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中国学校体育文化1919-1949三、中国现代学校体育发展（1919-1949）“壬戌学制”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1922年是“壬戌”年，该学制就被称为“壬戌学制”，次年9月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壬戌学制》是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参照美国“六三三制”。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公布，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课”。并纳入了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这是我国学校体育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壬戌学制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体育教材以田径、球类、游戏、体操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士体操。壬戌学制下的体育课程，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从课程设置看，体育课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体育课程的名称由“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体育课程目标明确提出了“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个人之本性及人格”；在课程内容上，废除了中小学的兵操，以田径、体操、球类、游戏等为主要教材。壬戌学制颁布后，学校体育课程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学校课外活动及校内外运动竞赛比过去更加活跃。重视了对师资的培养。当时最为典型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

教学上开始重视体育教学法的研究如：初段：准备运动——中段：主运动——后段：整理运动。开始着手进行体育教材建设。国共两党的统辖区域，学校体育发展并不一致国民党时期，学校体育发展很不平衡。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了学校体育的领导机构，先后颁布了不少学校体育法令。教育部还聘请国内外一部分体育专家编写了各种体育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培养了体育师资，这些反映了当时体育界有识之士对实施学校体育的某些设想和愿望，对近代学校体育产生过一定影响。当时，国民党统辖区域，学校体育只注重训练少数选手去夺锦标。多数中小学的体育课，教学不认真，没有教学计划，甚至每课教学事先都无计划，教材多不按规定进行。一般中学，上体育课以打球为主，主要是篮、排、足球，上课点名后，进行几分钟的队列训练和准备体操，就分为几组自行打球，教师在一旁观望或做裁判，形同放羊，称为“放羊式”教学。学校体育发展缓慢，学生健康状况极差。而在苏区和解放区内，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并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运动竞赛和运动会。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广大师生想方设法，因陋就简，土法自制。1941年创建的延安大学体育系，为解放区培养了一批体育干部。

这种对学校体育的热情，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体育的看法有很大关联。毛泽东曾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第三卷2号上，发表了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著名的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略述其中三点如下：“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苏区学校把体育放在重要的位置。苏区的中小学体育课主要以体操和游戏为主，在苏区的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中，足球、篮球、乒乓球、赛跑也是经常举行的活动内容。在根据地学校体育中，不但经常演练传统体育活动，西方现代体育也被很好的消化和吸收。但比赛的宗旨则摒弃了锦标主义作风。根据地学校，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握民族精神，吸收外国体育文化精华，创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办学路子，从而也为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学校体育实施方案》，1942年又修改为课程标准。其中对各级学校的体育课时进行了规定，小学每周120—180分钟，中学每周2学时，专科以上每周至少2学时，一律自修。为适应战时需要，还提出中学体育课程要“训练生活上及国防上之基本技能”的目标，高中设置了军事训练或军事看护课程。1942—1946年间共出版中小学体育教材13种，体育参考书10种，“国术”方面在1940年前后编辑了各种教材49种。但由于战乱的严重破坏，体育设备的不完善，以及“放羊式教学”的泛滥，体育课程的实际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