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考据”越来越多地为研究界所接受，但专门探讨“E考据”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文章迄未见到。本文试以《永乐大典》中的“文件”为例，通过对数据库进行文献挖掘，分析“文件”一词在古文献中的存在情况，探讨了“E考据”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运用，展示了具体的研究过程及方法技巧等，以期对研究界有所启迪。

关键词：E考据 ；《永乐大典》；文件；词源

中国存世文献浩如烟海，在手工查检的年代，对于某个问题的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沉淀，才能有足够的材料可资利用。常听说有老一辈教师们为了更广泛地搜集史料文献，发动学生遍翻四库等大型典籍丛书，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真实写照，前辈们“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让人叹为观止。

近年来随着古文献数字化和商业数据库建设的长足发展，检索的快捷性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文献的挖掘能力已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同时对于巨量材料的驾驭和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在读研期间（2001—2004年）开始接触这个领域，后长期浸淫于此、难以自拔。早期研究文献挖掘技术的网络论坛叫“网上读书园地”（），一大批“发烧友”聚集于此，他们十几年来一直醉心于文献挖掘技术的研发、数据库的应用等，乐在其中。早期的中文文献数据库主要“超星数字图书馆”，后来开发出“读秀学术搜索引擎”等一系列产品，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龙头老大，网上流传的各种扫描版电子书多源于此。后又有“中美百万”（）等公益性数字图书馆面世，丰富了数字化中文文献的来源。早期的数字化文献交流论坛有“国学数典论坛”“爱如生论坛”“先秦史论坛”“读书中文网”等，来自全世界的爱好者长期活跃在这些论坛上，现在很多单位购买的“爱如生”系列数据库资源就是来自这里。

笔者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就已经开始应用数据库挖掘史料，后不断将这种手段运用于诸多学科研究领域，如姓氏谱牒、武术史、戏曲史、档案史、史前文化、区域历史文化等，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先后对“巫”字的起源[1]、架阁库[2]、史前八角纹[3]、兰台[4]、同安监[5]等多个重要问题做过探索性考证，都获得了突破性研究结果。

台湾的黄一农先生将这种研究手段方法总结叫做“E考据”，虽然学界对此还存在争议，甚至有人认为所谓“E考据”就是在数据库里“简单一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法手段越来越多地为人所接受。“E考据”绝不是“简单一搜”而已，它首先需要研究者在该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积淀，在研究某个问题时借助于文献数据库来挖掘所需材料，然后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从而推进解决问题。这就像在碎片化阅读的当代，我们不能将碎片化阅读作为全部，而应该是首先要有某领域比较完备的知识结构，然后在碎片化阅读中获取知识的补充，绝不能“反客为主”。

在文书学、秘书学、档案学及行政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中，“文件”都是其核心名词之一，但学界对于“文件”词源的考证较少，且目前多认为此词清晚期才出现[6]，虽然同人们付出了较大的努力，但长久没有得到明显的推进。虽然这种考证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穷尽文献，即使是存世文献也难以穷尽，但这种有限的考证又是必要的，因为它会使得我们更进一步接近真相。

就目前来说，超星数字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书刊数据库，其读秀学术搜索引擎可以实现全文检索，但超星没有开发针对古文献检索的专门产品，所以当用普通关键词进行检索时，往往会得出数量惊人的结果。如用“文件”检索，结果高达1000万多条。除非是检索特殊的关键词，或者使用组合检索，否则太多的结果让人无法使用。爱如生数据库则主要是针对古文献开发的产品，其“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中国谱牒库”等基本涵盖了传世中文典籍，如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文件”可得535条结果，“中国方志库”733条，“中国谱牒库”2874条，虽然从这些子库中检索所得的结果也不少，但爱如生提供了检索年代限定（不够完善），如经过进一步筛选，会发现以上检索结果均出于明代以后的文献，也就是说以上数据库所收清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文件”一词。再检索“书同文”“瀚堂典藏”“鼎秀古籍”“中国金石总录”“中国地方历史文献”等更多数据库，结果也基本是这样。

