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秘书找到时任国家国务局局长的王冶秋，交代他办一件重要的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务必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

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杨度。在年龄上，他比周恩来毛泽东还要大上许多，是妥妥的革命前辈，然而一度却“臭名远扬”，许多人都骂他。

然而，现实首先给了他一记打击。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参加的甲午科、乙未科会试都没考上，心情颇有些沮丧。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会试本身就不容易，科举取士毕竟只是挑选人才的一个固定模式，并不能证明杨度本人就没有大才。

洪宪元年（洪宪元年是哪一年）

这样的活动，有爱国之心的文人都不会落下，杨度自然也积极参与进来，虽然不是主角，但他也因此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还有徐世昌等人，这为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

但说起来，杨度此时毕竟只是个少年，20出头的年纪，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很难让人信服。但这时，一件事改变了他的际遇，这就是：拜师王闿运。

王闿运将杨度视为不世之英才，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并郑重地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是大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

在王闿运这里学了三年，酷爱读书的杨度积累了众多思想学问，连王闿运都调侃他是“书痴”却“自谓不痴”。待觉得学得差不多了，杨度有了新的想法。

但同时也是这个嘉纳治五郎，作为日本人，竟然当众贬低中国人，血气方刚的青年杨度当场就忍不住和他辩论起来，后来还就当时辩论的教育问题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也得到了留日其他学生的称赞和敬佩。

“好哇，他们都要打入朝廷里头来了！”慈禧恨得牙痒痒，直接宣布将梁士诒除名。倒霉的杨度也受到牵连，不仅被除名，还被朝廷通缉，实在是有苦无处说。

这两个同为祖国前途而日夜忧思的进步人士，“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对此，杨度自然很是感激，他也十分尽心尽力为袁世凯做事，殊不知此时的他，每走一步都可能是万劫不复。

鉴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主统治，而目前时势证明又必须学习西方，因此他提出几点主张：

杨度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他选择“君主立宪”，本身就有其保守的一面，希望避免大范围的流血牺牲，相对较为温和的，以改革的方式来挽救国家。他的爱国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但他选择了袁世凯，注定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

其实对于杨度来说，他只是希望有一个“皇帝”，他也认为中国必须需要一个“皇帝”，但“皇帝”是谁，其实没那么重要。他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可以辅佐君主让中国立足于当今世界之林。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推翻四年之久的共和制度，宣称复辟帝制，要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把民国5年（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此即为“洪宪帝制”。

然而没几日，袁世凯的屁股还没坐热，护国运动就爆发了。袁世凯称帝无疑是众叛亲离之举，是对全国人民的背叛，早就惹了众怒。

随着袁世凯的倒台，洪宪帝制落幕，杨度作为“走狗”头头，自然也受到各方攻击。此时的他真可谓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917年，继袁世凯之后，张勋又妄想复辟，他找到杨度来支持自己，而杨度再也不会支持任何人复辟帝制了。这次，他严词拒绝，不仅公开“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而且警告张勋和康有为“及早收束，迅自取消”。此举也重新获得了昔日好友梁启超的敬重。

在同一年，杨度还通过孙中山结识了李大钊。此时的杨度对前路还是一片迷茫，但李大钊已经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告诉杨度：

在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杨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读了许多著作。他开始关注到他从前所一直忽视的工人和农民阶层，而现实中的五四运动等，也让他看到了群众的力量。

此前，乡土意识十分浓厚的杨度就曾预言过：

“得天下者，非我湖南老乡莫属！”

巧的是，杨度和毛泽东都是湖南省湘潭县人。1926年，杨度有个忘年交叫萧子升，此人正好和毛泽东也是好友。当一天晚上，两人对谈时聊到毛泽东，杨度对毛泽东的事兴趣颇大。而当他听到身边人对毛泽东的描述和评价后，结合自身所见所闻，忍不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他曾呐呐自语道：

“得天下者莫非毛耶？”

李大钊的被迫害以及他慷慨赴死的革命气概，令杨度惊怒不已，又敬佩之至。这件事也直接刺激到他，使得杨度毅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929年秋，在潘汉年的介绍下，杨度因为身份特殊又资格甚老，由周恩来直接批准他加入共产党。然而，作为一名中共特科秘密党员，杨度一直处在外界误解中，他是偷偷为党而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是曾经主张排满却坚持中国需要虚君的君主立宪制。

但如论如何，他探索道路的初心并没有错，走错了路之后，也能够及时改正，最终走到了正确的光明大道上。

杨度的女儿杨云慧曾这样评价父亲：

杨度的好友杨友麒的一段话道出了杨度书生气的实质：

“我也有些可惜杨度，从才能上讲，他不比梁启超差，但他把自己的才学很多都浪费在政坛上了。他本身又不是当官的料，他是一个书生，书生嘛，就做书生的事，多好。”

1931年9月17日，年近60岁，胃病肺病等多病在身的杨度在上海逝世了。周恩来、潘汉年都去吊唁。临终前的杨度留下一副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去世的那天，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天，不知是否是老天怜他一生奔波，不愿他亲眼看见亲爱的祖国河山，再被敌寇践踏。

不仅如此，他还一度被当成历史的罪人，湮灭在滚滚红尘中。在1963年《辞海》关于“杨度”的条目中，还是这样形容他：“迫害革命，拥袁窃国。”

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拥有着很大的自信：“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他无愧于一个中国人，无愧于一个革命者，无愧于当时中国那四万万民众。

百年过去了，我们作为和平年代的新生代，享受着无数个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再读起他们的故事，终是忍不住敬仰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