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24 年第 1 期，转载自“学术月刊”公众号，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

中国近代史研究

张仲民

对于三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来讲，可谓是成果众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首先是传统研究领域的老树新花，不管是在传统的思想文化史，或是在政治和制度史，或是在中外关系史（外交史），乃至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如技术史、概念史、阅读史、环境史、动物史等，过去三年都出现了众多的精彩研究成果。想要在短短篇幅内对这些多种多样的成果进行面面俱到的绍介、回顾和评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很可能也是不完全必要的事情——已经有许多先行的以期刊论文为主的研究回顾。所以以下仅就笔者眼见所及，以专书为主，对这三年研究情况做一个简略评价。

一、思想文化史

在思想文化史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域。诸多老中青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专书或众多论文发表，整体的研究活跃度很高，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入推进甚大。其中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颇值得介绍。作为中文系出身的学者，袁一丹对历史材料的解读非常细致，研究的问题多是历史学者不太关注的。比如她提出了报刊与记者对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过去研究多强调《新青年》、北大、研究系以及江苏省教育会的作用，其实它们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通过报刊媒介与记者。比如当时梁启超“卖国贼”形象的出现是经媒体舆论发酵，而梁也透过他所掌控的一些北京、上海报纸去发布当时谈判的情况，激起学生读者的反响。另外，该书以《何典》为例，解决了吴稚晖文风的影响力问题；还对胡适与《学衡》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通过分析交换广告，谈及新式杂志报刊相互呼应，以扩大影响力；通过考察作为社交工具的白话诗，揭示作为诗人的康白情的一些活动。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此外，这个领域的专书或论文集还有很多，如茅海建的《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桑兵《历史研究的碎与通》、李欣然《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夏晓虹主编《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张洪彬《祛魅：天人感应、近代科学与晚清宇宙观念的嬗变》、蔡宏俊《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熊玉文《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王东杰《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王建伟《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陆胤《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和《国文的创生》、胡全章《近代中国报章之兴与文体之变》、戚学民《清史档案中的清代文史书写》、张凯《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李孝迁与胡昌智合著的《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李政君《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1923—1949）》、戴海斌《流水集》、袁一丹《此时怀抱向谁开》、张仲民《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杨琥《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王锐研究章太炎的两本著作《探索“良政”：章太炎思想论集》和《革命儒生：章太炎传》及《履正而行：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的边疆研究》、汪洪亮《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等等。

二、政治与制度史

在政治与制度史研究方面，也有诸多重要的成果问世，其中不少成果且影响很大，引领了近来的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其中罗志田的《清季十年的转折：革命的形成》、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李林《清代武科考试研究》三本专书很值得介绍。

【罗志田】

清季十年的转折：革命的形成

【李文杰】

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

【李林】

清代武科考试研究

罗书力图从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等层面去解释辛亥革命的造因。全书体大思精，言简意赅，体现作者在其数十年研究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清末历史的宏观思考与总结，可以与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比阅读，其中对清末舆论专制、文牍主义等现象的解释，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和提示性。李文杰的《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也是近年来出版的一本很好的制度史专著。作者全面搜集晚清高层的政务文书，对与其运转相关的重要内容进行了细致释读，结合晚清朝会议事和文书流转情况，从细节上揭示了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及其演变的规则和规律，为我们理解晚清系列政治大事如咸丰帝晚年的中枢权力结构、慈禧的垂帘听政、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等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李林的《清代武科考试研究》也是一本很重要的制度史专书，该书以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的武科考试为研究对象，使用了大量材料，讨论了清代武科举制度的具体实施细节和流变，既有宏观考察比较，也有更多的微观的史实重建，既重视群体，也重视个案，除了武科进士之外，尤其重视普通参加武科者。全书不但具有拾遗补缺的价值，更具有方法论意义。

其他类似著述还有很多，如李文杰的《日暮乾清门》、吴敏超《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经军健《清代社会的健民等级》、张剑《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考论》、李金铮《重访革命》、吴佩林等《清代地方档案中的主张、法律与社会》、张海荣《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彭剑《钦定、协定与民定：清季制宪研究》、蒋宝麟《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张华腾《民初国家行政各部研究》、苟德仪《清代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管理——以四川南部县为个案的考察》、薛刚《清代文官考核研究》、戴海斌主编的论文集《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郭昌文《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1928—1937）》、田玄《中国现代军事制度研究——以中华民国军事制度为主线的考察（1924—1949）》、潘崇《进退失据：旗人总督锡良与清末新政》、高月《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统合研究》、康建胜《新旧之间——〈樊山政书〉中的清末变法与省级司法》，其他如陈红民、李在全、肖如平、崔岷、贺江枫、张海荣、韩策、孙会修、张建斌、吉辰、王才有等众多研究政治史的学者也有多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不一一枚举。

