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学术工作坊

“汲古与传薪：文献学的传承与发展”会议纪要

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首届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工作坊“汲古与传薪：文献学的传承与发展”于2023年12月30日上午在北大人文学苑5号楼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北大历史学系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雷军召集，通过全国征稿形式进行选拔，得到了广大在校博士研究生的积极响应。在一周的征稿时间内，组委会共收到130余篇专业论文，最终筛选出15篇参会论文。来自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等11所高校15博士生参与了此次工作坊。另外，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多名博士生线上旁听了此次学术论坛。

工作坊于12月30日上午8：30正式开幕，召集人雷军作引言，他先对与会博士生表示欢迎，并向线上线下参与本次工作坊的各位青年学者介绍北大历史学系的传统及举办本次博士生工作坊的目的。博士生工作坊是北大历史学系为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激发其学术创新能力而做的有力尝试。活动立足于系所支持，学生自办原则，充分发挥本系博士研究生的积极性，全程由学生组织。历史文献学是北大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的分支之一，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北大历史学系向来重视文献整理与研究，至今目录学课程仍为本科生必修主科。在此背景下开展历史文献的博士生论坛，从传统文献中汲取新的文化养分，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是北大历史学系所做的尝试。雷军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需要立足于扎实的文献，前辈学者无不重视典籍文化。对传统典籍的梳理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是对以往学者整理国故精神的延续及礼敬。从文献中探求历史，是本次工作坊的主旨。论文选题兼顾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既体现了传统文献学的版本、目录、校勘内容，又有现代学术理论构建，具有浓厚的历史学背景。最后，召集人希望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工作坊能够在未来持续开展。致辞结束，全体线下与会人员在历史学系门口合影留念。

本次博士生工作坊为期一天，分为上、下午两场论文报告。共有15名博士生参与报告，部分报告人在线上进行了分享，另外中国农业博物馆刘贝嘉博士受邀参与评议。每位报告人汇报时间为12分钟，专人评议8分钟。每场报告中间有20分钟的茶歇时间，供大家自由交流。

上午场9点准时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鸿鸣主持，共计八位博士生汇报。会议首位报告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翊，他在线上报告了《宋人所辑十卷本陆机集分两系说——以为线索的考察》，他指出陆机集在中古时代的长期流传中不断散佚，经过宋人重辑，形成今人所见十卷辑本。学界历来认为宋代流传的十卷本陆机集都属同一系统，但基于《韵补》所引陆机诗文、今传本陆机集和李善、五臣、六家、六臣四系统《文选》重合篇目的校勘，可以证明《韵补》所引陆机集据李善本辑佚，今传本陆机集依据五臣本辑佚，二者并非同一辑本。明确宋人所辑陆机集至少应分为两系的事实，有助于深化对宋辑先唐别集的认识。评议人胡潮晖认为该篇论文考辨精审，可成定论。文章没有就版本论版本，较好地做到了材料与问题的充分结合，前二章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第三章提出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杨云荃所作的《枣纸简初探》论文以新出土的枣纸简《齐桓公自莒返于齐》为契机，将之与今本《管子·小匡》作对比，认为是《小匡》的原始版本。今本《齐语》相较简本总体上保留了更多的早期特征，但其中一些晚期特征表明它在被编入《国语》之前也经过了一定程度的传抄讹误与改写。今本《小匡》则是简本与其他材料的合编本。

