不够传统，不该叫“国学”了。再来温习一遍《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词条“国学”，释为“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国学之“国”，指中国不错，只是，指中国而不包括当代中国，甚至民国也只在边缘，可证“国学”一词很旧。不过，这是中西学科概念的指称范围有别，与历史认识、价值取向毫不相干。国学和汉学不完全是同一学科。

事例二，外国的汉学系以讲授和研究汉语为主，逐渐过渡到中国文化，把文化同语言穿插起来讲。我们的“国学院”则视孔孟老庄、经籍文史的研讨为要，即或研修语言，也限于古文。这是科目侧重的不同，照理说很正常，系外语和母语之分所致。可是还有另一面。《汉学辨》谈到，进入现代，语言文字之学几乎已被从国学中抽空，勉强能占一席的话，也是排在末尾。回到上世纪初，章太炎作《国学讲演录》，将国学切成五块，第一块便是语言文字学：一小学，二经学，三史学，四诸子，五文学。语言文字学的淡出国学，有利、有不利，须分论之。有利之处是，语言研究独立成科，称“语言学”，与现代科学的划类相合，便于同国际学术接轨。不利之处是，国学失去语言文字学的基础，有脱离文本、流于凿空的危险。章太炎当年提醒道：“诠释经文，不宜离已有之训诂，而臆造新解”。（《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今人讲论先秦典籍，恰恰推尚新解，只管自说自话，能联系实际就好，而不愿在文字训诂上下工夫，因为那样不但辛苦，还会被指迂腐。

事例三，国学偏重经史诗文、伦常哲理，一般不过问通俗文化，距离日常生活也较远。汉学则雅俗兼顾，贴近现实生活。汉学本来也是深奥学问，近年来它能走近生活，要感谢孔子学院伸援手。年前我在纽伦堡—埃尔朗根大学汉学系，得知近几年该系与孔子学院联合开办暑期汉语班，既能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又为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提供活动场所，解决了一大社会问题，很受当地民众欢迎。我们的国学院乃是高深学府，或属于科研重地，想来不至沦为社区服务机构。

事例四，汉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翻译中国书，不仅译典籍，也译当代作品。国学则向无此任。就这一点看，汉学家的工作领域也广过国学家。不过近两年，因为国势日盛，财富激增，遂至国学也欲发力，企图介入这一块的工作面。于是有机构制订规划，乃至设立大奖，把中华典籍的外译当作头等大事。弘扬中国文化，哪个敢说不好？惟独有一点不解：倘若真要想与汉学家工作面的广度求得对等，国学家应当致力于翻译西学典籍才是，何必与汉学家抢事做？况且四书五经等，明末以来汉学家们早已贡献多种译本，现在国人自行重译，终有袭取之嫌，能否为汉学界接受，是很大疑问。我曾问一位欧洲汉学家，对中国人自译经典一事怎样看，他不回答，只是反问：假如有当代印度人把佛经重译为中文，中国人信得过么？《论语》、《老子》不是美国大片，从不需要推介。

事例五，从国人的角度看，国学是根柢，汉学是枝蔓。汉学是外国学术，与我们隔着一层，国学才是我们的家底。国学的根子深达两千五百年，相比之下汉学还年轻，萌生于五百年前，是利玛窦一行来华播教、移植海外的结果。谈论海外汉学，当有国学根柢，否则看汉学便如同赶集观大戏，只瞧个热闹，看不出门道。但历史悠久、家底丰厚，便容易养尊处优，以为外界事物不足观。汉学虽生自国学，却因为有西学传统滋养，理论方法上每每胜于国学。月前江苏金坛举办“段玉裁与清代学术研讨会”，笔者应邀携文参加。会上有德国汉学家冬玛柯（MarcWinter）发言，提出：研究儒学，宜综合起哲学思考和语言阐析，因二者在传统学术中本不可分；考察自己推崇的清儒，应避免蜕变为英雄研究，故既要读吴派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又须读其对手、桐城派方东树所著《汉学商兑》；清代学者已有思想自由，个人在学术上能够自主，师承关系因此并不重要，如段玉裁只究小学，不关心其师戴震的哲学理论。凡此诸论，善于剖析、讲求辨证，均为在座中国学者欣赏。

事例六，“汉学”是中性词，不带修辞色韵，“国学”则似乎别有意旨。称某老外是“汉学家”，并不稀奇，是对从事汉学研究者的正常称呼；称我国某学者为“国学家”，却是颁授荣誉称号。典型的例子是季羡林，明明是东方学或印度学家，却偏偏要冠以国学家。其实季先生自己也曾力请辞去“国学大师”，怎奈媒体不愿放过，公众不肯轻饶，官方索性也顺水推舟。何以会如此呢？一则是因为现代学术需要造势，不立一面大旗、捧一个星级人物出来决不罢休。如季先生的案例，当事者头脑甚清晰，断非假客气，是辞不去的苦呵！事情都坏在众氓身上。二则“大师”是褒词，“国学”为雅称，组合起来便成最高的美誉。国学、西学、东方学，原本只是领域有别，不必有高低之分。好比成衣匠或点心师，做中式的、西式的，无非分工不同，手艺佳的都是大师，反之都不啻混饭吃。无奈人的思维常有定式，易为国民性格牵制，倾向于宝重本族文化传统，由是同样称“家”，国学家的待遇便优于东方学家。

“国学”一如“国技”、“国术”，是笼统不清的旧概念。说某某会“国技”，是“国术家”，我们便要猜他干的是哪一行，武术、围棋、国画、书法、针灸、烹饪、风水、卜卦，祖传技艺百种，究竟擅长哪一门。称某人通国学，也须追问他主攻哪一科。如果他研究中国哲学，就是哲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或历史，则是文学家或史学家；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便是语言文字学家。这些才是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称呼，好过囫囵一个“国学家”。以中国传统学术分域之多、题材之众，当今已无人能全通。乾嘉时期虽有学人门门欲究，而能接近全通的仅三二人，戴震是其中之一。之后西学再度东来，眼界变阔、视角增多，对中国古代学问探掘愈深、区分尤细，样样精通的可能性更小了。

民国初年的学人，承前清广涉博闻的传统，仍视语言文字为探究学术的梯航。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都堪称通儒，对语言文字也都有研究的趣好。而当时学人之重视语言文字，与清儒又有显著的不同。乾嘉学人眼底惟见汉语汉字（仅个别人如钱大昕略有兴趣于满文），尤以古文为要。至晚清，中国学人的语言世界观才发生质变，例如马建忠熟谙数种欧语，得以撰成《马氏文通》。20世纪称得上“国学家”的学人，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欲经外语通乎世界，借西学丰富国学，因此钻研多种外语在他们是平常事。如今这样的国学家，假如还剩有“国学家”，已经难觅。

时代不同了，今日的国学已非往昔的国学。而汉学还是汉学。但汉学真的没有变，五百年来一直是它自己吗？——请原谅我又留下一个问题。

（七月中于京西上河村）

西方人想象中的孔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