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民国重看“国学热”，梁启超嘲讽“传统”，今天的人该怎么看？

梁启超有言：“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过渡表现在方方面面，思想文化的过渡变迁也是“千年变局”中的重要一环。传统的思想、文化在近代面临着西潮的巨大冲击，这是中国古代所未有的。自从80年代“国学热”兴起以来，传统是什么，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不仅仅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也是在“过渡时代”下的中国转型的重大议题。

一、西潮冲击下的中国

作为历史上主体相对统一并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国在全世界仅此一例。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历史悠久，思想文化自成体系，今人看来自然十分自豪。但这在梁启超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帝国”，传统在他看来是“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这样的观感无意中点明了一个现实，当中国在近代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似乎难以转身，甚至不知何去何从。

中国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从不缺乏文化自信，这表现在传统天下体系下的“夷夏之辨”。在天下体系中，中国顾名思义是处于天下之中的，西周何尊的铭文即有“宅兹中国”一语。当时的中国尚单指洛阳一地，但随着疆域的扩张和文明的扩展，中国也成为王朝统治下地域的称呼。中国内的百姓，皆是华夏，是知礼仪、明是非、孝父母、尊君长的人群。孟子有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华夏文质彬彬，而蛮夷则是野蛮的代表。在中国古人看来，华夏的自信便来自于文化，来自于传统的礼乐制度。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通过文化的感染力，自然可以怀柔远人。

周润发饰演的孔子

但在近代，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华夷态势逆转，中国由“文”至“野蛮”，从“华夏”降格为“蛮夷”。

作为较早睁眼看世界的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切身感受了西方文明，不由大加赞赏，心中已对既有的“华夏”“蛮夷”之分存有疑虑。早年留学美国的胡适曾说：“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这是一个不断演进强化的倾向，愈往后的读书人，对中国传统的怀疑愈重，对其批判也愈激烈。百日维新的参与者谭嗣同，便曾大加批判中国两千余年的制度：“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稍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更是说：“传统既然是个整体，就必须全面反对，即使孔教并非无一可取，也不能不彻底否定之。”可以看出，中国对传统的信心已经消失，更重要的是，传统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是负面的文化，所以要被遗弃。

胡适

这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前所未见。古代中国也经历了多次文化变迁，域外文明的传入也曾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知识思想体系。但其都被中国传统消解、融合，例如中国化的禅宗。此外，古代士大夫从未对儒学，对整个历史所遗存下来的“先王之法”做完全的切割。同样是西潮的传入，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也尚未引起士人对自身的全面怀疑。

如若将原因全部归结为政治上的失败和西方船坚炮利的极大诱惑，似乎不大能讲得通。古代中国也多次面临“蛮夷”的入侵，且大多时候中国武力不占优势。例如宋朝被元灭国，清朝作为满人入关，也是被华夏传统所“涵化”。应该说中原王朝即使处于战略守势，甚至被外族灭国，但文化依然保持着生机，并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外族。近代中国虽然在西方侵略下被打开国门，但主权尚能维持，亡国灭种的危机并不太显著，况且在以往中国人的认知中，并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首先就立不住呢？原因当在于中西学战、文化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落下阵来。

近代的西潮传入，是西方有准备的学战的结果。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有传播西方文明的任务，西方以成体系的知识对抗中国。国人的观念逐步被西方的判断准则所改变，便不得不对西方亦步亦趋。

传教士

二、社会权势的转移

近代的西方文明，带有全球扩张的性质，对全世界的前现代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前现代国家不是被征服成为殖民地，就是自身内部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中国的情况属于后者，社会结构的改变，更使得传统无法立足。

清末新政里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废科举。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制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国策。诺大的一个农业国家，政权控制无法有效地下达到乡村地区。“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的说法可能稍显绝对，但在整体社会结构上确实如此。而科举制不仅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社会流通渠道，更是将国家所提倡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传播到基层。儒学以此成为帝国内部通行的价值体系，也使得整个国家结构相对稳固。这其中，士大夫（乡绅）的作用不可忽略，他们在朝为官，在乡为绅，是国家的中间阶层。一方面，士大夫是“道统”的传承者，他们自身便是读书人、学者，维护着既有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地方权势的掌控者，肩负着维持地方秩序，教化百姓的责任。