简本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先秦时期文本形成与流传的复杂情况。评议人石光泽指出，出土文献能与传世文献对读，一方面可以检讨前人旧说，另一方面也可以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相似文献之间的关系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每个文本都有可能有其单独的形成线路。枣林铺造纸厂46号墓共出土704枚出土，尚有《吴王夫差起师从越》，与清华简《越公其事》可以从同一批文献来考量其文本所体现的思想。囿于文献并未全部公布，所以很多内容不能展开；对于《齐桓公自莒返于齐》的成文年代的判断，也可参考墓葬年代判断以及对竹简的碳14测定，这些只能等正式的考古报告。虽然文本有早晚，晚期文本也可能保存更原始的面貌，究竟哪个更符合文本最初的面貌，需要进一步讨论。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博士生石光泽做了《从用玉制度的变化看今本与简本“周公自以代王”章的差异》相关汇报。他通过考古视角，对珪璧的脉络做了梳理，同时结合传世今本《金縢》第一章所呈现的珪璧制度符合西周早期的特点，将之与简本对照，认为简本具有战国楚地的色彩。今本与简本各有其内在的逻辑，并不能简单以优劣区分之，在诠释古代经典时，名物制度与文字音韵训诂同样重要。王翊在评议该文时候通过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史料形成、文化人类学、古典学五个方面进行补充，认为本文涉及此五方面内容，非常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彭涛在《诗论征引与诗史构建：的竟陵书写》论文中提出“寓主意于客位”是“总集小传”借以进行诗史建构的重要技法，钱谦益通过征引他人诗论以呈现自身诗学批评观。在对竟陵派的批评中，钱谦益通过对诗论的有意识选择、征引设置了有序的批评序列，以代表晚明批评生态，并通过还原及压制两种策略使所引诗论发出钱氏期望的声音，对竟陵诗史面目及地位进行了建构。晚明诗坛对竟陵派的批评态度较为多元，钱谦益通过不选，遮蔽了不驯服于其诗史观的杂音，从而控制了“嗤点前贤”及“挽回大雅”层面的话语权。评议人王甜甜认为报告人运用分析性的语言，有理有据，让文章的观念和论证过程显得翔实和可靠，但文章对钱继章、朱隗二人的引文，不应直接放置在章节论述的开头。同时，章节开头应当有一些综述性的语句来阐述钱谦益所使用的的史料压制策略。而不是在阐释钱谦益如何对钱、朱二人史料的压制时，都将这些相同的策略重复叙述。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甜甜宣读了《晚明举业用书的副文本建构与商业化编刊——以三苏古文集评本为例》，她谈到晚明文集类举业用书的商品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对各种副文本的编刊和建构中。三苏古文集评本颇具代表性，序跋、凡例、批评姓氏等重在借助名家效应来宣传三苏文的科考价值和集评本优势。

编刊者通过汇集众评、变换评语形式、安排各类评点符号的文本位置、施用套印技术等编刊策略来介入读者的阅读过程，充分展现评点的批评意义和增强读者的阅读审美体验。然而由于编刊者盲目射利和技艺不精等因素，评语的拼凑、评家的伪托和评点符号的杂乱等情况降低了三苏集评本质量，影响版式风貌，给读者的文本解读造成遮蔽。这既是南宋古文评本商品化的延续，又与晚明推崇唐宋文的文学思潮和商业编刊兴盛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评议人彭涛谈及书籍史与阅读史是明清文学研究近年较为前沿的研究切入角度，需要作者对书籍的版本刊刻等情况有较为扎实的掌握。该篇论文在版本刊刻及学理阐释两方面均有扎实且新颖的研究。但在文章第一节可以适当强化一些编者与读者间的互动，另外第三节似乎有些游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陈锐霖报告了《唐朝的信息记录和史书编纂——以“四夷”列传为中心》，她谈到蕃使朝贡带来的周边政治体的情报，通过唐朝制度化、体系化的政务运作，进入到唐朝史馆的文献编纂工作中，以《实录》编年条目信息的形式呈现出来。许敬宗创设“四夷传”，其框架和叙述模式皆凭依《实录》的记载，韦述、柳芳之《国史》又对周边政治体基本情况、本朝事迹编年等加以整合补充，“四夷”列传的面貌反映在进呈于贞元十七年的《通典》和《唐会要》。

刘祎对此论文进行评议，他认为该文的贡献与意义在于进一步揭示了唐代官修史籍四夷列传的史料来源，并指出这些传记具有“层累性”特征。在新的国史撰写时，会通过增补其它来源的史料来丰富史书内容，史料文本在年号、官号、史事等细节上呈现的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官修史籍的递修。当然，本文尚有改进的空间，如题目范围或可限定为“官修史籍”，因为本文内容或很难同时代表“民间”和“地方”文献的形成次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雷军提交了论文《形象与书写：清代官员著作中的历史构建——以吴云编纂为例》，他对现存的吴云《两罍轩尺牍》稿本进行分类，指出刊刻编纂的过程，并就删改内容来审视吴云自身的形象构建。评议人王琦认为该文对把握尺牍文献在清代学术史、文学史、文化史中的特质做了有意义的尝试。论文材料丰富，考证细密，论述合理。但仍有拓展的空间，他指出文章仍要在跋语材料上再深入挖掘，并关注时间呈现出的过程，最后可借助周围的相关文献，尝试在考证“编校者”身份上做一些努力。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琦报告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谭麐稿本考论》。该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谭麐《海鸥吟社同人集》稿本六卷进行研究，认为该书反映了同人诗选的影响力从士人名流下移至普通文人，折射出同人诗选多元的社会文化功能。