由于爱如生开发的子库很多，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中国金石库”“敦煌文献库”“明清档案库”，而要么一般机构单位不会购买这么多产品，或者是有些子库尚在建设中，暂时不能提供利用，所以要检索爱如生所有子库中的数据是有一定的难度。

笔者在对爱如生“永乐大典”子库进行检索后得到1条结果，出自第一四五七五卷：“每上下半月，开具递过文件及各各日时。”在其他商业数据库中检索也可得到同样的结果。

《永乐大典》正本早已失踪，现今存世的真品皆为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其总量不及原书的4%，在失踪的1万多册副本中是否还有“文件”不得而知。此外，还有一些明代文献没有被爱如生收录，如《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万历邸钞》《万历起居注》《国朝典故》等，笔者粗略翻阅了101册《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没有发现线索。全文检索了《明实录》也没有查到“文件”。可见就笔者目力所及，《永乐大典》中的“文件”属于孤例。

虽然说“孤证不立”，但却不能排除孤证成立的可能性，所以需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对这则孤例详加考据。《永乐大典》第一四五七四卷至第一四五七六卷为“铺”，前两卷专讲“急递铺”的历史情况。为研究之方便，现将其中涉及“文件”一节的内容迻录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英宗皇帝至治三年，兵部奉中书省劄付，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照磨言，随处急递铺反匿损坏公文、有失设法等事送本部，议得置邮传命，古今良法，行之既久，不能无弊。盖其法每十里设置一铺，排列道次，凡递文字，止凭一铺司承受发遣，其铺司率皆村野愚民，不知利害，不通文理，一铺历尚然不整，岂能表率铺兵，使之依法走递？其铺兵人数，老幼充应，多不堪役，州县官司视同泛常，又不依期亲历整点，遂致文字稽迟损坏，至于沉匿，无从追究，为弊至此，岂宜坐视不加整治？其元立程式，非有可以更张者，但为别无专管之人，以致如斯。所据上项长引隔眼，固是可用，未能悉救其弊。又相离数千里去处，亦难每铺摽写，以此参详，拟合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一周岁交承，其拘该两州县去处，从铺多者差设，相等者递年轮差，使之专督其事，时常于所管铺分往来廵视，务要修置亭舍，什物完备，附写铺历明白，照依元立程式走递，但有老幼铺兵，随即申覆补换。凡入递文字从始发官司，约量地里远近，印帖长引隔眼于上，明白摽写件数、发行日时，至各各邮长去处，摽写发放转递。每上下半月，开具递过文件及各各日时，申覆提调官，依期亲历刷勘整点，署押文案，具报廉访司照刷。若各铺稽迟损坏文字，或附写不明不实，本管邮长就便治罪。其在别管铺分，亦须互相举呈，所属上司行移究治。若邮长不能尽职，致有稽迟者，提调官量事轻重议罪。三犯者替罢，仍出去州县籍记姓名。其于一岁之内，克尽乃役，略无稽迟者，即许从优先行补用。若提调官吏，不行依期用心刷勘整治者，廉访司严加究治，仍于年终将断过此等官吏，通类另行呈台，备呈都省验事，别议黜降。如此责委既专，自能尽心于事，前弊可得渐除。如蒙准呈，宜从都省移咨各处行省，劄付御史台，照会本部依上施行。今将再立到隔眼样式粘连在前，具呈照详都省，仰遍行合属依上施行。

《永乐大典》 明钞本

急递铺在先秦时期已经起源，其主要功能是传递官方文书，因此《永乐大典》“急递铺”中大量涉及“公文““文书”“文字”等名词，还较多涉及“文册”“文历”“文案”“文卷”“文簿”“文卷簿籍”“文檄”“文牒”“文解”“文状”“咨文”“文匣”等名词，而“文件”仅一见。