三、中外关系史

过去三年近代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研究领域新作迭出，尤其是中日关系领域论著较多，涉及外交、海关、文化交流、外交文书翻译、政治宣传等领域，很多研究成果品质颇佳，值得关注。这里仅重点介绍一下孙江的论文。孙文关注了“五四”在日本知识界的反响及由此激发的以吉野作造为代表的日本左翼知识界对中国学生运动的支持情况，吉野在五四后写信给自己曾经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邀请北大师生访日。对于吉野作造的提议，李大钊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但如何实现此目标，双方意见不一。“五四事件”一年后，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得以实现，但这与吉野作造的中日两国相互“提携”的初衷——打倒各自国家的军阀和官僚政府、防止“过激思想”的蔓延，相去甚远。究其原因，无论是负责接待的日本学生组织，还是中国访问团一行，两国学生更关心的是“过激思想”——苏俄革命问题。这次失败的中日知识界的互动预示了以后二十年中日关系的未来。

这个领域的其他主要论著还有金光耀《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崔志海《美国与晚清中国》、崔学森《清廷制宪与明治日本》、孙江《五四时期中日知识界的往还》、唐启华《五四运动前之公布“中日密约”问题》、屈文生等《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马晓娟《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战研究（1868—1937）》、翟意安：《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杨智友、李宁《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关》、潮龙起《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张志勇：《赫德与晚清外交》、徐志民《近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政策史》、《留学、战争与善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等等。

金光耀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

崔志海

美国与晚清中国

四、社会经济史

相较思想文化史、政治史和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的热闹，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著述也为数不少，只是出版的专书数量稍有逊色，关注的领域比较侧重社会经济史等宏观层面，当然也有一些微观研究著作。在这些成果中，周健的《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830—1911）》一书值得介绍。该书以18世纪中叶以降的清中后期田赋尤其是漕粮为对象，使用了各种丰富的材料如广泛档案、政书、地方田赋收支记录等，从制度史和财政史两个角度，努力将晚清赋役制度放在各级政府的财政运作中来观察和理解，通过大量细节性的描述，试图呈现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与实际效果，从而大大推进了晚清财政经济史的研究。而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一书，以较少为学者关注的盛宣怀的赈务救济活动为中心，重新展示盛宣怀的这一事业及其在盛氏整个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凸显了盛在晚清政治大潮中的复杂角色和作用，为我们更全面了解晚清重臣盛宣怀做出了贡献。

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这个领域其他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小田《风土与时运：江南乡民的日常世界》、阮清华《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唐仕春《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李长莉《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章思睿《塑造近代中国牛奶消费》、王立群《北洋政府时期京直地区八旗土地研究》、蒋宏达《子母传沙：明清时期杭州湾南岸的盐场社会与地权格局》、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卢忠民《北京五金商铺研究（1914—1940）》、任智勇《咸同时期的榷关与财政》、徐昂《陈光甫与民国政府关系研究（1911—1937）》、燕红忠《中日货币战争史(1906—1945)》，等等。

五、书信日记文献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大量日记书信文献的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以日记、书信等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成果渐多，如邱捷以晚清一个广东州县官杜凤治的日记为主写成的《晚清官场镜像》一书，还原了诸多晚清官场运作细节和当时官场的腐败情况，为我们更好理解和认识晚清政治和社会实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邱捷：晚清官场镜像

其他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对日记、书信等文献所做的梳理或介绍工作的成果，还有马忠文的论文集《晚清书信日记考释》、王振忠的论文集《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裘陈江《知所先后：近代人事与文献的考索》、韩策《〈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是怎样传钞流转的？瞿兑之传承近世珍稀文献的重要一页》等。另外，研究者为近代人物所编辑的年谱，也有值得注意的成果，像王刚《荣禄年谱长编》、郦千明《沈兼士年谱》、杨洪升《缪荃孙年谱长编》，等等。皆利用新发现的材料，详细补充了谱主的生平细节，很有利于后来的研究者。

六、新领域的研究

除了以上这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外，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动物史、阅读史、知识史、微观史、全球史、概念史、技术史等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如动物史的研究有邹振环的《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冯闻文《洋场上的禁苑：晚清上海租界的季节性野味禁令》等。邹著努力在一个全球文化语境中，围绕明清间《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坤舆全图》《坤舆图说》《狮子说》等汉文西书，以及《澳门纪略》《兽谱》《海错图》等一系列明清动物文献中呈现的各种动物知识，力图揭示由此形成的认识情况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其研究总体上比较侧重于明末以来的西学文献中对有关动物知识的描述和再生产。冯文关注的是租界时代上海的人和动物关系，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殖民者同受殖者的权力关系乃至双方共同打造调适的权力秩序情况。文章所用材料丰富，叙述很有故事性，是一篇颇有新意的佳作。

邹振环：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

在阅读史和知识史方面，有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两本著作，关注晚清以来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学知识包括卫生、启蒙、新名词等在中国引介和被接受使用的情况。他还领衔编有一本《近代中国的阅读史》论文集，收录了九篇文章，涉及如何研究下层民众的阅读史、如何从阅读史角度重新讨论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建构史，内容丰富，颇值得一读。于京东从知识史角度对地图进行研究的系列论文也颇有新意。他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领土性”与“国家感”——一种政治地图学的观察视野与分析理路》，《地图上的“绝对主义”——画像、空间与政治权力的再生产》，《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图绘制与国家建构——卡西尼地图与近代法兰西的国家测绘工程》，等等）。