书中展现的同人诗选编纂过程，及其关联的桐城文学、同人诗话等话题，对探究同人诗选的文化特质有重要参考意义。罗瑞霞在评议中称赞王琦该文是一篇典型的文献学研究论文，但并不仅限于单纯的稿本编撰过程，而是意图将之纵深到一时一地的文人交游风潮、思想风潮之中，这就可以看出研究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可以为相关问题中，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研究，提供一定支撑。不过结语部分应该干净利索，文章中涉及到方法论内容可以再精练一些。

下午场会议在13:30准时开始，本场有七位博士生进行报告，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琦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罗瑞霞报告了《依托考：兼论穆王西征虚实问题》，她提到《穆天子传》中的西部地理与《山海经》相合处众多，穆王西行所经主要区域阳纡、舂山、西王母之邦、旷原，都可从《山海经》中找到依据。合证两书，可知《穆天子传》作者于《山经》《山海图》中取舍糅合，并将当中西部地理、神异在西周疆域内落实，《山海经》是《穆天子传》西部地理的主要知识来源。《穆天子传》中穆王西征部分为虚构故事，本自穆王好作游行的史实及相沿传说，并铺张《山海经》西部地理、神异而成。评议人陈锐霖认为罗同学论文承袭顾颉刚“《山海经》和《穆天子传》合证”的取径，在王成组先生比较西次三经和穆天子传的基础上，对二书文字进行了细致的比勘。但她对该文提出建议，该文对《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的时间先后除风格是否平实之外没有有力论证，应当从早期地理文献的整体，《禹贡》《山海经》和《穆天子传》先后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鸿鸣做了《晏殊引考论》汇报，他在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周必大在校订《文苑英华》时，曾以多本《文苑英华》对校，并以未标明来源的“一作某”的形式来记录《文苑英华》系统内部的异文，且《类要》的引文也提供了一些独特的异文，具有一定校勘价值。

许显晖在评议中指出该篇论文对《类要》的现有研究实现了深化，其不仅进一步讨论了《类要》在校勘方面的贡献，而且还通过细致的论述，为我们展现了宋代书籍编撰、校订活动的一个侧面，具有启发意义。但限于《类要》与《文苑英华》现存版本抄刻均不甚佳，文中一些论述难以深入。武汉大学古籍所博士生戴启飞分享了学术研究成果《所谓“元刊明德堂本”考实——以萧山博物馆藏明德堂本为线索》，他详细梳理《原本广韵》提要存在的不同层次的疏误，揭示其推理逻辑、文献证据均不能成立。并以萧山博物馆藏明德堂本《广韵》为线索，通过文献性和实物性证据，证明明德堂本《广韵》的刊刻时间实爲嘉靖十四年。后世学者和藏书家受《总目》影响，对《广韵》版本的著录和论述，多与版本事实不符，已分别进行辨析修正。将明德堂本《广韵》归置于正确的版本地位，有益于《广韵》版本系统的整体性研究，尤其对梳理略注本《广韵》版本谱系具有重要意义。梁涛在评议中指出戴同学硕论专门研究略注本《广韵》，从此文可看出作者在此领域沉潜有年，论述深入透彻。但他同样指出作者在论证明德堂本《玉篇》为直接源自集义书堂本乙种论据稍显单薄，建议是否可以仿前文论《广韵》一样增加异文分析的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梁涛汇报了《写刻转换：论的阅读、传写与窜讹》一文，他介绍了自北宋官方校刻以降，《史记集解》中即有部分注释与司马贞《索隐》雷同，或不称来源且与裴注体例不合。考《史记集解》为写本时代之通行本，读者在阅读时则多引其他注家以便参考，但在进一步的传写过程中，其中部分批注逐渐竄入文本的正式空间。明乎此一背景，再证以传世写本和裴注的性质、体例等，可知今本《集解》的问题实属“竄讹”，其源于写本的传播特性，又因北宋官方校刻而固化。杨云荃对该文进行评议，他对文章内容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全文部分问题，如句读及“成汤”衍文问题可再加讨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许显晖分享了《商榷——兼论所谓“班固真本”的问题》论文，他对《梁书·刘之遴传》记载了有关“班固真本”《汉书》的情况进行梳理，进而提出“班固真本”实际上只有一卷的《汉书叙传》，并非是全本《汉书》。具体分析后，可以推测这卷《汉书叙传》不是班固亲自进呈之本，但也不是向壁虚造的作品，而是一个可能产生于西晋时期、经过后代整理者重新编排的抄本，因此才与通行本《汉书》有诸多牴牾之处。评议人戴启飞认为许同学问题意识强，选题价值大，古本《汉书》问题，是一宗学术地位重要、关涉内容复杂、研究史颇为丰富的文献学悬案。