笔者在传世元代文献《元典章》《文献通考》《通制条格》等典籍中没有找到该段文字，仅在“四部丛刊”影印涵芬楼藏元至正本《国朝文类》（即《元文类》）中发现其别本（标点为笔者所加）：“至治三年，以反匿损破公文有失设法，兵部议：每十铺设邮长一人，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一岁交承，两州县相接之处，铺多者差，相等者递年轮差，使之专督其事，于所管铺分往来廵视，务要修置亭舍，什物完备，附写铺历明白，依程式走递文字，从始官司，量地远近，印帖长引隔眼于上，明白标写件数、发行日时，至各各邮长去处，标写发放转递。上下半月，具递过文字及各各日时，申提调官，依期亲历刷勘整点，署押文案，报廉访司照刷。各铺稽滞损失文字，或附写不明不实，邮长罪之。罪在别铺，亦须互相举呈，上司行移究治。邮长不能尽职，提调官罪之。三犯替罢，仍去州县籍记姓名。一岁之内，克尽乃役，略无稽违者，即从优先补。”

《国朝文类》

《永乐大典》《国朝文类》所辑该内容都是出自元《经世大典》，但篇幅长短及文字内容均有所不同，《永乐大典》中的“开具递过文件”在《国朝文类》中却是“具递过文字”。虽然《经世大典》原书已佚失，很难判定谁更接近原文，但综合考之，似当以《国朝文类》的“文字”为是。不过要弄清《经世大典》原文到底是哪个，还需进一步考证。

然而如果中华书局与台湾大化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确为明嘉靖时所抄副本的话，那么可以说最晚在明嘉靖时已有“文件”（如果副本此处文字与《永乐大典》正本一致的话，时间则要提前到明初），虽然有误写的可能性（也有“文字件数”简写的可能性），但毕竟已经存在事实。且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后世“文件”一词的出现存在影响，如乾隆朝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就极为重视《永乐大典》的校勘与辑佚工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及以前的文献中有较多“文字名件”“公文件数”“文书物件”等复合词（这类词可以同时在“读秀”中检索）。名词的产生往往有其演变过程，如笔者在兰台考中研究“佩兰”词源时就发现其是从“佩戴兰草”简写发展而成。“文件”是不是由以上复合词（及“文字件数”）演变而来值得关注，再者曾被广泛使用的文书学名词“文字”“名件”后来失传，而“文件”一词的出现与勃兴又是否与之有关也值得思考。

《常用中草药图谱》

在明代及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发现更多的“文件”线索，进一步则需要考察清初是否出现了这个名词。通过检索“爱如生”“书同文”等诸家数据库，没有发现清雍正朝及之前的文献中有“文件”一词，但同时发现“文报”“报匣”等词使用频率很高。在乾隆朝文献中发现有三条“文件”记录：《皇清奏议》卷六十七的鄂辉、成德《议西藏善后事宜疏（乾隆五十四年）》第一条中有“所安各塘不过以备驰递文件之用”；乾隆五十七年《八旬万寿盛典》卷八十四有“近以各直省咨部文件往复稽延，命分别设立月限，以清庶务”；乾隆三十九年《琼州府志》卷三“钞课”中有“附知府于霈详请豁免杂税文件”。另外在《高宗纯皇帝实录》中找到两条记录：乾隆十八年六月己酉，“军机大臣议覆，盛京兵部侍郎卞塔海奏称，来岁巡幸盛京，凡经由程站，驿马、车辆俱应豫行饬备……往来驰送文件，请饬盛京将军，于八旗骁骑校内挑十二员，兵二十四名，分拨各站备遣。”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辛亥，“谕军机大臣等，巴尔品奏，近日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来文，殊欠明晰，且有交付字样，业经所呈文件，分别申饬等语，所办甚是。”