在微观史研究方面，程美宝的专题研究《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与王笛通史性的著作《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颇值得注意。尤其是程美宝的这本小书，小题大做，将视角聚焦于像黄东这样为英国人打工的华仆及其他类似身份的小人物，利用各种间接的资料重构了其历史，非常具有故事性和方法论的意义，为中文微观史研究的一部不可多得佳作。与之对应的则是徐涛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万国商团的专书《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

程美宝：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

近些年来，关注技术层面的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动向。较之于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或经济史研究，技术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提供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有薛轶群《万里关山一线通——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构建与运用(1870—1937)》、王奇生《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张志云《中国海关医员的中医药研究与海关医报的编纂（1871—1883）》、郑彬彬《政治需求与经济考量：英国驻华使领馆的医官配设及影响（1843—1870）》、郑彬彬、张志云《英国在华使领的情报工作与修约决策（1843—1869）》、齐小林《技术史：中共革命研究的进路》，等等。

其中薛轶群的专著《万里关山一线通——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构建与运用(1870—1937)》，以晚清以来中国的电信技术引入与变革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运用，在当时的关键关系架构中“阐明中国是如何通过国际电报网络的构建与运用以因应近代全球通信网的形成与变迁”，还注意考察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电报的被使用情况，同时关注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以及在技术引入过程中出现的新式人才的情况，借此来透视和再现中国在电信技术近代化过程中的遭遇。

七、小结

以上列举的过去三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只是为笔者所知的一部分，挂一漏万，肯定存在诸多疏漏和问题，但管中窥豹，亦可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繁荣。不过繁荣之外，在笔者看来，也存在一些稍令人感到担忧或疑惑的问题，故不惮冒昧，简单列举如下，供大家指正。

首先是存在一些盲目模仿追风海外史学界尤其是汉学界和台湾学界的情况，而缺乏对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辨析，这些年兴起的阅读史、情感史、环境史、数字人文研究和跨国史研究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比较严重。

其次，一些学者在积极从事新领域的研究，但其研究经常只是运用几个新名词或新概念，从近代化或西学东渐等单一的角度立论，缺乏对这些新领域语境及其研究方法和意旨的把握，更没有使用新材料和讲故事的能力，使得其研究似新而实旧，且很可能只是邯郸学步或可以为了迎合时髦，把传统研究的长处给丢掉了。另外，一些研究喜欢使用当下比较流行的新词，如货币战争、治理之类词语，这些新词是否适合用来指代我们的研究对象，或者是否会导致或出现以今律古的问题，或者是否太过迎合当下，都值得反思检讨。

再次，是低水平重复或在伪问题上打转。很多的研究论题看似很新、也用了很新的材料、很周密的论证、很前沿的理论或研究成果，表达起来煞有介事，但其预设或问题意识都是充满问题，甚至是不成立，引用的理论也往往是一知半解或是道听途说，所以看似精致的研究，其实是自作多情，自我原地打转，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新的认识。但这类研究很唬人，很有市场，经常能忽悠一些编辑和读者，甚至是中国历史学科的领导者。

再次，依然喜欢关注宏大问题，依然喜欢谈大叙述或建构某方面的特色，而不考虑当下的实际情况。当然宏观问题的讨论是必需的，宏大叙述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刻意为了某种需要或刻意标榜自我创新，东拉西扯一些或相干或不相干的东西，高谈阔论，再做出学术创新和为国分忧、为学术界指路的姿态，只会误人子弟，更会误导学术界，为害甚大。

再其次，不看史料，喜欢结合既有研究谈理论问题或研究设想等“虚”的问题。此类研究近几年颇为流行，表面是指导后来者的研究，或者美其名曰同国际接轨，实际上大多经不住史料的检验与逻辑关系的推演，很多时候只是作者自己的想当然或自以为是。但这类研究很有市场，尤其容易吸引年青读者和外行人。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些年随着各种史料数据库的不断推出，各种新材料的整理或影印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但由此导致的负面影响，就是很多人做研究越来越不看原始资料、不读常见书或常见史料，而务求新材料，或舍近求远在有大量中文材料尚未使用情况下去利用一些外文材料，或依赖数据库检索打天下。实际上，他们即便在研究中使用一些档案材料或外文材料，也只是用来点缀或包装，并没有对真正一手的资料进行仔细的收集、阅读和消化，并没有充分地使用既有已经出版或比较容易得到的材料。这使得很多研究成果看似所用材料丰富，实际其所用材料同质性很强，多属报刊材料或某一类如档案、或文集、日记等单一材料，不但没有做到材料的多元化，还对所用单一材料缺乏考辨，有盲目采信、捡到篮里就是菜的问题。

作者简介

张仲民，河南尉氏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等职。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亦从事历史学理论的译介工作，著有《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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