本文敢于与主流学界形成讨论，值得肯定。但他也指出对研究前史梳理不足，并向其提供了近期徐光明教授发表的《古本真伪问题再检讨》一文，可对许同学的文章作补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博士生刘祎报告了《中古类书的生成方式：以人事流程、文本编纂与新体例来源为中心》，该文将中古类书编纂分为“人事流程”和“书籍生成”两个维度重新考察，官修类书的编纂流程可归纳为“诏令—召集人员—编修—上奏—作序”；参见注释的功能和唐代书籍形制的变化，则可为讨论类书的生成提供新的讨论角度。中古类书之间存在普遍的继承现象，包括“体系”和“体例”两个维度，新类书体例的形成方式是旧类书体例内部的分化和明晰，以及对其它著作思想体系的化用，两者分别构成类书新体例生成的“主流”和“支流”。类书对文本的摘录重塑了文本自身的语境，将文本抽离出它们原本的“整体”，置入类书本身设立的新“主题”中。张鸿鸣在评议中指出刘祎同学论文，材料丰富，论证扎实，结论基本可信，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但文中与后世的敕撰书籍相比，“中古”“类书”的敕修过程，有何特殊之处，还有待讨论。另外，“作序”是否有必要作为类书撰作的一环来讨论，也值得斟酌。其次，文章中复原的《白氏六帖》撰作过程，其中涉及到的古籍装潢形制，稍显论证不足，尚缺实证。

最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胡潮晖汇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的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以北宋前五朝列传为中心》，该文对《宋史》列传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宋史》列传并非全盘照搬《国史》列传，《宋史》史官对《国史》列传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删削、增补传文；第二，调整传记的编排次序；第三，重新撰写史臣论。在宋修《国史》皆已亡佚不存的情况下，通过剥离元朝史官在《宋史》列传中新增的内容来部分复原《国史》的历史叙述或对全面、深入认识宋代历史有所助益。中国农业博物馆古农书专项工作办公室刘贝嘉博士受邀对该文进行评议。他指出该文通过大量文本比对和史源考索，厘清《宋史》前五朝列传中的直接史源与间接史源及各自占比情况，并详细梳理《宋史》列传文本生成的方式及过程。对《宋史》列传内传文与史论抵牾的现象，亦从史料来源与文本生成的角度给出科学、合理解释。对于重新审视《宋史》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作者进一步调整全篇框架及行文逻辑，对于学界之共识，论述时尽可从略，以更好地突出本文独有的发明。

旁听的博士生同学对本次工作坊亦有许多感触，他们一致认为本次博士工作坊选文质量出色，把关严格，视野开阔，本次工作坊对旁听者是一次珍贵的学习机会，对北大历史学系举办此次活动表示感谢。四川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延安大学文学院讲师赵暾在听完报告后谈及感悟，认为文献材料最终能发挥多大的价值，关键还在于它的梳理者，梳理者的见识越高，它能发挥的价值也就越大。北京师范大学文献学博士生陈丹琪同学谈到本次与会心得，她认为新材料的出现，与其说会带来新问题，毋宁说是旧问题获得了推动解决的中介。如何从单个文本层次，获得对长时段的面向的认识，是文献学研究者的工作重点。目前学界倾向于选题相对厚重、对有关研究领域影响相对较广的文章，这也提醒我们要关注基本问题、核心文献、常见版本和创新方法。

本次工作坊除了评议人对相应文章进行认真评议后，在自由讨论环节大家还对其他同学的研究论文发表了观点。通过这次交流，深化了彼此对学术议题的认识。15名同学汇报完毕后，召集人雷军作总结。最终工作坊在掌声中圆满落幕。

附记：本次博士工作坊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何晋、严雅辉诸位老师的指导，陈锐霖、尹楷珺、王浩宇、王建皓同学提供诸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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