《琼州府志 》卷三（清抄本）

对于以上检索结果，须再加考证。关于《琼州府志》，经查超星数字图书馆，收有故宫所藏刻本的影印本，经比对发现，爱如生等数据库里该卷次为抄配本，年代不详，而刻本中无相应内容。因此这条记录存疑，可结合康熙、道光两朝府志进行综合考订，这两种府志在超星数字图书馆里均有资源，经初步比对，发现康熙府志中有“钞课”一节但无相应内容，道光府志中无相关节目及内容，所以对于此抄配本的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关键任务，因此从略。

关于《议西藏善后事宜疏》，通过使用“鄂辉”“驰送文件”等多个关键词在“读秀”中进行全文检索发现，此奏疏有多种别本存世，除《皇清奏议》外，《钦定巴勒布纪略》《明清史料·庚编》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清乾隆年间毓奇、福康安、鄂辉等大臣奏折底稿抄本中均有辑录。但《钦定巴勒布纪略》为节录本，无“所安各塘不过以备驰递文件之用”一句。社科院所藏抄本原件笔者未寓目，据鲁波点校《清初各边疆大臣奏折底稿（续）》（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显示，该句内容与《皇清奏议》一致，但因该抄本的出处及年代均未详，故不能遽下定论。

《皇清名臣奏议彚编初集》卷67

而《明清史料·庚编》所录该文情况比较复杂，其文为“□安各塘不过以备持备（疑误）递文□之用”，在关键处竟是表示不可释读的“□”。该书所给的题名是“内阁抄出鄂辉等奏折（移会抄件）”，其文首句为“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十日内阁抄出”，这些内容均为别本所无。又因鄂辉奏折第一条中还有“所驻官兵不过防范地方、接送文报之用”一句，诸本皆同，所以此处“文□”是否也应为“文报”？《明清史料》虽然是依据档案转录而成，但因其编辑加工比较粗糙，内容杂乱，错讹较多，况且其关键文字处阙如，所以也不能轻易作为实据。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查检台湾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档案》等大型丛书，其中或许影印了这件奏折。

《明清史料 庚编（下）》p1701

另外通过检索“读秀”还发现，对于学界称之为“鄂辉章程”的这件奏疏，已有相当多的关注和研究，如邓锐龄《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赜》、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第2册》等论著或史料汇编中都有相关内容的收录或研究，但都没有涉及本文关注的这个细节问题。虽然他们注意到了版本的不同，但均未予深究。

《八旬万寿盛典》有武英殿活字本和四库全书本传世，为乾隆时期原文献无疑，所以本书中的“文件”是为确证。且从文句语意上看，此处“文件”一词的运用相当娴熟，说明当时此词已经通行。

乾隆《八旬万寿盛典（四库全书）》p031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宗纯皇帝实录》并非乾隆时期形成的文献，而是修于嘉庆朝，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乾隆时期的原文献。但其文字内容形成于乾隆时期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乾隆实录中的两条“文件”记录，可做参考佐证之用，如有条件，还可查阅相关档案文献加以核实确定。

《清实录 · 高宗纯皇帝》6p0749

《清实录 · 高宗纯皇帝》10p1121

由于清代文献存世量巨大，尤其是与“文件”关系密切的历史档案还有大量原件没有公开，已经影印出版的奏折、谕旨等也多无商业数据库提供专业检索（“读秀”全文检索可能会指向这类文献，但仍因结果太多而无法利用），所以目前如要进一步弄清乾隆朝之前“文件”是否已出现的问题，可能仍需采用古老的手工查检方法。

另外目前各种文献数据库较多，除少数提供全文检索的外，还有大量目录库、提要库和影像库等，甚至是很多个人和项目建设的内部文献数据库，中国港台地区及美国、日本等区域也都有建设，研究者很难做到逐一尝试，但这其中肯定还有更多的线索待查。