1905年，科举制废除，导致社会权势发生了改变。科举制废除后，曾经的上升通道被断绝，改以新的方式选拔人才，这些乡间的士大夫们，无法再以曾经的方式上升。而且科举改革后，西学逐步成为主流，代替中学成为主要考试科目，而西学在传统的乡间是无法习得的，无奈之下，大批士人只得走向城市，另寻出路。这不仅带来了城乡分离的结果，更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生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扎根于农业社会的乡间土地上。离开了乡土的士大夫，放弃了地方的权势，也放弃了传统的文化，从以往社会权势的重心，变为了社会的“边缘人”。

大批进入城市的士人，思想不中不西，不新不旧，既未受到严格的中学训练，一时间也无法系统学习西方知识，他们初通文墨但不精，他们不再留恋乡土，在认同方面，更倾向于西化的城市精英。例如尚处于上海求学时期的胡适，“见人则面红耳赤”的不自信、“自命为新人物”的渴求以及一直在等待“我的机会来了”的心理，正是思想文化过渡时期士人尴尬处境的体现。在城市中，这一批人只是边缘知识分子，像胡适这样做到留洋而成为知识精英的尚为少数。要跟上城市的脚步，被认同为精英，他们必须趋新，由此便走向了激进化的道路，更为强烈地反对传统。

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传统士人的转型，当然不会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消亡。但是，曾经传统文化的辩护人已然转型，乡间的农民又无法有意识地以中学对抗西学，种种变化自然导致思想权势移位。

三、失去思想重心：中西、新旧的纠葛

近代中国应当可以说是失去思想重心的时代，不同的个体表现出不同的纠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学体系下，逐渐无法自我表述，而民族主义的情绪，使得当时人不得不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方面的转型都面临着许多问题。

且以学科建设和中医为例。中国传统并无如近代西方一般的严格学科划分，经史子集并不如历史、哲学、政治等学科有着明确的界限。近代中国跟随西方的脚步，以西方的学术分科框架来审视中国传统学术，不免会有削足适履之感。胡适对历史的态度是“截断众流”，倡导“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便是希望以西方的学问重新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以此再造出适应现代文明的中国文化，但这个过程却异常艰难。让胡适暴得大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书名，便被陈汉章所嘲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以今天的眼光看，哲学史自然不是哲学的大纲。但在新旧交错的近代，陈汉章之言不得不重新审视。大纲和史的差别，其实体现了两人对史学和哲学的不同理解，在近代的分科体系下，各科畛域不明，传统文化是史学还是哲学，一直是争论至今的问题。

陈汉章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的冲击下也显得无法适应。传统中医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其与传统的思想有着很深厚的联系。中医的上层被称为“儒医”，与儒学有着共同的可理解的话语和知识，一定程度上，中医也是中国人传统世界观的表现。中医因其直觉性的思维，以及更多经验性的诊断方法，面对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往往“理屈词穷”。相当程度上，中医的衰落是儒学体系对抗科学体系的缩影。当然，时人也有拯救中医的措施，历来希望将中西文化接头的梁漱溟，便有志于沟通中西医。但当他亲身研究后却失望地发现，中西医是“彻头彻尾的两种方法，竟然是无法沟通的”！所以他得出，沟通中西医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但在将来却有可能，但这需要依靠西医自身的转变。显而易见，仍然有人相信传统，但这种自信却无法用已经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西方科学来解释。

梁簌溟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的思想人物并无完全的新旧、中西划分，更多是新中带旧，旧中有新的混杂状态。所谓的守旧派，例如钱穆、陈寅恪，实则含有新的成分，更显著的例子是留着长辫子却精通西学的辜鸿铭。而新派中的胡适、傅斯年等人，却认为“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这种状态，使得中国近代的思想界，缺乏一个稳固的重心，总是兴起一拨人未过多久，又一批更新的人兴起，直斥前者守旧，显示出老师跟着学生走的趋势。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无法在新旧、中西里找到稳固的落脚点，而沟通中西又难以完成，中国近代的思想也愈发激进化。

辜鸿铭

文史君说

近代中国传统逐渐“失语”，而新思想的重心又无法有效建立，导致近代中国思想界错综复杂。今天我们仍旧面临着同前人一样的问题，在高谈文化自信，重新发掘传统的今天，由谁来定义和解释传统，仍然悬而未决。钱穆先生言，“文化只能放在历史中去理解”，当传统只属于历史时，如何面对现实呢？若只将传统当作维系今人认同历史的工具，或许太对不起心系天下的古人了。

最后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仅需要“坐而论”，也需要大众的“起而行”。这个工作，不是近代时人可以完成，也不是我们这一两代人可以完成。或许，向古人学习，多一些“天下胸怀”，浑融中西古今，在将来并非不可完成。

参考文献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