通过检索部分数据库还可以发现，乾隆朝之后“文件”已较多出现，到晚清时普遍使用，同时还发现“文件”一词的使用似与军机处有着较大的关联[7]，另外与公文有关的名词在古代驿递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8]，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

对于从数据库检索所得的记录，一定要核对原文，有的数据库是文字和影像对照可以查证，有的数据库只提供文本内容，这就需要另找原文核对，可以是扫描的影像，也可以是纸质影印本，甚至找古籍原本。这里试举一例，在“国学大师”网络数据库中用关键词“文件”进行全文检索可得899条结果，经粗略浏览发现，其《全辽备考》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标点为笔者所加）：“牌档：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文件故也……”其中赫然出现了“文件”一词！《全辽备考》一名《金辽备考》，为《柳边纪略》的别本，内容基本相同而略有差异。查续修四库全书所收筠石山房本《柳边纪略》[9]对应内容为：“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另查“辽海丛书”所辑《全辽备考》中相应段落也是“若档故也”。另外“国学大师”中《柳边纪略》的相应段落中两处“档”字亦为“文件”，不知是录入致误还是其数据来源的问题。

《全辽备考》（国学大师网络数据库）

《柳边纪略》（国学大师网络数据库）

以上是笔者用“以案说法”的形式来讨论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如何应用“E考据”的问题，囿于篇幅的限制、数据库权限的不足及纸质文献借阅的不易等因，本探讨无法实现更为全面的铺陈，仅为有限示例而已。但仅此足以说明“E考据”并非“简单一搜”而已，更不是“伪考据”[10]，要想将“E考据”更好地应用于学术研究，除了要有相应的学术积累外，还要有一定的材料驾驭能力和分析能力，另外有时候还要结合运用其他的方法手段[11]。“E考据”是“立体性”的，绝不是单纯仰赖于数据库，切不可把数据库检索当作攻无不克的利器，而在有限的数据库中检索到有限的信息后就急于下断语。

在本文撰写完成后，笔者看到《光明日报》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新文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12]，其中引用马费成教授的一段话，“当代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了全新研究场景，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整个文科的研究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使得过去许多不能开展的人文社会问题都有了新的研究手段”。可见“E考据”被主动引入人文社科研究中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国家认同视阈的家族档案研究”（18BTQ09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张全海.“巫”字的起源[J].寻根,2012(3):98-99.

[2]张全海.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宋代架阁库——中国古代档案管理模式研究系列[J].档案学通讯,2016(1):12-16.

[3]张全海.八角纹续解——苏美尔金星女神“伊南娜”的象征符号[M]//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第二届丝绸之路彩陶暨嘉峪关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146-154.

[4]张全海.西汉未央宫“兰台”得名与位置考[J].档案学通讯,2018(6):67-70.

[5]张全海.北宋舒州同安监位置考[J].江淮文史,2018(6):158-161.

[6]可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2002版），另还有：丁海斌,康胜利.“文书”“公文”“文件”“档案”四词生成、演变之文化形态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6(2):47-51；赵志强,马玉杰,王冬梅.“文档”“舆图”“文件”词源考证[J].档案学通讯,2018(6):70-74.

[7]如鄂辉的奏疏就是乾隆帝批给军机处研究后由军机大臣和珅领衔复折的，《高宗纯皇帝实录》中的两条记录也是与军机大臣直接相关，梁章钜《枢垣记略》一书中有“遇有行在军机处文件，分别照行”也是这样。

[8]可参考：仇润喜,刘广生.中国邮驿史料[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9.

[9]《柳边纪略》传有康熙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但国图网站及有关书目未见著录，柯愈春主编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杨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推定台版《明清史料汇编》第7集第12册所收《柳边纪略》母本即是国图所藏康熙原刻本，但此本实际上是自称据民国“国学文库”排印本翻印的，并非据康熙原刻本影印，而“国学文库”本又自称是据光绪“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刻本排印的。